选拔人才的“上下”法则
因事择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用余人。因为事之有限，必然要求用人有限，即使是事业发展，用人增加，也毋需无限增加，就用人数量而言，其增长水平，一般来说，只能是低于事业发展水平。唐太宗李世民，任人一贯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方针，他常告诫群臣“选用精明强干的官员数量虽少，效率却很高，如果让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占居高位，数量再多，也是人浮于事。”他责成房玄龄负责调整规划30个县的行政区域，减去冗员。唐太宗还亲自督促削减中央政府机构，把中央文武官员从两千多人削减为643人，他还提倡对年迈体弱的官员给予妥善的安排和荣誉，使他们乐于让贤，让更多年轻有为、办事干练的人有机会为国效劳。由于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官员，使唐朝贞观期间，出现了官员精干、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的局面。
但是，“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并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意识到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滥封王位，至天京失陷前，封王竟达二千七百多人，以至严重破坏了论功行赏的原则，造成“多王”并立，甚至各自拥兵自重的涣散状况，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也是自此以后任人、用人的重要教训之一。
既然“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那么为什么历史上某些朝代和当今一些部门、单位仍然官员众多，人员滥任呢？原因不外乎五点：一是缺乏一套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规和约束机制，尤其是国家机关定员和企业岗位定员缺乏严格规定，即或有之，也因缺乏配套措施而无法执行，有的甚至无人过问。二是副职设置太多。由于分工太细，各领一行，以致有一方面工作即设一方面副职分管，结果是一正三副、四副，乃至七副、八副，而且只增不减。三是机构小而全。上有部门，下面必有所设，以示对应、重视。结果，一个企业即是一个小政府，其机构之繁，不亚于“省、市、自治区”。四是新老交替不正常，该退的退不下，该上的还要上，新老重复，职务重复，机构重复十分严重。有的机关单位，占居职位而不正常工作者几近半数。五是能上不能下，受终身为仕思想的影响。虽然人们常常齐唱“能者上，庸者下”的高调，但是由于“终身为仕”的封建意识的存在，由于少数裙带关系的作用，对“关心人，爱护人”的歪曲理解，“多摘花少摘刺”的心理效应，造成在许多情况下能者、庸者齐上的状态，有的甚至出现“庸者上，能者下；亲者上，疏者下；顺我者上，逆我者下；犯错误者上，无错误者下”的极不正常、极不合理的情况。如此，在位者竞相溜须，以求长留；不在位者争趋拍马，以早求上进，以至许多人中能“进而为官”，不能“退而为吏”，更不能“弃官为民”，滥进少出，官员有增无减。
所以，要使人员精干，必得完善用人管理制度，尤其是严格控制定员，严格精简机构，强制推行“能者上，庸者下”的迁黜制度。同时，破除陈腐的“荣辱观”、“优劣观”、“是非观”，造就人员能上能下的社会舆论环境。
有人说：“油多不坏菜”、“人多好办事”，其实，此话大为偏颇。首先，人多未必好办事。“一个和尚担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和尚没水喝。”不正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人多事少，必致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甚至无人问事。其次，增添一人、一个机构，就增添一层关系，增添一个“故障”因素，增添一组矛盾，必然造成管理层次过多，管理幅度过大，继而降低工作效率。三是余人闲置，无事生非，使忙者不安，积极性受抑，逐步形成“比闲不比忙，比钱不比事，比数不比效”的不良风气。正如宋朝包拯所言：“若任而不择，择而不精，非不能为治，抑所以为害矣。”
那么，面对余人过多的既成事实将如何处理呢？首先，必须具体分析余人过多的原因，余人分布及余人类别，然后据其不同情况区别处理，对年老者可劝其退休，对体弱者可劝其退职，对中青年人员可分期组织进修，提高业务水平，对不称职者可免职、降职，力求因事而置，不多用一人。其次，对精简余人要有决心，有措施，并长期坚持，永不“破例”。
首都钢铁公司在1986年前后的几年内，下决心裁减官员，仅厂长级领导人员就调上来297人，调下去409人，此举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地树立起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让”的新观念。
四川省遂宁市从1986年1月起，对全市各级领导人员进行了政绩考核。据其考核结果，表彰了13名政绩比较突出的县级领导人员，提拔了63名德才兼备、政绩显著的人员担任高一级的领导工作，降职安排了23名政绩平平的领导人员，罢免了53名不称职的领导人员，从而使遂宁市各级机关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再次，戒除任人问题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奉行“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原则。
北宋时，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占居高位，不愿退位。为此，当时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给仁宗上书《论百岁致仕》的奏章，建议对那些年老而不愿退位的人，应由御史台监察劝其退位，并给予适当安排。包拯就曾上奏皇帝要求弹劾年过八十、身兼数职，不能治事而又贪恋官位的张若谷。说：“龙图阁直学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张若谷，年逾八旬，眼花耳聋，仍未自请致仕，人之寡廉，一至于是！臣欲奏明皇上，促其致仕。”在包拯的呼吁下，皇上终于让张若谷告老还乡。而包拯自己，则更以身作则，年逾花甲时，曾七次上书求退，仁宗皇帝不但不准，还在包拯晚年时提升其为礼部尚书，但他至死不受此职。
让“士”为知己者“悦”
曹操初起兵时，兵少粮乏，却能迅速壮大起来，由最初的每战必败，到后来每战必胜，这与他每到一处必招揽天下贤士英雄有极大的关系。
最初追随曹操的，只有武将夏侯渊，但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原来投靠袁绍的荀彧。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年少时就被曾看中曹操的南阳名士所推崇，认为他是“王佐之才”。在袁绍那里，他得到了上宾的待。荀或，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年少时就被曾看中曹操的南阳名士所推崇，认为他是“王佐之才”。在袁绍那里，他得到了上宾的待遇。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即曹操起兵推荐袁绍为盟主而讨董卓的第二年，荀或看袁绍终不能成大事，而投奔了曹操。曹操喜出望外，当时就高兴地说：“吾之子房也。”也就是说：我得到荀或，就像刘邦之有张良一样。而张良是汉刘邦的总军师。一曹操当即任命荀或为司马。当时荀或只有29岁。
“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逐鹿天下，得办事之人当然不错，但能得上智之士、谋略之才，则最为上乘。曹操本人虽然也是个大谋略家，但得了荀彧，就犹如周文王有了姜太公，刘邦有了张良，如虎添翼，如龙得风雷之助。可以说，自从曹操得了荀或之助，便由弱及强，步步为营，逐渐走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之位。而荀彧也是在曹操这里，屡献奇策，屡建奇功。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为报父仇征讨徐州陶谦，荀彧带领少数兵马留守曹操的大本营鄄城。当时张邈、陈宫等背叛曹操，潜迎吕布，欲攻鄄城，并佯装来告诉荀或说，吕布来助曹操攻陶谦，要荀或备军以迎吕布，荀彧洞识了张、陈的阴谋，即勒兵防备，并驰召留守东郡的夏侯渊，杀了一些谋反者，吕、陈、张等看阴谋不成，且鄄城有备，遂引兵去。这样，范、东阿、鄄城等三城得以保全，以待曹操归来。如果这次不是荀彧的洞察和巧妙周旋，待曹操归来，将无立锥之地可待。此荀彧献奇谋之一也。
这一年，陶谦死，曹操欲攻战徐州。荀或献策日：“过去，高祖刘邦保守关中，汉光武刘秀征讨天下时据守河内，都是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艰守，所以虽然时有困败而终成大业。曹将军您本从兖州起事，并在这里平了黄巾军，这里的百姓对您归心悦服。这块地方就是您的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曹操遂采纳荀彧的谋略，分兵平定诸县，并广储粮草。这样原为流寇式的曹兵遂有了块坚固的根据地。这又是荀彧的策划。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流亡度日的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曹操有意欲迎汉献帝都许昌。但有人反对说，东边的吕布、袁术等都未平定，况且洛阳挟持皇帝的守军也未必能制服．荀彧则劝曹操说：“过去春秋时，晋国晋文公（重耳）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遂定霸业；汉刘邦东征项羽，以讨其除义帝的不义为名，而天下归心。今献帝还归洛阳，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在这种情况下，仁人志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假如能于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这就是大顺；秉至公以服雄杰，这就是大谋略；扶弘义以致英俊之士，这就是大公德，天下即使有叛逆之臣，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患累，这也是明智的。如果不以此时定此事，就会四方生异心，丧失得天下的大机。”在荀彧的劝告下，曹操才进兵洛阳。已如惊弓之鸟的汉献帝．立即拜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荀彧的这一策略使曹操获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优势。从此，曹操的地位威重四方。此又一荀彧的策谋也。
荀彧对曹操的最大贡献，应该说是他一策而定曹操与袁绍决以雌雄的决心，并出奇谋使曹操取得官渡大战的胜利，而官渡大战的胜利，使曹操统一了中原。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各领大军相拒于官渡。在此之前，孔融曾对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文有田丰、许攸作为智谋之士；审配、逢纪是尽忠之臣，为袁绍周旋调度；武将有颜良、文丑这样勇冠三军的战将，恐怕很难克服。”荀彧则精辟地分析说：“袁绍兵虽多，但治理不严，调度不明；田丰则刚直而犯上，许攸则贪于财宝而无用，审配是专而无谋，逢纪更是刚愎而自用；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后来的官渡之战，袁绍集团的表现基本上一如荀彧所作的判断。官渡之战刚开始，曹操就一举斩掉了颏良、文丑这两个袁绍的战将。两军在官渡相持四个多月，不能相下，曹操的兵力远少于袁军，且粮食缺乏。曹操自度难以取胜，又怕其他地方的豪强乘其不备，遂相持到十月便有退保之心。这时曹操便写信给留守许昌的荀彧商讨退军之事。荀彧立即写信劝阻，力主决战。他说：“您的军粮虽少，但也不如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间时那样困难一当时刘、项没有一个肯先退守的，因为先退者势必屈：您以相当于十分之一的军队，划地而守之，扼住袁绍的咽喉而使其不能进军已半年矣。到这种情势不支之时，必将有变，这正是用奇谋的时候，不可失去良机。”曹操遂用荀彧谋，并用袁绍那边反叛过来的谋士许攸的计谋，偷袭袁军粮库．使袁军大败一败后不久，袁绍就病死了。
袁绍死后，曹操欲挥师南下，攻打盘踞荆州的刘表。荀彧又建议曹操：“今绍死，其众离心，宜乘其困，愿公急引兵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其朝贡之不入，则天下都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于此时放弃攻河北，而挥师远征江、汉，若袁绍的儿子收其余烬，承虚出你之后，那你的大事也就难济了。”于是曹操从荀彧之计，北定河北之燕、代，收复了大片土地，基本平定黄河以北地区。
荀彧向曹操所献的奇计奇谋，皆如此类，而每一次所献奇策，都具深远之洞察力、高深的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正是由于荀彧对曹操事业的卓越贡献，曹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建安十一年又上表请增封荀彧。在曹操的表封书中对荀彧是这样评价的：“臣白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或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启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稂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或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北，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或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趴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荀彧觉得自己无野战之功，所以对曹操的两次加封都坚辞不受。曹操就给荀彧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
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对荀彧有如此的褒扬，可见荀彧的才略，亦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因为荀或德行周略，非正道不用其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之士皆以他为宗。所以以他为中心，为曹操汇集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才群体，他为曹操举荐重要人才就有：荀彧、钟繇、司马懿、郭嘉等。由他引致而来的当世知名之士就有郗虑、华歆、王朗、苟悦、杜袭、辛毗、赵俨等，这些人中位及卿相者以数十人。荀彧本人则折节下士，坐不累席，举荐人则不拘一格，皆以智策举之，而这些人则终各显名：他所举荐的苟攸，后来成为魏的尚书令，也是推贤进士的伯乐。曹操本人非常佩服二苟的知人之才，他说：“二苟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由此论之，可以说得一大才，就不会只得一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时可以说能得一大才，就会同时得到以这个大才为中心的人才群体，而使得之者享用不尽。曹操得荀彧，可谓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操之得苟以及由他而带出的这个人才群落体，已使曹操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实现了大半。
曹操于马背上揽英雄之心，不仅仅是得到了荀蘸，谋臣中还有荀彧、郭嘉；经世之士则有辛毗、毛介、崔琰、钟繇、田畴、陈群、郑浑等；武将则有曹洪、夏侯渊、张辽、于禁、张邰、李典、徐晃、乐进等，这些武将个个勇冠。三军，智勇都不在关羽、张飞之下；而文士则更是群贤毕至，有孔融、陈琳、阮禹等。加之曹操与其儿子曹丕文武双全，更有他的小儿子曹植文才最为璀璨，一时群星灿烂，蔚为壮观，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光辉时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