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已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天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僧徒们诳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诳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迦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经》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小大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否？”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像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杀死比丘。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修特胜观。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阿难等大弟子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致的。宗教信仰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五见加贪瞋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爱无为的是懒情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以涅槃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曰死”（佛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也可以说入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但是佛教从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第四是道谛。所谓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说“心不着欲乐境，又不以不正思维苦身（例如修不净观发生流弊），离此苦乐两端而行中道乃得解脱”。中道的意思是教人不要爱死，也不要怕死，要死时就死，任其自然。佛学是研究死的学问，佛经中讲这种死道理的话多得很，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言语支离，措辞琐碎。反正没有人需要什么死道理，这一部分讲死道理的佛经被消灭，是毫不足惜的。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忽然觉悟的所谓无上正觉，主要就是这个四谛。苦灭（苦灭二字可概括全部佛学）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根本出发点是贪欲，认为一人已得的生命和享受，都是无常不能长保，已得的不能长保，固然是苦，未得的不能取得当然更苦。因为无论出家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就是本人得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别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赃物施给佛寺，赃物就叫做净财，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至于赃物从迫害千百穷人得来，僧徒是不管的。《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悬出骇人的高价，可谓贪贪相骗，贪鄙已极。照这个经说“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施钱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入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优厚，未免骗得使人不敢置信，贪人却看到报酬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赃物来交换。凡是佛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愈益肆无忌惮，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
四谛以外，还有几条重要训条：第一是忍辱无诤。第二是慈悲平等。佛经强调忍辱，教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苦，心中不生怨恨，释迦自称前世曾作忍辱仙，修忍辱法，毫无怨恨地让国王支解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任何苦痛像绵羊那样让统治阶级宰割吗？多么荒谬恶毒的说教！无诤与忍辱相似，也是要被压迫者忍辱，不与压迫者争斗。在具体行事中，如果有人妨碍佛教徒的寄生虫生活时，佛教徒以护法保教为名，完全不顾忍辱无诤的训条，争斗异常猛烈。举个例来看，唐初傅奕反对佛教，说“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僧徒不拜帝王）。僧徒法琳出头力争，说傅奕叫佛为胡鬼，僧徒为秃丁，此辱不可忍。他怒骂傅奕说“邪见竖子，无角畜生，夙结豺心，又怀虿毒，无丝发之善，负山岳之差，长恶不悛，老而弥笃，乃以生盲之虑，忖度圣尊，何异尺之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谓阐提（下愚）逆种，地狱罪人”。傅奕的议论有益于国计民生，却触犯了寄生动物的利益，什么“无角畜生”、“阐提逆种”等凶恶语句，任情放出来，一丝一毫的忍辱无诤都忘掉了。可见佛教训条专为骗民众而设，并不约束佛教徒本身。所谓慈悲平等，同样是一套骗术。佛经叙述地狱中的各种暴虐刑罚，说明佛教思想极端凶残极端野蛮。如果思想不是那样惨毒，不可能设想出这许多惨刑来。天竺当时还大量保存着奴隶制度，地狱中种种惨刑，在天竺现实社会里是有事实根据的。慈悲往往表现为禁屠宰、禁渔猎、修放生池等，对动物表示慈悲，至于屠夫渔人猎户的生计，是不在意中的。因为这些人死后都得入地狱受罚。佛教所谓大慈大悲，实际只是让猛兽害虫生长无阻，自由害人。佛教看农民是地狱的候补人，一切被压迫被虐待的穷苦人，都是前生作业，现世受报的罪人，所以对劳苦群众不会发生丝毫同情心。举佛教对首陀罗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只有残忍并无慈悲。首陀罗是所谓贱种，专业农耕。耕地必伤虫蚁，因伤生过多，首陀罗死后必堕地狱受恶报。僧家田地租给首陀罗耕作，僧家六分抽一（粮食），或三分抽一（蔬菜），其余诸事一概不闻，如此，杀生之罪全由首陀罗负责，僧众吃租米，是依法食用，不生其罪（见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让首陀罗入地狱，自己坐食租米，替首陀罗分一点罪过是决不可以的，这就是佛教的所谓慈悲。说到平等，承认首陀罗也有佛性，这似乎含有一些平等意义，但又说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等于承认畜生与首陀罗平等，因为首陀罗杀生害命，死后当入地狱，变畜生还是较好的出路。佛教重商人，贱视劳动生产者，戒律禁止耕地和养蚕，以为未来生中，当受苦无极。又贱视妇女，肯定不得成佛，要成佛先得转男身。僧律二百五十条，尼律加倍有五百条，僧受戒时，律师叫他洗浴，暗中察看是否是黄门（无男根的人），黄门是不能和男人平等的。佛教如此贱视农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平等可说。
释迦牟尼在世时，以四谛、忍辱无诤、慈悲平等等训条宣扬佛教，收得不少徒众。他住在摩揭陀国首府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传道，王舍城中归佛出家的人渐多，寡妇孤儿渐增，从事生产的人渐少。由释迦牟尼领头，一群僧人按时向各家讨饭吃，王舍城出现一大批寄生动物，当地居民对佛大为不满。释迦的儿子和旧妻都出家学道，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家修道，国家衰乱，为附近小国室罗伐悉底国的毘卢择迦王所灭。室罗伐悉底国太子名逝多，建祇园精舍，使释迦牟尼率徒众居住。灭国之仇，佛既出家，可以解释为不复留意，但《仁王护国经》说，“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国土安立，万姓快乐，皆由般若波罗蜜”（信奉佛法）不论大小国土中，如有灾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若未来世国王护持三宝（佛、法、僧）者，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一名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轮是一种武器），二名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三名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四名雷电吼菩萨，五名无量力吼菩萨”。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伐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所谓未来世国王有难，他会使什么大力菩萨拿着武器去保护，这不是扯诳是什么！全部佛经都是诸如此类的扯诳，信奉它可以得亡国之祸，净饭王就是因信佛亡国的。室罗伐悉底国后来也是因信佛亡国的。
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诳话连篇，无处不是诳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佛在世时，已有上千的信徒，因为佛所说诸法全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根本无事实可寻，佛死后，以大迦叶为首的五百徒众，诵出各人所闻，规定为佛说，以富娄耶为首的五百徒众，也定自己所闻诸法为佛说，佛徒开始有宗派分裂的趋势。在天竺割据盛行的社会里，佛教闹宗派分裂是很自然的事，因信徒中闹宗派，佛徒渐分为上座（流为小乘部）大众（流为大乘部）两部，所谓上座，指名位都高，固守旧说的一群人，所谓大众，指名位都低，想修改旧说的一群人。大约佛死后百余年，上座大众两部大决裂，大众部首领名大天，据《婆沙论》所记，大天是商人的儿子，商人远出经商，久不归来，大天长大，与母通奸。后来商人回家，大天设计杀父，与母同逃到波吒厘子，遇见曾经供养过的罗汉，恐被告发，又设计杀罗汉。后来母又与别人私通，大天发怒杀母。大天自知有罪，听说佛教有灭罪法，投鸡园寺出家受戒。照《出家功德经》说“度一人出家，胜起宝塔至于梵天”（极高的塔），大概大天的禽兽行为，一出家就算免罪了。《婆沙论》又写了大天对徒众所说若干新见解，其中一条是“但有智人能说诸法亦得造经，汝等若欲作者可随意作”。固执旧法的长老们听了这些大胆的创议，群起诃责，认为“汝言非佛教”，双方进行一场大争论，大天得多数人拥护，终于获胜。佛教中所谓大乘派，很可能是经大天提倡，逐渐发展起来，压倒小乘派。实际上小乘经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教的原意，大乘经多是外道思想与佛教思想融合而成，马鸣龙树等造大乘经论的佛学大师，原来都是著名的外道，他们托佛名义造大乘经，又造论作解释，既有能力造论，当然也能造经，作伪说诳本是天竺佛教徒的惯技，小乘派人说大乘经都是外道所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
大天通母杀父，是不是真是那样的一个禽兽，未可全信，《婆沙论》出小乘人之手，据说在天竺，小乘人不同大乘人饮同一条河的水，双方有不共戴天之仇，造最恶毒的谣言来中伤大天，本是意中事。佛教徒不论天竺人或中国人，都爱造男女阴私事，企图使对方禽兽化，用心极为卑劣。例如傅奕反佛，《广弘明集》给傅奕造谣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吗？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傅奕霸占王妻，王岿为什么忍气相让，显然出于僧徒捏造。唐武宗灭佛，僧徒也造类似的谣言，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唐武宗毒死唐宪宗后郭氏，又唐穆宗后萧氏貌美，唐武宗想取为妃妾，萧氏不从，被唐武宗射死。郭萧二后死在唐宣宗时，《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唐武宗对郭萧二后敬重有礼。这些恶话圆仁未必自造，当是从唐僧徒中听来。僧徒只知道兴佛教，能使寄生动物生活舒适的人就是好人，施舍的钱，都称为“净财”，任何暴君和民贼都加以赞扬，反之，一概造谣辱骂。这种造谣恶习，都从佛经里学得，因为佛经就是惯于造谣说诳。
诳话不可能有确实的是非，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理解，传教僧徒又各闹宗派，企图独立称雄，一颂一偈解释不同，便分立门户。因之上座部逐渐分裂成二十部，大众部分裂成十部。上座部主要派别是说一切有部。此部承认客观实物的存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不过，我是空的，所以此部亦名我空法有宗。此宗持说知、断、修、证等四事，即应知世界存在全是苦恼，应断绝苦恼的业因与烦恼缘，应证得断绝诸苦因所显的涅槃，应修到达涅槃的道。这里所说知断修证，实即苦集灭道四谛的异名。公元前三世纪中，有阿育王信奉佛教，供养僧徒，外道穷乏，剃须发改服装，混入僧众，但仍各持原来的外道主张，佛教因而大乱，阿育王集名僧一千人结集，承认若干说法为佛说，大乘佛教由此渐兴。小乘教说一切有，大乘教徒造佛说《般若》等经，主张一切空来反对一切有。
小乘佛教还保持释迦牟尼的遗教，只要断绝苦因，入涅槃境，就算达到目的。大乘佛教是外道与佛教的混合体，大话诳话比小乘佛教增加无数倍，自称本身解脱是小事，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比如所谓地藏菩萨，据《地藏本愿功德经》说，地藏菩萨是释迦既灭以后，弥勒未生以前（中间相隔五十七亿六百万年），众生赖以救苦的大悲菩萨，他自誓必尽度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众生，始愿成佛。他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个大话真是说得可谓大矣。所有大乘教徒都说这样的大话，藐视小乘只求自利，最高不过得阿罗汉果。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的，可得菩萨果以至得佛果。所以大乘教对社会危害性更大，他们为了想做佛菩萨，诱骗尽量多的人出家当寄生动物，如果他们真得大行其道的话，那就不只是入家破家，入国破国，而且还要灭绝人类（要度脱一切众生）。略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相信所谓大乘教的。当然，也不会相信所谓小乘教。
中国书籍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诳话，庄子著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士人有信书的陋习，以为写在书上的话，都是不可不信的重要话。又从来不曾接触过佛经这种无边无际的大话，和毫无责任感的诳话。正当东汉政治黑暗，广大人民求生不得，而今文经学盛行，统治阶级精神界异常空虚的时候，佛教乘机传入，它那骇人听闻的大话和诳话，逐渐俘虏了许多人，特别是贪欲无厌的统治阶级中人。如东汉初年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东汉末年汉桓帝在宫中立浮图祠，他们都是企图佞佛得福报，刘英为谋反夺帝位，佞佛的目的更是显然。
佛书描写佛的大威力，确是大到无比，据说，他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婆罗门所奉最高之神）在后，左有密迹（力士），右有金刚，声闻菩萨充侍臣，八部万神任翊卫，讲《涅槃》（经名）则地震动，说《般若》（经名）则天雨花……如此等等大诳话，如果误信它万分之一，就会变成佛教的俘虏，精神昏迷，不敢有丝毫怀疑。东汉乞胡（西方来的僧徒）中，大概混有狗戒外道，当时道教徒攻击佛教徒，说他们食粪饮小便，一般总以为道教徒造谣诬攻，断不可信，事实却是佛教徒确实食粪饮小便，直到唐武则天时，经义净揭露，才证明东汉道教徒并非诬攻。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除其弊药条》说“自有方处，鄙俗久行，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储，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用粪便当药的，自然是普通僧众，统治寺庙的大僧用秽物施给病僧，口头上对虫蚁也要慈悲，实际行为是不管病僧死活。所以义净又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外表装出大慈大悲，内心实在残忍异常，这就是所谓“圣教”。中国僧徒接受天竺鄙俗，数百年来，相沿吃龙汤，无人敢怀疑，足见中国僧徒，精神上已成天竺僧徒的奴仆，只要天竺传来什么经论，一概坚信奉行，唯恐因怀疑佛法堕入地狱。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说弟子大目犍连用天眼通看到自己的亡母生在饿鬼中，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送饭到口边，化成火炭，不得入口。目连大叫，悲号涕泣，请佛指教。佛说，“你母罪根深结（据说，只是犯了不舍给游僧饭吃的所谓罪），谁也无法救她。只有依靠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我现在说出救济的方法：每年僧自恣日（七月十五日），人人都该尽力准备最好的饭和最好的果品盛盆器中，供养十方众僧。又施送香油、灯烛、床铺卧具，如是，父母六亲眷属，立即解脱诸苦。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前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升天往生安乐处。”目连照法施食，目连母即日得脱饿鬼之苦。造这一卷经的意思是明显的，所谓饿鬼，并不是目连的亡母，而是不劳而食的十方众僧。僧自恣日是众僧互相指责的一日，受指责的僧徒有一顿好饭好果吃，又得香油卧具等物，可以减少受指责的苦痛，僧徒谋自己的利益可称周到，佛经中很多是僧徒为自私自利而造作的，也有为宗派斗争而造作的，传到中国来，上面写明佛说，再没有人敢非议它，转展相欺，宗教气氛就靠相欺得以维持。
天竺佛教小乘大乘两大派和大小乘内部各派别斗争极为剧烈，按照惯例，辩论胜利者有权迫令失败者骑上驴背，用粪瓶浇头顶，在大众前公开声称完全降伏，这样才允许失败者永远当奴隶。双方辩论，往往以自杀为条件。所谓慈悲、平等，对失败者是丝毫不存在的。中国无此种恶习，无条件地尊重天竺僧徒，因之天竺僧徒（包括西域僧徒）带着本宗派的经典纷纷来中国传播。天竺所有宗派都转运到中国来。但因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天竺不同，有的能流行，有的不能流行。
下面略述在中国的小乘大乘各宗派。
(一)小乘各宗派
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著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又译诃梨跋摩所著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俱舍》、《成实》两论经罗什传授，在南朝一度颇为发达，各成为一个宗派。不过，小乘声名不及大乘显赫，修行者宁愿学大乘得菩萨果，不愿学小乘得阿罗汉果，两宗因此门徒冷落，到唐朝时归于消灭。
(二)大乘各宗派
1.三论宗
佛徒称混入大乘教的外道为方广道人。这种人谈空，把一切诸法谈成龟毛兔角，什么罪福报应都空无所有了。这对佛教是个根本危机，失去罪福报应这个骗人法宝，哪里还有人信奉佛教。天竺人龙树为挽救由于谈空太过（所谓空病）而造成的危机，著《中论》及《十二门论》。龙树弟子提婆著《百论》。依据三论讲说的宗派称为三论宗。中国三论宗开始于鸠摩罗什。罗什以后，师徒相传，历久不绝。三论宗以二谛、八不中道为教门。所谓二，一是俗谛（亦称世谛），二是真谛（亦称第一义谛），俗谛认为有因果君臣父子忠义之道，真谛认为一切法毕竟空寂。虽说俗“有”真“空”，但“有”是假有，非实有，“空”是假空，非实空。远离“有”“空”二边，折中二边称为中道。三论宗大师法朗教诲徒众，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无得即无所得，无所得即中道，破一切有所得见，以无所得为本宗宗旨。中论举八不为例来显中道，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凡事物都有两个面，这种不这不那的公式，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八不有“五句”“三中”作解释。譬如就生灭来说，第一句，实生实灭，此认生灭为实，谓之单俗。第二句，不生不灭，此执不生不灭为实，谓之单真。单俗单真都是偏见，不合中道。第三句，假生假灭，谓之世谛中道。第四句，假不生假不灭，谓之真谛中道。第五句，非生灭非不生灭，谓之二谛合明中道。照这些说法，生灭都是假现象，不可执于偏见。所谓三中道，都是含糊模棱的话头，目的是谈“空”而不废“有”，以保存罪福报应的骗术。
隋时三论宗名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二卷，讲三论一百余遍，临死时制《死不怖论》一篇，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带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题目是不怖死，实际是十分怕死。
2.净土宗
释迦牟尼讲四谛，以灭谛为修道的归宿，灭即死，佛书称死为涅槃，有所谓小乘涅槃，大乘涅槃，有所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异说纷纷，谁（包括释迦本人）也说不清楚涅槃究竟是什么境界。有一个叫做龙树的人，假托佛说，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经》等书，把净土境界说得很具体，谁肯念佛，便可往生净土享安养之“福”。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早在东晋，庐山僧人慧远搜罗名士僧徒一百二十余人，在东林寺结社念佛，号白莲社。慧远劝诱陶潜入社，陶潜拒不受欺，饮酒诗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拟古诗云：“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陶潜是儒家，兼有道家思想，临终时作挽歌诗和自祭文，从容自在，比畏死的佛徒，不知高超多少倍，万卷佛书，何曾抵得陶潜三首挽诗和一篇自祭文。慧远让步允许饮酒，还是骗不得陶潜入社，足见不受报应之类的欺骗，便有排斥佛教的勇气。周武帝看穿佛教的荒唐，说佛经“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陶潜看出佛书都是些欺人的空言，在当时确是卓识之士。
净土宗很像保姆拿画饼哄一两岁婴儿，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贪欲，进行最大胆的欺骗。天竺僧人世亲著《净土论》，北魏僧人昙鸾作注释，改书名为《往生论》。昙鸾再传弟子善导，唐太宗时人，提倡念佛，从此净土宗大发达。善导每天念佛，非力竭不停止，冬天严寒，也得念出汗来。他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前后三十余年，拥有大量信徒。信徒中有些人诵弥陀经多至十万或五十万卷，念佛一天念一万声或十万声，据说，很多人因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善导弟子怀感问善导，“念佛是否真有效？”善导说，“你只要专心念佛，自然会有证明。”怀感问，“你见过佛吗？”善导答，“佛说的话，要绝对信奉，不可有疑。”中国僧徒对天竺佛书深信不疑，有如病僧服龙汤，受了害还至死不悟。
净土宗提出快速成佛法，说念阿弥陀佛一口，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照一般佛教说，从凡夫修到初地菩萨位，要经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据说是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万……（共八个万字）兆劫（世界成坏一次为一劫），修成菩萨可谓烦难之极。净土宗却说只要一念阿弥陀佛，迟则七日，快则一日，速生净土，即是八地以上菩萨，据说，大乘菩萨分十地（级），念佛一声，即成八级以上菩萨，可谓快速之极。足见速成是戏论，缓成也是戏论，归根说来，全部佛教都是戏论。
净土宗称人类世界为秽土，说阿弥陀佛世界，名为极乐，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描写极乐世界的情形说：“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时，百味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身心柔软，无所味着，事已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楼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种说法，正迎合极端贪鄙懒惰的人的心愿。这种人丝毫没有劳动，懒到美食可免咀嚼之劳，美衣可无披戴之劳，无论衣食住宅，想到就有，假如在一块地上，一大堆扬扬得意的懒虫聚集在那里，这地方可憎厌之极，有什么乐值得欣慕。
净土宗害人最重的原因，在于提倡大修功德，营造塔庙，使剥削阶级加重对劳动人民的敲剥。《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愿生净土的人有三辈，一是上辈，凡出家沙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率领大众亲来迎接，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成佛。二是中辈，虽不能出家作沙门，但能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化身去迎接，与真身来接差不多。三是下辈，不能作诸功德（当然是穷苦人），但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临死时，梦中见佛，也得往生。
在人世上统治阶级享受优越生活，被压迫阶级遭受苦痛，净土宗经书证明这都是合理的。《无量寿经》说，“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喑哑、痴恶、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财主）、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地狱名）、禽兽、蛹飞蠕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魂神命精，随罪趣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暴应，善恶会当归之”。
净土与真言是佛教各宗派中最恶劣的两个。别的宗派都用支离烦琐、使人厌倦的道理宣扬佛教，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因为谁也不耐烦去听那一套。净土宗提倡念佛，方法极为简便，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明显，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佛教的毒害，因净土宗发达，才真正广泛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现在还留存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与净土宗有关系，那种耗损民财的罪恶，巨大遗迹就是物证。
净土宗的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根本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怀感作《释净土群疑论》，很勉强地作了答辩。群疑之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金刚般若经》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言，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即不住，……准此大乘诸圣教说，佛本不来，亦无有去，何以《观无量寿经》一说有化佛来迎，随化佛往，有来有去，与前经相违？怀感无法狡辩，只好承认实无有佛从彼西方而来至此授手迎接，亦无有佛引彼众生往生净土，但众生念佛，与佛有缘，自心变现阿弥陀佛来迎行者随佛往。诳话全部揭穿了，所谓自心变现原来就是中迷信毒甚深的人，临死时神经昏乱，似乎觉得有佛来迎，并非实有。净土宗最怕禅宗，因为禅宗主张自内求佛，不假外佛，反对建造塔庙等所谓功德，以为但令心净，此间即是，何处别有西方净土。禅宗揭穿净土宗的骗局，净土宗也揭穿禅宗的骗局，慧日（唐中宗时僧）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攻击禅宗，说“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这些话颇能击中禅宗的要害，但禅宗也彻底暴露了净土宗的骗术，两个都出售快速成佛法，都是可笑的骗子。禅宗骂祖杀佛，否定天竺传来的各宗派相当勇猛。到后来自身也要被否定，禅宗恍然大悟，逐渐与律宗净土宗真言宗相结合。自此以后，各宗派不再独立存在，都归并入禅宗。禅宗成为汇合各宗派的中国式佛教。
净土教徒造了许多记载报应的书，这种书名是不值得一提的。从这些造书人的思想看来，佛教的罪恶主要是对恶人起助恶作用。譬如某书记唐僧雄俊，生时无恶不作，唐代宗大历年间，阎罗王判他入地狱。雄俊大声反对说，“我如果入地狱，三世诸佛都是说诳。”阎罗说，“佛不曾说诳。”雄俊说，“《观无量寿经》说，下品下生，犯五逆罪（杀父、杀母、杀罗汉、伤害佛身出血、挑拨僧众不和）的人，临死时念佛十声，还得往生，我虽犯了罪，并不犯五逆，说到念佛，不知有多少声。”说完，即乘台往生西方。这是鼓励人作任何罪恶事，有净土提供最安全的逋逃薮，这除了助恶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又如说隋洪法师一生修净土业，临死时，见兜率天（弥勒菩萨的净土）童男童女来迎，法师说，“我要西方，不愿生天上”，拒绝兜率天使。令徒众帮着念佛，不久，告人说，“西方佛来迎了。”又如唐僧怀玉，每天念弥陀佛五万遍，诵经积至三百万卷，有一天忽见西方无数圣众来迎，中有一人手擎银台（中品），给怀玉看。怀玉说，“我本望金台（上品），为什么拿银台来？”说完，一切都消失了。后来，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果然用金台迎怀玉去西方。这种计较兜率与西方，金台与银台，虽然全是谣言，贪鄙思想却暴露得够恶心了。这些佛教徒焚修，思想本质不外乎以贪鄙之心计较利害。
极乐世界吸引力很大，不仅吸引了净土教人，而且也吸引其他宗派的人，如天台宗创始人智觊，法相宗创始人玄奘（愿生弥勒净土）以及禅宗中某些人都向往净土，希望死后得生西方，净土影响之广泛，即此可见。
有西方净土、有天上净土（弥勒净土），此外，还有东方净土，这个净土名叫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净土与西方条件相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这好比掮客招揽生意，你要西就有西，你要东就有东，反正把买卖拉到手就算成功。佛教骗人如蜘蛛张网，西也张，东也张，上也张，只等你落网，这同蜘蛛要吃所有落网的虫一样贪婪。
3.律宗
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佛教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如捉贼（烦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因此学佛首先要守戒律。最重要的戒有五，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说奉持这五戒，可以转生人天胜处，离鬼（饿鬼）畜诸苦。五戒中单就第一戒不杀生命来说，流弊非常严重，所有害虫可以无限生长，让它们戕害人命和农作物，人却不可以对抗捕治。同样，要消灭统治阶级，必须经过战争，才能诛戮罪魁。遵守不杀的戒条，等于说，被压迫阶级不许起兵反抗压迫者。第二戒条不盗，实际只禁小偷盗，大偷盗可修大功德，不受戒律的限制。不邪淫指妻妾以外的淫乱，富贵人不缺少妻妾，不犯戒并非难能。第五戒不饮酒，富贵人有称为世间第一上味的醍醐，不一定要饮酒。五戒以外，其余诸戒，都是琐碎烦杂，惑世欺众的一些手法。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僧徒，有些人奉持戒律，自以为持戒精苦，是种大福田，可获大利益，威仪严肃，结果是受骗到死，一无所得。
佛教传入中国，戒律也逐渐传来，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祇律》。唐初终南山白泉寺僧道宣著述甚富，着重提倡《四分律》，律学成为专门学问，因此成立律宗，又称南山宗。道宣博学，著书甚多，有《续高僧传》、《后集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书，在僧徒中享有高名，投门弟子多至千百人，影响及于全国，四分本是小乘律，在大乘盛行的唐朝，小乘律取得大乘的地位，称为权大乘。道宣《续高僧传·明律总论》说，世人对戒律有四迷，一是以为持戒烦累形神，小道可捐。二是以为戒律受持，极为烦碎。三是大兴土木，专求功德，不顾物命，心无慈恻，说是为福行罪，功过相补。四是律文纷杂，并无正断，律师任意解释，轻重随心。四迷都说明僧徒不守戒律。因为戒律烦累形神，律宗强调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守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以为圣（佛）意如此，不敢不从，完全失去中国人的生活惯例，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道宣以后，义净亲至天竺，考察西方当时所行戒律，作传四十条寄归，书名《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归国后，广译一切有部律共十八部，企图使中国僧众行动全盘天竺化，甚至上厕所也要学天竺烦琐可笑的仪式，可称十足的奴仆思想。
4.法相宗
法相宗创始人玄奘与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是中国佛教徒中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的功绩，玄奘是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的论敌，慧能是战胜佛教各宗派，变天竺式的佛教为中国式的佛教。
玄奘幼年贫穷，十一岁便出家。他十分勤学，亲到各地方听名僧讲学。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到长安，跟名僧精探《俱舍》、《摄论》、《涅槃》等经论，大小乘无不通达，但还不能融贯。这时天竺僧波颇蜜多罗来中国，说那烂陀寺戒贤法师讲授《瑜伽师地论》，可以总括三乘（大中小三乘）学说。玄奘发心去天竺学《瑜伽》，六二九年成行。玄奘经历西域十六国，沿路访名僧学法，前后四年，才到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投戒贤法师，受《瑜伽师地论》，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又向胜军居士学习《唯识》，天竺佛学的要义，被玄奘全部吸取了。他著《会宗论》，疏通《瑜伽》、《中观》两家的争论；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折伏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著《制恶见论》。戒日王招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数万人，设无遮大会于曲女城，揭示玄奘所著二论，允许会众提异议。大会开了十八天，没有一人敢出头诘难，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玄奘并不因战胜论敌，发生傲惰心，但他已经看出所谓毕竟无姓（无佛性不可能成佛的人，与众生皆能成佛说矛盾）说不能在中国取信，想回国后不提这种说法，戒贤严厉责备了他，以为“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玄奘也就墨守师说，回国后依然传播讲不通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据说是北天竺僧人无着夜里升天听弥勒菩萨讲演，白天给大众转述，显然是无着托名弥勒造作这部论。无着又造《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集论》，无着弟世亲造《二十唯识论》。无着公然作假，玄奘学习这些论，深信不疑，临死时坚决祈求往生弥勒净土，足见玄奘佛学虽高，但崇拜天竺僧徒的奴仆思想也是够深的。
玄奘搜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书，启程回国。六四五年（贞观十九年）到达长安。唐太宗允许他专心译经，前后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经》六百卷。玄奘从事翻译凡十九年，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中，玄奘译书最多，译文最精。向来译经程序，起初是依梵文语法译成汉文，其次是改成汉语法，其三是笔人修整文句，中间增减，多失原意。玄奘精通汉梵文，又深探佛学，译经出语成章，笔人随写，即可披玩。他创五种不翻的规则，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方所无故，四、顺于古例故，五、为生善故，例如般若一词，译作智慧，便觉轻浅，不如译音，使闻者觉有深义。大抵佛经翻译事业，至玄奘已登上极峰，再没有佛经译家能超过他。六六四年（麟德元年），玄奘积劳病死。死前一日，便模仿释迦死时形状，默念弥勒，祈求往生。令傍人称念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门人们问见到什么？玄奘答，“勿问，妨我正念。”第二天半夜，门人问和尚决定得生否？答言，“决定得生。”说完便气绝。佛教修行的目的是在涅槃，即无挂无碍，安安静静地死去，玄奘迫切祈求往生虚幻的净土，死得并不安静，宗教是这样狡猾的怪物，人中了它的毒，自己成为被愚弄者，同时又是愚弄者，自己愚弄自己，一直到死还不知谁愚弄谁，宗教都是利用人的贪欲，进行威胁利诱，求生净土享受极乐，就是一种贪欲。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依唯识论所说，以为宇宙万有，都不过是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而所谓能变识，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原来佛教书籍都是凭空架说，违反事实，强辞夺理，穿凿附会，巧立多种名目，支离蔓衍，烦碎缴绕，使人厌恶的戏论，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例如说烦恼（根本烦恼），分为贪、瞋、痴等六种，又有所谓随烦恼（从根本烦恼附带产生），分为忿、恨、恼等二十种，形式上似乎分析入微，实际只是牵扯一些现象，巧立名目，如果造论人要再加二十种四十种，也是可以的。所谓八识，也是一堆杂烂货，眼、耳、鼻、舌、身（触）是感觉的器官，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唯识论称这五种感觉作用为前五识。另外又加一个叫做意识的第六识，说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必待心的综合作用加以综合，才能成为知识，这叫做意识。它还说不清楚心外无法（事物）的无理之理，再加一个叫做末那识的第七识。末那识意为自我本体的显现，站在自我本体后面的那种自我本体，叫做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末那与阿赖耶互相为因。阿赖耶识中藏有无量种子，以为一切识是由各自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一切物的现象，唯识论者说是心上的一种境相，是和心同起的。凡此境相，必自有物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物和识各有自己的种子，由这些种子生起各自的果。拿阿赖耶识来统摄一切法，何曾起总括三乘学说的作用。这种烦琐的哲学分析，和我国“得意忘言”的思维习惯不合，而且它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认为早解决了，兴趣已经不大。法相宗在唐朝数传以后，即归消沉。
玄奘从天竺搬回唯识学，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学问，玄奘门下大徒弟多想独占这一份产业，玄奘活着的时候，争夺已很激烈。玄奘大徒弟窥基，俗姓尉迟，出身将门，从玄奘学梵文和佛理，学业最为出色。玄奘译《唯识论》，使窥基与神昉、嘉尚、普光四人助译，窥基要求辞退神昉等，由窥基一人助译。玄奘曲从其请，为窥基讲解唯识。玄奘门人新罗僧圆测，赂看门人，潜入讲室偷听。玄奘讲毕，圆测在西明寺集众僧开讲《唯识论》，窥基落后一步，很不满意。玄奘安慰他说，圆测虽讲唯识，却不懂因明（论理学），我传授因明给你。窥基又要求专给自己讲《瑜伽论》，圆测又赂看门人，潜入偷听，听毕又抢先开讲。玄奘宣布五姓宗法（声闻、缘觉、菩萨、不定四个种姓有佛性，一个叫做无种姓，没有佛性，毕竟不能成佛），只许窥基一人流通，五种姓说成为窥基独得的秘传。窥基造疏一百多种，号称百本疏主。窥基坚持这个秘传，晚年讲《法华经》，与天台宗发生冲突。可能是天台宗人造谣，给他三车和尚的外号，说他出门带着三车，一车放佛经，一车自坐，一车放荤腥和妇女。窥基每天对弥勒像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净土，三车恶名，显然是论敌有意诬陷。圆测与窥基争名，玄奘密授一些秘诀来贴补窥基，这和世俗兄弟争夺财产，父母给爱子私添一些财物，没有什么不同，足见大乘佛教尽管口头说舍己济人是菩萨行，遇到具体的名利，是决不肯退让的。
5.密宗
释迦临死时，告弟子们说：“汝等弗谓失师主，我逝以后，所说法、律是汝等师也。”其后上座部佛教徒墨守师说，反对变通，小乘有部实际是释迦真传。佛教得国王信奉供养，外道剃须发改服装，混入佛教徒中，托佛说造《般若》等经，以一切皆空来反对小乘有部，自称为大乘，斥佛教真传为小乘，大乘诸经破一切执著，似乎见解比小乘高一等，实际是大乘破小乘，也就是外道破佛教，用空观揭穿小乘佛教的诳话。诸大乘经都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又说诸佛国土亦复皆空，《金刚般若经》说：“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说，“离一切诸相，即名为佛。”又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说，“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际不住。”这样说来，一切所谓佛和佛国，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佛经有这样的说法：“云何名恶知识？云何名善知识？佛告舍利弗言，若有比丘，教余比丘，汝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灭，如是等唯观涅槃安稳寂灭，唯爱毕竟清静，如是教者，名为邪教，名恶知识，是人名为诽谤于我助于外道。”这段佛说显然是斥小乘教为邪教，小乘僧徒为恶知识。大乘空宗流行，佛教真传的小乘为了自救，天竺僧诃梨跋摩折中大小乘造《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是为小乘空宗。龙树也为了挽救大乘教，造《中论》，主张非有非空的中道，举俗谛以承认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举真谛（第一义谛）以维持大乘的空观，归根还是谈空，不过说话含糊，诡辩更为灵活一些，算是挽救了危机。无着和他的兄弟世亲（原是小乘大师）继起，造《瑜伽师地论》和《唯识论》，创大乘有宗。自谓离诸妄执，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如理如量，而非戏论。这些有、空、非有非空（中）有（大乘有宗）诸说的变迁，都是由于外道思想不断渗入佛教，使释迦所传原来的佛教，面目愈变愈非，不过，总还属于显教，对佛教说来，都还不算是左道旁门。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
大造佛经的龙树自称在南天竺铁塔中，遇见金刚萨埵（即普贤菩萨），面授《大日经》。铁塔中藏有《金刚顶经》，梵本有十万偈，略本四千偈，广本则有无量百千俱胝（千万为一俱胝）微尘数偈，显然，所谓十万偈本四千偈本都是龙树的作品。龙树原是非常博学的婆罗门教徒（外道），幼年时，读完婆罗门经典全部，后来又通天文地理医药等百艺，出家前品行不端，丑声大布，出家后，数月间读完小乘经典，又读大乘经典，感到佛理还未尽发明，需要补充，他造论造经，一身兼显密二教的唱导者，被称为大乘佛教的祖师，大乘教由他的努力而得到发扬，也由他的创造密教而下降为巫教一类的邪术。
密教尊奉最高的神，名叫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据说，大日与释迦为同一佛，大日是法身，释迦是应身，密教所奉的神很多与婆罗门教的神同名，大日如来很可能是事火外道的尊神，不过，既自称是佛教，自然要拉释迦的关系，什么法身应身，无非是些无稽之谈。
密宗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即智差别、理平等二门。就中说智差别（金刚顶部）的经典为《金刚顶经》，说理平等（胎藏部）的经典为《大日经》。密宗自称显教是释迦对一般凡夫说的法，密教是法身（大日）佛对自己的眷属说秘奥大法，都是秘密真言，所以密宗也称真言宗。修法的时候，要筑起坛来，这个坛叫做曼荼罗。在胎藏界曼荼罗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四百十六尊；金刚界曼荼罗里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等神一千四百六十一尊。曼荼罗里编造大批神名，如金刚名号有金刚牙、金刚拳、金刚嬉戏、金刚歌、金刚舞、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钤等。佛教神名，除了释迦牟尼及迦叶、阿难等曾有其人外，其余大批名号如阿弥陀（无量寿）、文殊、普贤、弥勒、观音等同金刚牙、金刚拳一样，全是凭虚编造。
密教因为依佛的真实言（《大日经》及《金刚顶经》）而修行，可以即身成佛（现身成佛），与显教难易悬殊，显教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密教即身成佛，十分快速，它和净土教都是在佛教没落的情况下，吸收婆罗门外道的说法，推行快速成佛法，借以招揽信徒，维持本教的存在。密教修行，自诵咒以至供养、设坛等种种仪式都有一定规范，不得任意妄为。这些规范，必须经阿阇黎（传法师）传授。阿阇黎给受法人在曼荼罗内举行灌顶仪式，才算正式入教。灌顶就是用清水灌受法人头顶，说是洗去无始以来，固着于身于心的无明烦恼之垢秽，引出本来生得的自性清净心，然后授以真言宗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如果以秘印秘明授予未入坛的人，必招护教金刚神的愤怒，阿阇黎与受法人都将暴死。这是天竺外道中最落后最黑暗的一种，它采取秘密结合的方式，当是教中有不可公开的阴私事，天竺外道无奇不有，落后黑暗的社会产生这种落后黑暗的宗教，是不足为奇的。密教传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徒，一般兼习密教，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施展一些法术，骗取愚人的信仰，对传教很有利。东汉译经中，已有《安宅神咒经》、《五龙咒毒经》、《取血气神咒经》、《咒贼咒法经》、《七佛安宅神咒经》等咒，都是密宗的经典。不过，密宗正式传入，是在唐玄宗时。七一六年，中天竺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蕃来到长安。次年，开始译《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行禅师助译，一行成为继承善无畏的胎藏界阿阇黎。习密宗的人大抵要熟悉魔术，擅长说诳，石勒石虎时的佛图澄，自称年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就是一例。善无畏死时自称年九十九岁，说他的本师达摩掬多，年八百岁。都是凭空胡说。七一九年，南天竺僧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法兴盛，从海道来广州，奉敕入长安，后又入洛阳。金刚智所住的寺庙，必建大曼荼罗灌顶道场，招收门徒。七一九年大旱，四五个月不下雨，诏金刚智结坛祈雨，行法七天，果得大雨。这是《高僧传》本传的话，凡是宗教书籍，不管它说什么，都必须首先对它采取不信任态度。按《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七年七月，“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徒，多所原免”。并无诏金刚智祈雨及得雨的记载，《高僧传》所谓求得大雨，无非是僧徒说诳的惯技。金刚智自称用曼荼罗法，可以拘禁鬼魅，使鬼魅附童男童女身上，去病去妖都很容易，显然与道士同样妖邪。日人小柳司气太论道教与真言密教之关系，指出密教经中剽窃模仿道教的证据多条，说明不空到天竺求经，仿照道教的骗术，拿到中国来变成新鲜货，偷来偷去，无非是妖邪合流。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等数种，传授弟子天竺人不空。二人相继为金刚界阿阇黎。金刚智死时，命不空去五天竺广求密教经典。不空从海路到师子国（斯里兰卡）搜求密藏，遍游五天竺境，七四六年回长安，据本传说，为玄宗行灌顶仪式，又奉诏祈雨有速效，赐绢二百匹。七四九年，诏许不空归天竺本国。不空至广州，有敕令留在中国。旱是常有的天灾，如果密宗祈求屡次见效，唐玄宗即使偏信道教，也不会轻易放不空回本国，足见不空能求雨但未必能得雨，因之可放可留无足轻重。不空大被宠信，是在肃代两个昏君的时候。安史作乱，唐肃宗逃到灵武，不空遣密使奉表问安，肃宗也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唐肃宗穷极无聊，不空得以卖空买空。七五七年，唐肃宗令沙门一百人入行宫，以不空及新罗僧无漏为首，朝晚诵经，祈求佛佑。郭子仪等力战，并以重酬招回纥兵为助，才收回京师，唐肃宗以为不空有功，不空也乘机居功。七五八年，不空入宫建道场，为唐肃宗受转轮王（圣王）位，七宝灌顶，受菩萨戒，一个昏君，一个妖僧，不顾国家大乱，民生涂炭，还弄什么转轮王互相欺骗，实是可恶之至。唐代宗比唐肃宗更昏，不空所作的罪恶也更大。唐代宗用奸臣元载、王缙（大诗人王维的弟弟）、杜鸿渐为相。三人都佞佛，王缙尤甚，不吃荤血，与杜鸿渐接连造寺庙，算是修功德。王缙舍住宅为宝应寺，每节度使、观察使入朝，必延请到宝应寺参观，并请布施，利用宰相地位讹诈财物，地方官当然要应付。王缙又纵令弟妹女尼广纳贿赂，行同商贩，在这种敛财法下面，不知多少贫苦人遭受祸害。这个昏君曾问三相：“佛说报应，究竟有没有？”三人回答说，“我国家运祚久长，不是有积福，如何能如此。福业已定，虽然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作乱，都被他们自己的儿子杀死，仆固怀恩反叛，半路上病死，回纥吐蕃大举侵入，不战自退，这都不是靠人力，怎能说没有报应。”昏君深信这一派妖言，从此更信佛法。经常招僧徒入宫吃斋，有战事则令僧徒讲诵《护国仁王经》（不空译《严密》、《仁王》二经），战事结束，就算僧徒立了功劳。七六七年，为给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在长安东门造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建筑宏伟，穷壮极丽，费钱亿万。当时进士高郢上书规谏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统治阶级造福，就是劳动人民遭殃，《资治通鉴》说：“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不空为代表的僧寺，攘夺田产，浪费民财，与昏君奸官同样是大民贼。
七七○年夏季，唐代宗诏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不空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朝廷发给中书省符牒，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话，以求货利。工程进行得很快，秋天，不空自五台回京师，唐代宗用优礼迎入城。次年，唐代宗生日，不空呈进所译密教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不空又请造文殊阁，唐代宗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人都出钱助工。不空先已接受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并得大广智三藏法号，文殊阁造成后，又赐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赐谥为大辩广正智三藏。一个妖僧凭骗术得到三公地位，并封公爵，表示唐代宗的昏愚和佛教的腐朽，都达到了高峰。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唯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雩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入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悭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胎藏界阿阇黎善无畏传授一行和玄超，玄超传授惠果。金刚界阿阇黎金刚智传授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果一人合并传授胎藏金刚两部。惠果有弟子十二人传阿阇黎灌顶位。弟子中有日本僧空海，新罗僧悟真等人。惠果传义操，义操传义真，义真所传全是日本僧，中国僧徒不再有著名的阿阇黎。
密教是巫术，从经名看来，如《咒时气病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疗痔病经》等，这种所谓经咒一经试验，立刻要败露，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是自然的结果。大抵密教之所以获得流行，必须有易于行骗的客观环境。唐肃宗、代宗时，朝廷势力实际上强于割据反叛势力，但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已经丧失信心，不空诵《护国仁王经》，在两个昏君看来，确是大有功效，而广大人民久罹兵灾，对统治者失望，却又渴望迅速平定叛乱，不免向超现实力量求助，密教因之兴盛莫比。但用神咒治疗痔病，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个痔疮比全部密教的力量大得多，任何大阿阇黎尽管诵经念咒，拿出全副本领，对着依旧发作的痔疮，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失败。宋《高僧传·金刚智传》说，“金刚智捉鬼去病，非常灵验，近世的密宗，用咒术治病捉鬼，少有效验，被世人轻视，原因是施术者专为个人谋身口之利的缘故。”这是给密宗解嘲，也说明密宗的消灭必不可免。
下面略述《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作法的情形，妖邪气比道士更足，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荼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收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杖鞭打，或用皂荚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这是多么野蛮愚蠢的一种表现，密宗和道教中的妖道都反映中国和天竺社会里有这样最黑暗的一部分人。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僧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己身血，或用苦楝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僧坐形上，用左手（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偷物有大小轻重，这里不加分别，企图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一派妖言，使人望见密宗僧人，不觉心中作恶。
以上三论、净土、律、法相、密五宗，都是从天竺依样搬来，中国僧徒俯首奉行，不敢有只字怀疑，只要说是从西域天竺来的佛所说经和菩萨所造论，就像奴仆谄事主人，主人说什么就奉行什么，唯恐有损福报，甚至落入地狱。照义净的观察，中国医药比天竺先进得多，可是黄龙汤（胡三省注《通鉴·陈纪》四引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别塞空罂口，纳粪仓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治病，相沿几百年，没有人敢表示反对，迷信的威力无比，即此可见。除禅宗南宗某些僧人以外，所有各宗派称为大德的僧徒，精神上全是天竺僧的俘虏和奴仆，全是假出世的贪夫和痴人。佛教徒以东晋至隋唐出了许多名僧欣欣自得，实际是出了许多天竺奴仆和贪痴人，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生在中国不生在天竺为憾，无耻地自称是释迦的儿子，密宗甚至说僧人是从佛口里生出来的。因此僧徒自称为释子或佛子，自东晋道安开始以释为姓，僧徒俨然以特殊贵族（释种）自居，以为理应受优厚的供养。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馔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愚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足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谁家不是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子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请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古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哪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僧徒过着这种高级地主阶级生活，即寄生动物生活，还狂妄地自尊自贵，毫无愧耻的意思，一味感恩释父给他们设立满足寄生动物贪欲的佛教。所以僧徒决不肯放松寄生动物生活的利益，也决不敢改动释父所立的教规，否则寄生动物的利益就动摇了。这些教规都是通过天竺僧或西域僧传来的，因此，宁愿当外国僧的奴仆，誓死对抗反佛的各种势力。他们真是那样热爱释父吗？看来是可疑的。实际热爱的主要是寄生动物生活，其次是来生的福报。归根是贪婪无厌。《真言要诀》是揭露佛徒罪恶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云，“群队扬声唤佛，何曾有微觉之情；相率大唱善哉，讵怀片善之志，怱怱争头逐食，喻于猎狗寻羶，扰扰竞觅施财，剧于飞蛾赴火。不辨菽麦之状，亦复说法化人，当身现是被囚，焉能为人解缚。但知劝他布施，不悟己是悭贪，仍号我是沙门，施者应当获福，莫省己之长短，破戒违律之愆。奸非谄曲恣伪，犹称如来释种，破灭正法，非是外人。”这都是事实。佛徒是技术最巧的骗子，是形迹隐蔽的毒虫，徒众奉佛教必然变成骗子和毒虫，也就必然要誓死拥护佛教，重利诱骗之下，谁也不愿放弃寄生动物生活再去辛勤劳动。利诱之外，佛教又有一套威胁的方法。方法之一，叫做唱导，专有一种僧人以唱导为业。《高僧传·唱导篇·总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僧寺每日初更时候，绕佛行礼，环境寂静，僧人专心，默不作声。这时候导师擎香炉登高座，慷慨发言，谈无常则使人恐惧发抖，讲地狱则使人怕得哭泣，泪流满面，说昔因则使人似乎眼见前生恶业，算报应则使人预知后一生的果报。谈快乐则使人心胸畅悦，叙哀感则使人流泪心酸。在这种情况下，一堂僧徒无不心情惶惶，五体投地，个个唱佛号，哀求垂慈悲。等到后半夜，导师又讲时光易逝，胜会难留，使人感到紧迫，满怀恋慕。佛寺对僧徒夜间进行恐怖教育，夜夜如此，因果报应说深入意识中，自然成为神经病者，着迷既深，不能复醒。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被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诱人出家，使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毒汁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扬毒气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徒的桎梏，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外国，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瘾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像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佛经是在长时期内由外道、佛教徒杂凑起来的著作，各经所说的道理，可以绝对相反，例如有些反对有，主张空；有些却毁空赞有。有些主张弃小乘学大乘；有些却主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有些反对有所得心，说宁犯五逆罪，不生有所得心；有些却说宁可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又如《法华经》说，不得亲近小乘三藏学者，《十轮经》却说，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小乘法，何能学大乘。如是等诸大乘经，诃有诃空，赞大赞小，无有定说。同是大乘经论，如《涅槃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解深密经》等说，有一类人不具佛性，终无成佛之期。同称佛所说，相差如此悬殊。给它弥缝的说法是因为听佛讲话的对象不同，故佛说也不同，有的说佛“随缘化物，难可思议”。所谓难可思议，就是承认佛经自相矛盾，无法讲通。向来外国僧徒和他们的奴仆，按照本宗派的讲法讲去，不管通与不通。南北朝末期，中国僧徒开始自创宗派，意图贯通异说，虽未能解脱宗派积习，但不甘心作外国僧徒的奴仆，开动自己的头脑，升格为释迦（实际是龙树）的奴仆，总还算是前进了一步。中国僧徒自创的宗派有如下的两个：
6.天台宗
中国僧徒沾染天竺僧鄙习，门户之见极深，各执所据，矛盾杂出，真是“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宗派厘然，各自归宗，不会误入别门，所谓“得其小（小乘）者忘其大（大乘），执其偏者遗其圆”，就是佛教闹宗派的实情。北齐僧人慧文读龙树《中论》，其中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它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慧文恍然大悟，以为一切事物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佛教大别不外主有主空两大派，既然说是空有不二，宗派争斗也就认为不必要了。慧文依龙树即空即假即中的说法，创立所谓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的萌芽由此开始。
慧文传弟子慧思。慧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北方僧徒不重义门，唯重坐禅，南方僧徒学风却正相反。慧思自以为贯通南北，实际却导致南北僧徒的反对。在北齐，为僧众所恶，五四八年，被僧众毒害，几乎死去。慧思避往南方，五五四年，被僧众下毒，死去又救活。隔了一年，很多僧徒又要害死他，他立誓要造《金字般若经》，广为众生讲说。第二年，众僧徒阻断檀越（施主）给慧思送饭，前后五十日，慧思令弟子出去乞食，得延生命。要杀害慧思的僧徒，当然都是有地位的名僧，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消灭论敌，什么慈悲无诤不杀等训条证明全是为骗人而设，僧徒本人是不受限制的。
智觊是慧思弟子，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出身士族，父亲做梁朝益阳侯，梁元帝亡国，亲属离散，智觊深厌家狱（僧徒称人世为苦海、火宅、家狱），要求出家，由军阀王琳介绍为僧。陈朝时，投慧思门下，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很高，当了和尚，陈朝大臣很多是他的学徒，再没有人敢谋害他。在僧徒中他的声望愈来愈高，居住天台山，陈宣帝割始丰县租税给智觊作养徒的费用。隋灭陈，隋文帝下诏问候，晋王杨广迎智觊为师。智觊尊杨广为总持，杨广尊智觊为智者。政治上的声势，使他成为富贵和尚。他造寺三十六所，曾说，我造的寺，栖霞、灵岩、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绝也。他又造大藏十五处，旃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著书三十余卷，亲度僧一万四千人。他是天台宗派的创业人，也是耗损民财的大蠹虫。他的弟子灌顶记录师说凡百有余卷，有了书，天台宗有所依据了。天台宗以调和各派为宗旨，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就是调和的一种说法。至于什么是三观三谛，无非足些戏论。譬如它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叫做三一无碍。大乘教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硬说都是空幻，它举例说，明镜之光明即空，镜像即假，镜体即中，这都是莫名其妙的诡说，佛教却以为是至理妙言。谁误信这些精神反常的话头，谁就变成反常的神经病者。三观三谛以外，又有所谓五时八教的判教。佛经托名释迦“金口”所说，可是彼此矛盾，谁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所奉的经是无上圣典，结果又是矛盾百出，愈判愈糊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总算勉强说成了一套。五时是释迦说教五十年，按照徒众接受的水平，分为五个时期。一为华严时，据说，释迦成道后，三七日间，为徒众讲《华严大经》，徒众根基浅薄，完全不能接受，改讲浅近易懂的教义。二为鹿野时（前后十二年），释迦居住在鹿野苑，说三藏教《阿含经》，即小乘教义。三为方等时（八年），劝徒众向往大乘，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经，要小乘人耻小慕大，弹偏斥小。四为般若时（二十二年），说《摩诃（大）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淘汰洗涤大小各别的情执。五为法华涅槃时（八年），释迦以为徒众机缘已熟，可以听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说《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临死时，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与《法华》同是最高的妙理。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法华经》，《法华》列在第五时，显然是想抬高本宗派的地位。八教是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总称。化仪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有藏（小乘）、通、别、圆四种。《法华》、《涅槃》在八教之上，乃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之教，是圆满完全之教。说来说去，无非是宗派陋习的表现。
天台宗提倡止观，说是入涅槃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脐间（脐下一寸名丹田）等处，使粗乱的心静止下来。如果心不能静，则用观的方法。观有两种：一种是对治观，如用不净观治淫欲，慈心观治瞋恚等。二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归根说来，是要人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是完全熟睡（这叫痴定），心中仍有观慧，即仍在做梦。试举智觊遗嘱里所说老和尚转世的伙夫为例来看：某寺伙夫窃听说法，烧火时看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比火烧柴还快，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管事僧怕众僧挨饿，禀告上座。上座说，这是好事，不要触动他，等他自起。伙夫入定数日，才醒过来，到上座处说经过情形，愈说愈深奥。上座说，你刚才说的我都懂得，现在说的我不懂了，不必再说下去。上座问他颇知宿命吗？伙夫说知道一些。上座问，你犯什么罪作贱人，又有什么福能速悟。伙夫答，我前世是此寺老辈僧的师父，年少辈的祖师，现在僧众所学，都是我前世讲给他们的教训。那时候有一客人来，我取寺中菜少许款待客人，没有偿还，死后因此受罚，来给众人执贱役。也因过去修行多年，所以觉悟较易。宿命罪福，其事如此。这是智觊说的话，他懂得什么是定，足见一般入定就是做梦的睡眠。做梦兼扯大诳，就是这个伙夫的入定。
智觊应该说是精通大乘佛法的人，他讲即空即假即中的教义，自然头头是道，俨然成套。可是他对财产的重视，丝毫也不看作空假。他受到帝王的尊崇，获得大量布施，造三十六所寺，就是他的财产，他在遗嘱里谆谆告诫后人，必须爱护寺产，不可自私。他举例说，一个老和尚某次有私客，取少许寺菜款待客人，忘记陪补，死后被罚作贱人，在本寺中当伙夫（说明佛教思想的极端自私，处理事情的极端偏激）。又说他的同学照禅师，是慧思门下第一个学生，曾用寺盐一撮，以为数量极微，不以为意，后来忽然神经失常，看见三年内共欠寺盐数十斛（说明僧寺的重利盘剥），急得赶快卖掉所有衣物，偿还寺盐。他又举本人为例，凡出门行动，骑寺驴都按价偿还。这和张家庄李家庄的张太公李太公，积得一份产业，临死嘱咐子孙，千万保存遗产的心情并无区别。智觊出家，因为“深厌家狱”，他为寺产而计较利害，不是出了家狱又入寺狱了吗？口头上尽管谈空反有，实际行为总是执有反空，高僧与凡夫在财物爱好上观点是一致的，并无道俗之分。
7.华严宗
《华严经》是龙树所造，龙树自称入龙宫读《华严经》，遂传于世，天竺僧人造谣说诳的胆量极大，龙树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东晋时译出六十卷，南北朝时很多人讲《华严》，传说北魏人刘谦之作《华严论》六百卷，此外作疏的人还不少。武则天时，又译梵本得八十卷。唐德宗时又译梵本得四十卷。可见《华严》一向是被人重视的经典。与智觊同时的终南山僧杜顺，开创华严宗，著《华严法界观门》，是为华严宗的观法。弟子智俨，著《搜玄记》五卷，阐明本宗观法。智俨弟子法藏著书多种，俨然被认为华严宗大师，武则天命法藏开讲《华严经》，很得则天宠信。法藏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得到三品官的奖赏，死后赠鸿胪卿。他为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授菩萨戒，得皇帝门师的地位，王公贵族都对他恭顺，声势极盛。唐中宗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依靠政治势力的资助才发达起来。他的三传弟子澄观，为唐德宗门师，被尊为教授和尚，诏授镇国大师称号，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给他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主持全国佛教。唐穆宗、唐敬宗相继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华严宗有这样一个阔和尚，宗派自然发达，到了最高峰。澄观活了一百多岁，临死召集大弟子们传授秘诀说，你们“……勿迷陷邪心，勿固牢斗争（无诤）……对镜（见物）无心，逢缘不动，你们就对得起我了”。意思是要弟子们勿固执一边，与人斗争，把事物看作虚幻不真，是非无动于心。《华严经》是一部大经，他讲得纯熟，著作丰富，又与人无诤，不牵涉人间是非，得到帝王公卿的尊崇，秘诀就是如此。澄观有门徒一千，弟子宗密独得其秘传，宗密本是禅宗南宗僧人惟忠的学生，投拜澄观门下，被认为唯一的高徒。这时候皇帝已是唐武宗。唐武宗灭佛，华严宗一蹶不振，不再有大规模的传授，足见它的发达，主要是靠政治上活动。
华严宗是依《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以此为宗旨的宗派。杜顺提出三种观法，一是真空观，二为理事无碍观，三为周遍含容观，总意是在调和各宗派，企图贯通佛经诸矛盾，标榜事事无碍，以圆教自居，它和天台宗都看出天竺佛教思想的极端偏僻性，所以判各宗派为偏教。但佛教自释迦举四谛创教，怖生乐死，思想十分反常，偏僻已成定型，无可补救，大乘教主张一切皆空，万法唯心，否认客观事物的实有，这又是何等偏僻荒谬的思想。龙树提倡非空非有的中道，非空非有即非这非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还是一个空。所谓中道，仍是偏道。天台、华严两宗都想立圆教来救偏教，天台宗定慧双修（坐禅与读书求知识并重），圆融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只能救偏中之偏，无救于根本之偏。华严宗讲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谓理事无碍，理即真如（真理），事即万事万物。事物生灭变化，都不离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事物），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譬如水与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是人，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理恰恰有害于被剥削阶级，怎能以水波一体为喻互相融通？自然界事物各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怎能互相融通？所谓事事无碍，以为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把事物和真如（理性）都看作完全抽象的东西，可是事物都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规律，不能无条件地相即相融。华严宗有以为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熔融，法法皆彼此互相，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尽管它有这一套讲法，但不能与其他宗派无碍融通，甚至对自称圆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并不和它熔融无碍。佛教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这里摘引《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一小段作例，说明它讲的道理是十足的诡辩和遁辞：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真如是无耶？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耶？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具德故。又问有耶？答不也，不变故。问无耶？答不也，随缘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所谓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空真如故。问无耶？答不也，不空真如故。问亦有亦无耶？答不也，离相违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离戏论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妄念故。问无耶？答不也，圣智行处故。这真是可憎的诡辩，问答了一大堆，真如的有无始终不明，这一堆问答全是废料，全是空头把戏。
天台华严两宗，都自称圆教，不同于天竺传来各宗派的偏教。但是，佛教本身就是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大杂拌，这两个圆教要自圆其说，不得不求助于莫知其意的诡辩和支离烦琐的义疏，愈说愈不圆，与偏教比较，未见其圆，只见其不离于偏。所以推翻佛和一切经论的禅宗南宗一出现，偏教与圆教同样走上被人遗弃的一条道路。
佛教（各宗派包括下节所说的禅宗）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当然，根本是谬误的。不过，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诤，认为诤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诤才能得道。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都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著，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蠹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怪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间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天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唯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各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记》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李《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直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以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奴）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它又是大批寄生动物（统治僧）的养育场，这个养育场保存并发展着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从天竺移植过来的落后制度，在中国借宗教迷信的力量，大大发达起来了。
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从佛教传来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报。上层僧徒过着安富尊荣的寄生动物生活，是剥削阶级里从外国搬来的一个新剥削阶层。唐德宗时杨炎奏称，“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官与僧同是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这种僧自然是上层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贵的地位。孙樵《复佛寺奏》说，“若群髡（僧）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万夫，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本年全国户口账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养一僧计算，是全国受僧害的民户在半数以上。辛替否《谏（唐中宗）兴佛寺奏》里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夸大之语。佛教无疑是社会的大祸害。
自东晋到唐初禅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反对佛教大抵有三个力量。一是朝廷与佛教发生利害冲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废除佛教。二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三是儒家礼教排斥异端。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愈大。朝廷废除佛救，拆毁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进行各种方式的敌对活动，总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发达的机会，以所谓空寂无诤为教义的佛教，反抗朝廷的斗争是很坚决的，因为僧徒要保持寄生动物的生活，必然全力护卫自己的佛国。
佛道两教，向来佛教居首位。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六三七年（贞观十一年）下敕规定道先佛后，佛徒大不满意，纷纷到阙下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使人宣旨说，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当受杖责。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顾退避。一个壮年僧徒智实声言不伏此理，结果挨了一顿棒，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顿棒就活不成，这个智实因此病死了。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后佛，本无不可，佛徒法琳面对唐太宗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唐太宗自认是阴山贵种的子孙，不要承认老聃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屈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两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实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佑，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势，令他拿出佛的实据来，所有奴仆的虚骄气，自然不打自消。对付佛教以及对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听空言，要求实据。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奘、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僧徒了。陈、隋间中国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与华严两宗，都标榜圆教，斥其他宗派为偏教。这两个所谓圆教，一方面企图调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图与中国的反对派别谋调和，天台宗与道教接近，华严宗与儒学接近，两个所谓圆教的产生，自然是道儒与佛教长期斗争的结果。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与道教相似。智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又说，“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又说“十二种息（呼吸）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守丹田属于止，六气十二息属于观，归根不外止观二法。天台宗也谈不死之药，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杂录》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道士炼丹，佛徒也谈炼丹，佛徒坐禅调息，道士也谈静坐炼气，在这些方面佛道圆通了。
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们谋富贵的主要途径——仕途，不愁僧徒来夺取，因之儒佛间的冲突比佛道两教间要和缓些。不过，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有极大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儒家谈孝道，深入人心，谁敢倡异议，必然要受到谴责。佛教却别有说法，佛书说，“识体（灵魂）轮回，六趣（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一欲界——上为六欲天，中为人世，下为地狱。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三无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转生人间，行十善的人死后生天上为天人）孰辨怨亲。”又说，“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仇人）数为知识（朋友），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均庶类于天属，等禽气（一切动物）于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照这种怪说，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佛教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佛徒自知弱点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让步。强调《智度论》所说，净饭王死，佛亲自执绳床一脚，舁尸体到火葬场，表示一切众生应该报生养之恩。法琳《辩正论》对道教怒目狂骂，对儒家也多有微辞，独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唯恐受不孝的责备。唐后期华严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说盂兰盆经疏》，序里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些话虽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说与儒生无甚区别。不过佛徒行孝的方法与儒不同。宗密说，“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归根还是荒唐的因果报应。宗密作《华严原人论》，承认释迦、孔、老都是至圣，与法琳说释迦是大圣，孔、老是小圣，说法也不同。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说反对孝道，儒生才有调和的借口。柳宗元《送僧浚归淮南序》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又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又《送文畅序》说，“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又《送元暠序》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诲也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柳宗元主张调和儒释，调和的根据是孝敬和与《易》、《论语》合。与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样搬来的各宗派而是中国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达。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隋文帝给智觊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这个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个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入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坼，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佛教的道理与地狱都被周武帝驳倒，因此佛教徒都觉得佛经所说佛死后一千五百年佛法将灭的预言得到证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还俗，也有个别僧徒为佛教办后事。例如三阶教的创立，及刻石板经，都是佛教作灭亡的准备。原来早在北魏孝文帝时期，魏国政治已趋向衰朽，社会腐败势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后招致大乱以致亡国。北齐政权主要依靠内徙鲜卑的支持，基础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后，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达起来。北齐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万人，北齐因此亡国（当然还有其他亡国原因，崇佛却是主要原因）。智觊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惨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三阶教经书里说，“我教法中，恶法渐兴，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破戒比丘，处处充满，为利养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经理俗务，市肆贩卖，涉路往来，或复营农，贮积粜籴，或复商贾求利，或作种种工巧之业。托附俗官，为动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欢喜。或假他势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与俗官。”这里说的种种谋利之事，经营农工商各业，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层的普通僧徒。当时天竺奴隶制式样的寺院剥削比鲜卑更凶残，所以负炭兵宁愿辛苦憔悴，不愿出家作僧徒，什么孤房独宿，瞪视四壁，下层僧徒所受痛苦，何尝只是这些。佛教内部极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对象，北魏流行的假经如《小法灭尽经》、《佛说法灭尽经》、《五浊恶世经》，都是宣布佛教罪恶，末日已到的流行书籍。外部又有儒与道教的攻击，周武帝灭佛收效极速，因为他代表着社会的反佛趋势。但是，周武帝死后佛教又大发达起来。剥削阶级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剥削者的爱好，因此，灭佛以后必有各种护法者出现，让佛教再兴。不消灭社会的剥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只能暂时受挫，要它们根本消灭是不可能的。
三阶教创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灭佛后，采取佛经中最野蛮最欺诈的部分，摘录成一本书名叫《三阶集录》，书凡二十六卷，又采录《三阶佛法》四卷。所谓三阶，就是分人为贤、愚、中庸三等（阶），用普通佛法教化他们。这叫做“只合行普，不合行别”（别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阶教徒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只吃一顿乞求来的饭，吃寺院的饭算是不合法。在路上行走，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竭力提倡布施，《决罪福经》说，“大福皆用货财，乃得成耳。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我常但说万倍报者，略少说耳。恐人不信，少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说“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济救穷贫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三阶教徒以身作则，死后置尸体在尸陀林（弃尸体的荒林），供鸟兽食，叫做以身布施，求无上道。愚人惊异，以为信行得了什么道，相率信奉三阶教。隋初，仆射高颎邀请信行到京都，聚徒众愈多，立五个寺来容纳徒众。三阶教创立无尽藏，积聚钱帛，分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缮寺塔之用，一份施给天下一切老病贫穷悲田（穷人）乞人，一份供自由使用。三阶教反对净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又不许入寺，不许吃僧食，说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须恭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北方通行净土宗，贵族官吏刻剥民财，盛造佛寺，上层僧徒享受极其优厚，三阶教主张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养舍利，不礼塔庙，连一拜舍利塔庙也不许。
劳动群众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诱骗，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兵，专毁寺庙，斩僧尼，法庆利用民愤来发动战事，足见佛教早为广大民众所唾弃。三阶教的一些主张，是想在民愤大爆发以前和以后，有所和缓和补救。无尽藏积聚钱物，准备补修被拆毁的寺庙。劳苦群众是铲除社会上一切秽恶的实在力量，三阶教人说一切众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处，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众生）在下恶处，岂成平等？这是三阶教人说些空话来欺骗劳苦群众。净土宗盛修佛像，三阶教说是泥龛。佛徒自称应该享受，理由是佛犹如国王，僧犹如王子堪受国王的福荫，堪受如来的荫庇。又佛犹如父母，念佛人犹如儿女合得父母饭食衣服床榻卧具，这无非是僧徒给自己作无耻的辩护。三阶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惩罚，为逃避惩罚，因此说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佛徒称说现在住持好处所，来生得生好国土，得证菩提，所以僧应该住持寺，也应该入寺舍好处。三阶教说僧徒不该住寺，甚至不许入寺。三阶教说菩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也是矫一般佛徒奔走权门借势害民的弊病。总之，三阶教的教义，在佛教看来是反常，是异端。这种异端能够产生并盛行，说明有些佛徒自知恶贯满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隋文帝大兴佛教，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专办后事的教派，开皇二十年，下令禁止。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还是尊信三阶教，分本寺房屋，让三阶教徒居住。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顽的智实受杖，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不灵，佛徒愈觉末日不远。一个佛徒说，自从周武灭法，佛菩萨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说佛菩萨都骗不了人了。迷信的人为了护法，尽量布施，无尽藏接受钱帛金玉，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施舍人往往车载钱帛，交给无尽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则天兴佛教，屡次禁止三阶教，没收无尽藏钱帛。唐玄宗开元元年，下令灭三阶教，所有钱帛分给京城诸寺。开元十三年，令诸寺收回分给三阶教的房屋，众僧不得别住，《三阶集录》不得编入佛书目录，如纲维（寺主等掌权人）放任三阶教徒私自传教诱人，发觉后勒令纲维还俗。尽管唐玄宗再三严禁，三阶教还是互相勾结，朋援繁多，在佛教极盛的唐朝，佛徒做贼心虚，总感觉末日的将到。这种对佛教施加压力的来源，可以说是汉族传统文化通过儒家学派的复兴，渐次夺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阵地。
佛教办的另一件后事，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僧徒静琬在房山的石经山开始刻石板经，藏石窟中，准备佛法完全消灭后，依靠这些石板保存佛教。静琬前后刻经三十年，石板藏满七窟。他死后，他的弟子们相继刻石。辽、金、元、明各代，还有人当作修功德，继续补刻。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板共有八千块以上。隋文帝大兴佛教以后，静琬还不敢有佛教不灭的信心，加紧刻石以备法灭，可见鲜卑统治结束，外来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灭佛，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对佛教无异宣布死刑。法琳要唐太宗自认是鲜卑人，也是企图胡人事胡神，而这一企图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讳。汉人建立的朝廷，必须承认儒学是正教，要维持封建统治，从经验里也证明儒比佛、道是较好的工具。儒学有两个要点，一是辨别华夷，二是强调忠孝。这两点，佛教在答辩上想说出理由是极困难的。封建统治者在国为君，在家为父，臣子服从君父，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儒家学派坚执这两点，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彻底废儒。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实际是相反，儒拥有较大的潜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经以立法门，如天台宗奉《法华经》，华严宗奉《华严经》。佛经出发点无非是苦空二字，所说不能不是一偏之见。宗派的成立，表示执持偏见，顽固不化。各宗派的大师，都想解释所尊奉的经典，求其通达。原来佛经以文辞琐碎烦杂、义旨暗昧难明为其特征，中国僧徒继承两汉今文经学的章句之学，解释佛经，愈讲愈难通，愈难通愈讲，恶性循环，经疏愈积愈臃肿，学徒愈学愈迷惑。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有一段话，说佛学流弊，他说，“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嘲。”义净所说隋唐佛学，很像两汉今文经学。两汉今文章句之学，流弊也是极其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结果是“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尽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经学总不免趋于衰亡。魏晋玄学兴起，攻击儒经，两汉四百年作为利禄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灭了。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出现烦琐的解释，说明这种学术已无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衰落或灭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烦琐的义疏，表示佛学达到极盛的境界，同时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烦琐学派而兴起的总是简易的学派，禅宗就是佛教里比较简易的学派。特别是禅宗南宗，尤为简易，离开文句，抛弃经典，也能一旦贯通，得大师称号。恪守佛教烦苛的戒律，死抱白首宁就的义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见禅宗南宗，正如魏晋某些士人放弃章句改谈玄学一样，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自觉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为之风靡，许多僧徒愿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晋玄学谈无，佛教大乘谈空，无与空是可以合流的。玄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佛教是发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又可以合流。玄学家发挥庄周的消极厌世思想，与佛教苦空完全一致。魏晋玄学家以旷达放荡纯任自然为风尚，蔑视礼法，这和禅宗都是统治阶级里面的放荡派。玄学家是高级士族，社会地位稳固，敢于肆无忌惮。禅宗僧徒没有这样的地位，必须依靠佛教的名义才能实行放荡，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的思想）其实。禅宗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再现，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玄学与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动的，但玄学冲击儒家的奴仆礼法之士，禅宗冲击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又都起着一些积极的作用，值得赞扬。佛教认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过，这实际是性恶论，和儒家正统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为性善论，以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与儒家一致了。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父母是无意义的事。与儒家以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从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实行三年之丧，在唐朝，儒佛对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传来的戒律和经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致的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思想来源不外道儒两家的学说，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与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致，那么，经过改造（宣传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攻佛最坚决的韩愈，在潮州（广东潮安县）与大颠禅师往来，认为“颇聪明识道理”。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这些，正好说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唐朝佛教中国化，即佛教玄学化，这是化的第一步。禅宗僧徒所作语录，除去佛徒必须的门面话，思想与儒学几乎少有区别（特别是两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学化，是化的第二步。禅宗兴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灭。禅宗获胜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弃天竺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装上中国士大夫常见的普通相貌。这样，外来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得到统治阶级的容纳，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之一，与儒、道并存。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观，也就是禅的一种。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等书，禅学始成专业。罗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学解释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佛教在南朝重义学（讲义理），在北朝重禅学（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础来。
南天竺人菩提达磨，自称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从海道来到中国。达磨不合南朝重义学的学风，转到北方传播他的禅学。达磨的禅学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所谓见性成佛，意思是觉悟到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如此修证，是最上乘禅。达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要人心安静像墙壁那样坚定不移。其次是发行，即一、报冤行（逢苦不忧），二、随缘行（得乐不喜），三、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四、称法行（法指空无之理，称法而行，即无心而行）。达磨说法虽说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经》为依据，所谓安心发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达磨所传的法，实际就是渐修法。《楞伽师资记》说达磨所说有《达磨论》一卷，又有《释楞伽经要义》一卷，亦名《达磨论》。达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样，跑到中国来，企图成立他的楞伽宗。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称他的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语言文字，到他已经二十八代了。他带了一件棉布袈裟来，说是历代传法的凭证。这些都是无从查考的妄说，不少奴仆却被他俘获了。其中有一个“博通群书，尤善老庄”，名叫慧可的僧徒，达磨认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为法舍身命的决心。慧可自己斩断一臂以表诚恳（一说被盗斩去一臂，这个盗可能是争夺法嗣的同学），达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给慧可。如果真有这件事，可见禅宗开始时，也带有天竺秘密传授的邪气。到了第三传僧粲（隋时人），作《信心铭》一篇，含有明显的玄学思想，它的总结是“至道无难，唯嫌简择”，与庄子《齐物论》的说法相通。禅学与玄学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了。第五传弘忍，住黄梅县（湖北黄梅县）双峰山，门徒多至千人以上。据说，他的本领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和庄周思想更接近了。弘忍门徒中，神秀早为上座并为教授师，一日，弘忍宣称要选择法嗣，令门人各书所见，写成一个偈，让弘忍挑选。门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写了一个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偈，唤神秀来，说你作此偈，只到门前，还未入门。你回去思考，再作一个来，如入得门，我付法衣给你。神秀回房苦思数日，作不得新偈。一个舂米行者（未剃发，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识文字，请人代写一个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又作一偈说：“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从空无的观点看来，慧能的空无观比神秀较为彻底，因此，弘忍选定慧能为嗣法人，秘密给他讲《金刚般若经》，教他带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广东新兴县）原籍。一件袈裟从神秀手边突然失去，当然不肯忍让。从此，禅宗分南北两宗，慧能在岭南传顿教，被称为南宗，神秀在北方传渐教，被称为北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门徒之一的神会，冒险到北方争夺正宗地位，最后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认。实际上渐教是禅宗的正宗，达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顿悟得法之说，神秀所写那个偈，弘忍本已承认它的嗣法资格，不料突然出现慧能两偈，比神秀说得深切，弘忍临时改选慧能为法嗣，授与传法袈裟，并给他秘密讲授《金刚般若经》。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磨不算是始祖。达磨依据的是《楞伽经》，弘忍弟子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推南朝宋时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达磨为第二代，弘忍门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代，这七代人都奉《楞伽经》作立论的依据，以后排挤北宗出禅宗正统，纯是宗派斗争南宗获胜的结果。南宗所提倡的所谓顿悟，也无非是僧徒故作神奇，借以骗人的一种手法，其实慧能何曾有顿悟，他的父亲卢行稻，唐初被贬官，流窜到新州为百姓，生慧能后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长，卖柴养母。不待言，这种穷苦绝望的生活，使他产生厌弃世间另求出路的想望。他偶在市上听店铺里有人诵《金刚般若经》，慧能问哪里学来此经。诵经人答，弘忍禅师劝人读此经，说即得见性成佛。慧能认为找到出路，在当时普遍崇信佛教的环境里，只要留心，听些佛教教义，是不难的。唐高宗咸亨年间，他听女尼刘氏读《涅槃经》，已能讲解经义，后来又到乐昌县，依附智远禅师，谈论禅理，智远承认他理解非凡，劝到弘忍处求印证去。慧能第一次答弘忍问，表示“唯求作佛”，足见他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在弘忍处作舂米工役，王维《能禅师碑铭》说他听弘忍讲法，默然受教。因为他不识文字，一般人却总以为知识必须从文字书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顿悟不可，其实慧能早就对刘氏尼说过，“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穷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经过多年听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谓佛意。如果他作偈叫做顿悟的话，那也只能说由渐悟积而成顿，并非无端忽然能作偈。佛教徒专爱造谣骗人，哄然相传，似乎真有所谓见性成佛的顿门，慧能一派徒众也俨然以顿门自负，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称为佛，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举目可见的平常人，这对破坏佛教起着重大的作用。南宗的信仰者，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我即是佛。《金刚般若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南宗人想成佛，尽力扫相，佛即是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如果说南宗在历史上有所贡献，就在扫佛这一点上。
慧能的弟子们记录师说，成《坛经》一卷。《坛经》是南宗传法的经典，它教人“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人练成这样有呼吸的死尸，就算得了大道。但是人接触事物，不可免地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禅宗却以无是无非为大道，以一切善恶都无思量，心体堪寂，应用自在为心要。《坛经》记慧能临死传授秘诀给十大弟子，说“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所谓对法共有三十六对，其中外境用无情对有五，即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水与火对，阴与阳对。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如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等。自性起用对有十九，如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体与用对等。照慧能说，此三十六对法，体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这是慧能的心得所在，意思是教弟子说话要顾及两方面，不偏在一边。他举明暗为例，说，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说到暗的时候，也要说到明，有明故有暗，离明即离暗。说的方法是无暗亦无明。三十六对都用一样的公式，无这边也无那边，一切皆空，不落边际，所谓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就是说得含糊，听得含糊，使人在含糊里似乎觉得有什么道理，因而落入其唯心主义的圈套。净土宗斥禅宗说，“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宗教本来全是骗人的把戏，禅宗用空骗人，净土宗以修功德骗人，同是行骗，禅宗还能揭露净土宗的骗术，比其他宗派终究是有些贡献。
禅宗以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己）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是慧能所说的“见真佛解脱颂”。所谓见真佛，就是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心有迷惑佛即成众生，因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成不成的关键在悟或迷。禅宗认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心外的佛全是假佛。依据这样的说法，凡是造寺、布施、供养、念佛，都不算功德，都无成佛可能，西方并无净土，三毒（即贪、瞋、痴）即是地狱，虚妄即是鬼神。慧能甚至否认修行必须出家，也不要戒定慧，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这些说法，都对佛教大不利，特别是对净土宗不利。净土宗僧徒非常狼狈，慧日撰《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攻击禅宗说，“于佛法生异见者，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众，惧生死苦，厌恶俗尘，展转相传，教人看净，昼是恣情睡眠，夜乃暂时系念。见世空寂，都无一物。将为究竟言，一切诸法，犹如龟毛，亦如兔角，本无有体，谁当生灭。无善可修，无恶可断，心所取相以及经佛，尽当远离，但令内心安住空中，知世虚妄，万法都无，虽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何劳勤苦，远觅世尊。亦不借念佛诵经为出离因。除此之外，诸余行门，悉皆虚妄。写经造像建立塔庙，恭敬礼拜，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是生死因，非解脱因。何以故？见善可修，见恶可断，涅槃可欣，生死可厌，誓断生死，誓证菩提，悉皆动念，心有所得，着相修习，虚妄分别，是有为法，是生死法，虽复勤修，不免流浪。”佛徒都过着寄生动物的生活，也就是懒虫生活，不过形式上有一套琐碎的戒律和礼拜诵经等所谓勤苦修行来掩饰懒虫的原形，禅宗把这些形式全放弃了，只剩下单纯的懒虫生活，这和魏晋玄学家的放荡形骸实质上并无区别。禅宗在行动上和言论上都起了破坏佛教的作用，慧日说禅宗是外道，言论甚于猛火，焚烧佛法。这种能烧佛法的猛火，在佛教流毒很广泛的唐朝时期，是有利益的猛火。
南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修行方法可谓极简便。又说，只有大智人，最上乘利根人能接受顿法。这些说法，使得怀才自负狂妄骄纵的士人，名利熏心所求不能满足的贪夫，仕途失意满心烦忧和富贵内热需要饮冰的官僚，生活优裕自称隐逸的地主，这些人都愿意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南宗自慧能以后，迅速发达，徒党众多，压倒一切宗派，就是因为适合这些人的需要。
用成堆成堆的谣言诳话装扮起来的如来佛，要揭穿他的空虚无稽，天竺大乘谈空各宗，都只谈到适可而止，不敢公然说佛无法无，因为佛法皆无，所谓三宝之一的僧只好同归于无，饥寒而死。龙树真（谛）空、俗（谛）有的调和论，正是大乘谈空的代表。在中国，以玄学（庄周思想）为本质的禅宗南宗，谈空的程度远远超越天竺各宗派，彻底破坏了三宝中的佛、法二宝，同时，用我即是佛的说法保护了僧宝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南宗比龙树更巧妙了。南宗创始人慧能不识文字，他不受佛教经论的拘束，采取佛教各经论中合用的句子，摆脱烦琐的旧解释，凭己意作出新解，大大丰富了南宗的话头。例如《坛经》解释四乘说：“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自然，所谓最上乘是指南宗的禅法。最上乘离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也就是说我即是佛，一切法相（包括佛在内）都该抛弃。他的继承人更加发扬这种思想，如宣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八六五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和祖（达磨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等觉妙觉为二觉，即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照佛经说，谤佛谤法都要入地狱受大苦，宣鉴看穿地狱佛祖佛经菩萨等等，只是一套骗局，全部佛教都被骂倒，与魏晋间嵇康阮籍骂倒儒学六经同有摧陷廓清的功绩。宣鉴骂拜师学佛人也很透彻，他说：“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蕴积行，长养圣胎，要成佛果。如斯等等，我看似毒箭入心。”又说，“他（大师）是丈夫，我何尝不是，我比谁也不差，为什么整天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南宗的长处，是把自己看作与佛平等的人，从奴仆地位站立起来。他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祇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另一个禅师名叫义玄（慧能六世法孙，八六六年死）也是攻佛的一个勇将。义玄创临济宗，标出彻底反佛的宗旨。他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又说，“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八二四年死）冬天取木佛像焚烧取暖，说木头该烧。五代时禅僧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博饭食言语，十二分教是虾蟆口里事。”这些说法，都说明南宗确实看穿了天竺传来的一套骗局，要创造中国式的佛教，即排斥天竺统治阶级理想化的腐朽生活（寄生虫生活），改变为中国统治阶级喜爱的腐朽生活（还是寄生虫生活），这些腐朽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佛。天竺的佛被赋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至高权力，反映天竺统治阶级的无限贪欲。南宗创造的佛，性质不异于庄周书中所称的真人至人那种人物，反映一部分统治阶级（士大夫）在唐后期衰乱之世避灾祸享厚福的自私思想。希运（慧能五世法孙，八五七年死）提倡无心的禅法，说“但能无心，便是究竟”。他解释无心说，“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真理）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怀海（慧能四世法孙，八一四年死）讲《大乘八道顿悟法要》说，“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南宗教人要无心，但仍强调要有自己的眼睛。怀海说，“须具自眼，莫依他人作眼，须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莫只带一只眼，向一边行。要向无佛处，坐大道场自己作佛。”这里说的无心，只是口无所辩，避免是非的一种表现，内心却是并非无心，所谓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说出观察事物不受片面牵掣的方法。所谓兀兀如愚，如聋如哑，心如木石相似，目的是要人“内无一物，外无所求”（佛也不求，求佛菩提皆属贪欲），做个自由自在的人，也就是这样才算作佛。从谂（慧能五世法孙，八九七年死）答人问，如何是七佛师？答云：“要眠即眠，要起即起。”宣鉴也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觉（求佛），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义玄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无非是想杀出一个自由自在的我来。自由自在的我只是一个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的无事人，这个无事人当然是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怀海作诗说，“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又作诗云：“幸为福田衣（袈裟）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这种自由自在纯任自然的舒适生活，与装模作样修苦行欺人的天竺佛教徒面目大异，同样是寄生动物，南宗比起天竺僧徒的虚伪作法，似乎较为率真一些。为了自由自在，有些禅师如慧寂（慧能六世法孙，八九一年死）不持戒，不坐禅；又如惟俨（慧能四世法孙，八三四年死）受戒后，声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岂能屑屑事细行于衣巾中耶！”有些禅师否认整个佛学，如惟俨答李翱问如何是戒定慧，说：“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佛学不外戒定慧三部分，惟俨看作都是无用之物，因此，他不许门人看经。门人问他自己为什么看经。他说，“我只图遮眼，若是你们，牛皮也须看透。”李翱为朗州刺史，向惟俨请教益。惟俨用手指上下，问，懂得吗？李翱说不懂。惟俨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礼谢，作诗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动水静，一任自然，不必看经行戒，这就是南宗的道。佛教徒死后，按天竺法火葬，并取碎骨称为舍利，南宗禅师自慧能起，多用全身葬法，漆紵涂尸体，安放龛中，此后禅师很多不按天竺法火葬。希运问门人们说，你见虚空曾有骨否？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从谂临死嘱门人们不可净淘舍利，说身是幻，何来舍利！佛徒说得神奇莫测的宝物，被南宗揭穿，一钱不值了。
南宗破坏天竺僧徒所传的佛教相当彻底，从千百万字的经论到一字轮王咒，从净土到地狱，从佛到饿鬼，从生前修行到死后舍利，全部骗局都被“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但学无心，诸缘顿息”这几句话一吹而散。南宗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与天竺式的佛教勇敢地进行斗争，一切外在的佛和佛法，全被推倒，贡献是巨大的，但他斗争的目的，只是要用内在的佛（我）代替外在的佛。我即是佛的说法被人认可了，立刻成为受人供养礼拜的地主或尊官。这些我即是佛的佛（得法者或法嗣），都是徒弄口舌的清谈家或攀附名公卿的帮闲清客，打麈尾，谈公案，魏晋玄风居然又见于唐后期。
为什么魏晋亡国遗风以南宗谈禅的形式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唐后期，政权已被宦官执掌，士大夫间朋党争斗异常激烈，一般士人看不出自己的前途，南宗给他们指点出似乎很美妙的一个出路，即成佛或成自由自在的享福人。这和产生魏晋清谈家的社会原因是类似的。有一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以儒为业的人，总喜欢排斥佛教，这种见解很粗浅。佛教本是衰乱之世的产物，人生在衰乱之世，找不到任何可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佛教，精神将何所寄托！议者只知道佛教因衰乱之世而生，不知衰乱之世需要佛教的解救，尤其不想佛教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却憎恨它雕镂营造的小花费，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见解。李节说出佛教的鸦片作用，由于他自己是个鸦片瘾者，所以赞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南宗的禅法是中国自制的毒品，在口味上比天竺来的各宗派更适合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因此大大发达起来。
禅宗自称是释迦教外别传的心法，所谓心法，是师弟子间在十分玄虚难以捉摸的某种动作或言语上相互默契，就算以心印心，师弟子心心不异，师心是佛心，弟子的心也是佛心了。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人都不懂得，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表示会心，释迦承认佛心传给了大迦叶。这种十分渺茫无稽的说法，成为禅宗传法的根本规则。南宗自慧能死后，十个大弟子分头传教，求作佛的人有很大的增加，求作佛的方法，也愈益离奇。谈公案就是重要的一种方法。公案都是含意隐晦，无人能确实懂得的事情或话头，如果弟子思索得一个公案的答案，说给师听，得师同意（称为印可），那就表示得道了。一个著名禅师门下常有弟子五百人乃至一千人以上，这些人从禅师口里取得成佛的印可。因此禅门师弟子间互斗心机（机锋）异常尖锐，弟子提出谜语式的问题，师不能理解，便输给弟子，所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心印”不得不让出。禅师当然不肯轻易印可，故意做出怪动作或怪话头，使弟子不能理解甘认失败，这些动作和话头成为新的公案，流传在丛林（禅寺）间，愈积愈多，禅学转化为公案学，黄蘖禅师希运说，“既是丈夫汉，应看个公案。”禅宗不主张读佛经，看公案意思就是读禅经，公案中谈得最热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是祖师（达磨）西来意？”见于记录的答案多至二百三十余则。这些答案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僧问慧能的法孙道一，说：“请师（道一）直指某甲（达磨）西来意。”道一答，“今天我疲倦了，不能对你说，你去问智藏罢。”僧问智藏。智藏说，“为什么不问和尚（道一）？”僧说，“和尚教来问你。”智藏答，“我今天头痛，不能对你说，你问海兄（怀悔）去。”僧问海兄。海兄说，“我不会这个。”僧回到道一那里说明情由。道一说：“藏头白，海头黑。”又如一个名叫龙牙的僧人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答，“给我拿过禅板来。”龙牙拿禅板给他，他接过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龙牙又问义玄，义玄说，“给我拿过蒲团来。”龙牙拿蒲团给他，他接着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又有一僧举同一问题问九峰，九峰答，“一寸龟毛重九斤。”又有一僧问从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从谂答：“板齿生毛。”这个所谓西来意的问题，根本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谁要是作正面答复，谁就说死话，不配作禅师。所以这些怪诞的答案，禅宗中人却以为是合理的答案。还有一些问题，禅师无法作答，只能说些怪话来逃避。如某僧问从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有僧问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禅学是斗机锋的一种技术，慧能所作《坛经》，列举三十六对，教人“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意思是说话要超出两边，避免落在一边。佛所说诸法，也不过是一边之谈，禅家既不肯着边，那只能设想有“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禅宗叫做第一义或第一句。凡对第一义有所拟说，就不免有所肯定，也就不免执著一边，这种着边的话头，都叫做粗言，也叫做死语，又叫做戏论之粪。希运说，“佛出一世来，执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净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禅门中人，有时用棒痛打，有时人声吆喝，有时用谜语问答，如果在打喝谜语中忽有领会，说话合师意，便算获得印证，达到顿悟的妙境。归根说来，禅门中人看公案，是要学习如何发问，如何作答，务必说得不着两边使问答双方都毫无所得。无所得即是禅学所追求的悟境。慧海（道一的门人）所作《顿悟入道要门论》说，“求解脱唯有顿悟一门。顿者顿除安念，悟者悟无所得。”
禅宗自达磨创始，以谈空说无为专业，到六世慧能以后，禅宗大盛，压倒其他宗派，谈空说无的技术更高超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被硬说是虚幻妄见，只有自己的心才是一切的根源。这种十分荒谬反动的思想，禅宗大师一生努力宣扬和传授千百徒众的禅学，不外是这种谬见，因之，禅宗虽然曾起过破坏佛教各宗派的作用，但本身就是谬见的产物，与佛教各宗派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禅宗为求自己的生存，自唐至两宋教义趋于世俗化，僧徒关系俨然家族化，唐末五代出现了不少剃发出家的文士，下至两宋，许多禅僧说话类似儒生。同时，攻击佛教各宗派的勇气自动收起，不设佛像的禅寺，又恢复净土宗式的营造雕刻，陈设佛像及各宗派的菩萨，又采取密宗的某些方术，替人念咒超度，攻佛者不得不改为拥佛者，借以维持佛教的利益。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在这个矛盾中不复能自振，只靠痴愚人的迷信，维持他们的寄生虫生活。
一切皆空的后果，必然否定佛和佛法，在天竺，龙树曾标真（谛）空、俗（谛）有的说法，借以保存佛教。禅宗南宗主张空无尤为激烈，但实际生活却不是证明一切皆空，而是它的反面一切皆有。禅宗普遍表现的行为，可举出几个特例，看出他们争名夺利，奔走钻营，并不比庸俗人看空一些。
（一）争取当大师的儿子（法嗣）。禅宗自达磨起，袈裟只传一人，得衣人即作为传法之子。第四世道信，传衣给弟子弘忍，后来又得一个弟子名叫慧融，道信允许他自立一宗。慧融所立宗称为牛头宗。慧融算是第一祖。弘忍有十个大弟子，以神秀为上首，当传衣时忽得慧能。弘忍秘密付给袈裟后，慧能逃回岭南，隐伏在猎户中多年。猎人以杀生为业，又多在山林中出没，避敌人的追踪，最为得计。日久敌人不再寻找，才敢出头传教。慧能出头传教，也是经过仔细试探，当时广州制旨寺，有一个印宗法师讲经，他拥有僧俗听众三千余人，慧能混在听众中。一日，僧徒辩幡动的意义，一僧说，幡是无情物（非生物），它因风而动。一僧说，风幡都是无情，如何得动？一僧说，因缘和合，所以动。一僧说，幡不动，风自动耳。慧能大声停止诸人辩论说，“你们说这个动，那个动，都不过是你们自己心动罢了。”印宗法师在屋外偷听，大惊。第二天找到慧能，询知是禅宗的传衣人，即拜慧能为师。慧能得印宗法师等人的拥护，才敢公开宣扬他的南宗宗旨，与神秀的北宗对立。禅宗大师的门下一般总有一千上下的弟子，他们出家从师，都想被选为法嗣。被选中的人自然是一生安富尊荣，受用不尽，有些禅师生为帝师，死有谧号，俨然是一个大官。落选的广大僧徒，却是一生报废，毫无前途。因此，禅门中师弟子间同学间，互斗心机非常激烈，仕途中争夺名位，丑恶无限，禅门丑事，至少与仕途一样多。赵州真际禅师从谂，幼年因穷苦出家当沙弥，从师行脚，到南泉普愿禅师处参拜。普愿在方丈睡眠，见从谂来参拜，问，“你从那里来？”从谂答，“从瑞像院来。”普愿问，“还见瑞像吗？”从谂答，“瑞像倒不见，却见卧如来。”普愿被他面谀，喜欢得坐起来，问，“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从谂说，“有主沙弥。”“哪个是你主？”从谂答，“孟春天气还冷，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意思是说你是我的主。普愿唤管事僧来，教特别待遇这个沙弥。普愿是慧能的法曾孙，是道一的法嗣，地位极高，从谂说几句中听的话，钻入普愿这家高门，后来成为普愿的法子，在禅师中很著名。又如天然禅师，原来是儒生，往长安应试，旅店中遇一禅客。禅客问，“到哪里去？”天然答，“选官去。”禅客说，“选官不如选佛。”天然问，“选佛应该到哪里去？”禅客说，“如今江西马大师（道一）出世，是选佛的场所，你可即往。”所谓选佛，即被选为法子，当法子比当官不知要好多少倍，天然懂得这个，便前往江西见道一，初见时以手托头额（要求落发），道一看了很久，知道这不是好惹的学生，说，“南岳石头（希迁，也是慧能的法孙）是你的老师，你去罢。”天然到南岳，初见希迁，同样以手托头额，希迁说，“到槽厂去。”天然遵命入行者房，当烧饭工，前后凡三年。有一天，希迁令铲佛殿前草，天然用盆盛水洗头，在希迁面前跪下，希迁会意，便许他剃发。剃罢，给他说戒法，天然掩耳跑走，走到江西再见道一，未曾行参拜礼，便入僧堂内骑僧颈而坐。僧众大惊，奔告道一，道一亲来察看，说“我子天然”，天然立即下地礼拜，说谢师赐法号。天然得到希迁的剃发，道一的赐号，丛林中已有地位，他又出去游方，增高声望。他在慧林寺烧木佛取暖，在洛阳天津桥横卧，挡住留守郑某的车轮，郑某问挡车缘故，答称无事僧。郑某大加赏异，赠送衣粮，天然在东京大得声誉。天然用仕途奔竞的方法来选佛，做出各种怪行，使希迁、道一望而生畏，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师弟子间斗心机逞计谋，何曾有些万事皆空的意味。从谂擅利口，天然工心计，禅门大师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忠厚木讷的学徒，被大师看作钝根，决不会有作法嗣的希望。因为禅师都是些工心计的人，还用编家谱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是某大师的儿子，例如弘忍的弟子玄赜有弟子名净觉，作《楞伽师资记》，以南朝宋时求那跋陀罗为禅宗第一世，达磨为二世，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世，以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人为第八世。记中又载弘忍临死时嘱咐玄赜的密语，抬高玄赜与神秀并列，净觉又自称受了玄赜的传授。这篇短记充满着僧徒卑污无耻的心理表现。第一，它根本不提传袈裟的慧能。第二，弘忍有十个大弟子，它只提神秀等三人，这三人曾作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国师，声势赫赫，被认为第七世，其他七人都被排除。第三，净觉写玄赜，又写自己，表示自己也得道获果，他写《师资记》，目的显然在于争取当玄赜的法子。与北宗神秀一派争禅宗正统地位的南宗，因慧能传得袈裟，自然以正（嫡）嗣自居，指斥北宗为傍支，南北二宗争斗的目的，南是要以正（嫡）灭傍（庶），北是要以庶灭嫡。同俗家妻妾之子争夺财产完全一样。
神秀原是弘忍门下的上座弟子，张说所作《神秀碑铭》里说，“大师（弘忍）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足见慧能传衣以前，神秀已是弘忍的继承人。武则天迎他入宫中，奉为国师，后来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也奉他为国师。他的弟子普寂，得唐中宗崇敬，王公大臣都来礼拜，普寂利用权势，推神秀为七祖（达磨算二祖），北宗大行于北方。传说北宗俗弟子到岭南做官，曾磨去南宗传法碑文，企图湮没嫡庶的关系。自称为慧能嫡传的神会，冒生命危险，来到洛阳，住荷泽寺，宣扬顿门，排斥渐教，遭北宗仇视，神会三次被谋杀，都得幸免。唐玄宗天宝年间，普寂俗弟子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形迹可疑。唐玄宗流放神会到弋阳郡（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湖北均县），第二年敕移至襄州（湖北襄阳），又移至荆州（湖北江陵），使神会经常迁移，没有安居传教的机会，这是北宗排斥南宗的阴谋，表示北宗政治上有势力。安禄山陷两京，神会为唐朝廷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又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神会得朝廷的助力，顿门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一场正傍争斗，到此才告结束。
（二）争夺袈裟，无异强盗谋财害命。达磨一件木棉布袈裟，把禅宗的真面目暴露得非常可憎。禅宗“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的著名公式，改作“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是很合实际的。弘忍秘密授衣给慧能，三天后才宣告佛法已向南去了。当时就有军官出家的惠明星夜追赶，在大庾岭上追及慧能。慧能献出所传衣钵。惠明是普通僧人，自知地位还不合取得这些法物，告诉慧能说，“我不是为衣钵，我是想知道和尚（弘忍）传授的密言。”慧能如实转告，惠明满意，教慧能急去急去，后面大有人来追逐。第二天，果有数百人赶到岭上。惠明说，“我先在此，不见那人来，询问岭南来的人，也不见那人。想来还没有到此。”诸人被骗，回原路细查，慧能才得逃归岭南，隐在山林中避难凡十六年。指使数百人追赶的人自然是有得衣资格的神秀等大弟子。武则天拜神秀为国师，神秀推荐慧能，武则天派专使往迎慧能，慧能知道有危险，托病不去。武则天开口要传法袈裟，慧能只好献出。武则天将袈裟转给智诜禅师（弘忍十弟子之一），另送给慧能袈裟一件及绢五百匹，作为报酬。慧能换得袈裟以后，仍旧当作达磨袈裟，表示正统所在。智诜得袈裟，怕被劫杀，也是深藏若虚，临死才秘密传授给继承人。慧能依照弘忍旧例，允许弟子十人各自立门户，收徒传教，但停止传衣，对弟子们说，“我为了保存这件袈裟，三次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代受衣人因此短命，不传此衣，汝等依然能弘盛我法。”慧能死后，尸体全身胶漆，并用铁裹头颈，开元末年，有刺客来取头，刀斩数下，寺僧闻铁声惊觉，刺客扮孝子形状奔逃出寺。当时神会在洛阳，攻击北宗，北宗怨恨，派刺客去取慧能头颅。南北两宗只是在成佛的方法上说有顿渐之别，成佛的最初步戒律是不杀不偷，以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三）戒律荡然，从新收拾。禅宗所想做的佛，实际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享受闲福的单身地主。他们主张不持戒不坐禅，如道一在怀让门下，专事坐禅。有一天怀让取砖在寺前磨。道一问，“作什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怀让是慧能门下大弟子之一，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后来弃北投南。他坐禅是北宗的修行法，南宗必须打破这种修行法。《曹溪大师别传》记潭州瑝禅师问大荣禅师，“和尚（慧能）有何法教你？”大荣答，“和尚教我不定不乱，不坐不禅，是如来禅。”瑝禅师叹道，“我三十年来空坐而已！”足见自慧能起，南宗与北宗相反，教人不坐禅。希迁给天然剃发讲戒律，天然掩耳跑走，足见佛教戒律对南宗某些僧人已丧失拘束作用。天然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他连成佛都不信，当然不肯守戒律。南宗谈空的结果，僧徒不守戒律是很自然的。与天然同辈的怀海，采录大小乘戒律，别创禅律，号称《百丈（怀海居百丈山）清规》。以前禅僧多借律寺别院居住，怀海令僧徒不论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鼓励坐禅，免得游手好闲，出去做坏事。堂中设长架，僧徒所有道具（用具），都卷在长架上，免得私蓄财物。睡眠必须斜枕床边，称为带刀睡，又称带弓（人作弓形）斜卧。理由是说坐禅既久，不必多睡，用意是在防止淫秽之事。僧众早晨参见，晚上聚会，听石磐木鱼声行动，饮食用现有物品随宜供应，不求珍异，表示节俭。在寺内服役的人称为普请，表示上下合力。德高年长的大僧称为长老，居在方丈，表示只住一间小屋。长老的随从人称为侍者，替长老管事的人称为寮司。不立佛殿，只立法堂，表示法超言象。僧徒犯规，行施杖刑，焚毁衣钵，称为戒罚，实际是取消犯僧的寄生虫资格，没有衣钵，就无法冒充和尚。怀海建立新制度，各丛林普遍采用，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天竺传来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禅宗谈一切皆空，摆脱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趋势。怀海造新律加以遏阻，这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使跳跃有一定限度，势必溃散的宗派因此得继续保存，他教人说，“佛是无求人，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他教人无求，自己却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谓无求，只是欺人之谈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为中国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赞赏，柳宗元《百丈碑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改造也中国化了。宋真宗时，佛教徒杨亿（临济宗徒众）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原来私定的清规从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国丛林无不遵行。宋儒洛派大师程颢有一次游定林寺，偶进僧堂，见到周旋步伐，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此中。这也说明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清规碑侧有大众同记五条，是清规的补充条例。其中一条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归院主一人，僧众一概不得私收徒众。这样，院主有权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众身死便了。又一条是住寺徒众不得内外私置钱谷。僧众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绝对服从院主。又一条是台外及诸处不得置庄园田地。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庄园田地，足见地界内得置庄园田地，地界很宽，也可想见。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规），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众），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个封建领主，在地界内拥有极大权力。所谓一切皆空，从哪里说起！就是这个怀海，他的宗派特别发达，分出沩仰、临济两个宗派，临济在两宋流传尤广，与世俗间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如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个不是热衷名利的世俗人，临济宗大师和他们谈禅，并印可他们的心得，认作本宗俗弟子，事实上他们名利心热不可耐，借禅宗空谈，暂充清凉剂，好似口燥唇干渴热难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摊买瓶冰镇汽水喝，连声称赞凉爽，摊主人便拉他们作知己，共同摆摊，借以扩大本宗派的声望。“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这样言行相反的一群骗子。
《百丈清规》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使一群僧徒处于子孙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长统治。清规前四章标题是祝厘、报恩（以上说忠）、报本、尊祖（以上说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说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绝不敢提夫妇一伦，因之禅宗谈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无根据的。在儒家学理中也是不伦不类的。碑侧五条中还有一条更说明禅宗说教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这一条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坟塔及客俗人家居止。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扬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爱、生可恶的怪僻观点，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认为合理的。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开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客俗人家有妇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怀海亲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僧徒依律不种地，怕杀伤虫蚁，即杀七世父母，死后当入地狱。怀海不怕地狱，却怕尼姑和佃户家妇女，禅学所讲的一切，抵不过一个妇女，它的脆弱性是无可掩饰的。禅僧怕妇女到如此地步，足见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武则天集合弘忍门下大弟子神秀、玄约、慧安、玄赜，问：“你们有欲否？”神秀等都答无欲。武则天又问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武则天问，“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武则天认智诜答话较为老实，赐给他从慧能那里取来的达磨袈裟。南宗禅师尽管有勇气否定十方诸佛，放弃大小乘戒律，敢于饮酒食肉（拾得诗，“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却同神秀等一样，没有人承认有男女之欲，敢于公开娶妻，这不能证明他们确实无欲，只能证明他们坚守封建领主的权利，决不让别人有所借口来夺取。
（四）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戒律规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天竺僧律，中国僧徒成为天竺佛教的奴仆。禅宗南宗不持天竺传来的某些戒律，抛弃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不可能真正脱离佛教，例如爱慕妇女又严禁接近妇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还是坚守的。大概在《百丈清规》被各丛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后期及五代时期，禅宗僧徒的实际行动与世俗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下面举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况。
孝僧——佛教自释迦创始时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谓孝的概念。义净论佛律与儒礼不同时说，“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岂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结尘劳，更婴枷锁……岂容弃释父之圣教，逐周公之俗礼，号啕数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违反儒礼，遭受儒家的攻击，儒家并用孝道来决定对佛教的态度。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元暠不敢忘孝，与儒礼合，所以接见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会地位。某些禅僧想从孝道取得声誉，居然出现以孝得名的和尚。如希运禅师的弟子道纵，俗姓陈，织卖蒲鞋养母，时人号为陈蒲鞋。又如道丕乞食养母，与母匿岩穴中避乱。他立志为孝子，到战场认亡父遗骸。据道丕自称，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转到道丕面前，道丕负骨归家。这是荒诞无稽之谈，道丕却因此孝声大增。原来佛教最重出家，俗尘爱网，一割两断，辞别父母，不愿再见，即使相见，也要父母对子礼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轮回，禅僧敢于行孝取声誉，对天竺佛教说来是一个重的打击。
诗僧——做诗是文士求名的途径，禅僧为了求名，多学作诗，《五代诗话》僧可朋条说：“南方浮屠，能诗者多矣。”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诗僧多是禅僧。诗僧奔走公卿之门，与进士求举无异。唐德宗时诗僧皎然上书包佶中丞，推荐越僧灵彻，书中有“伏冀中丞高鉴深重，其进诸乎！其舍诸乎！灵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大官门下陪侍助高兴，虽然品格很低，但与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比较还知道些羞耻。天竺式僧徒，实际是统治者的助兴物，口头上却狂妄自大，自尊为人天师。与灵彻同时有道标，也以诗驰名公卿间，《宋高僧传·道标传》中列举他的交游，有宰相李吉甫、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等数十人。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乡里，道标广交当代名人，不仅用诗作媒介，世俗门第也可能是一种凭借。皎然诗名尤大。他出身在没落世族中，幼年出家，专心学诗，作《诗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与朝中卿相及地方长官交游。他交结官府，说是借作诗来劝令信佛，其实愿与僧徒交往的官员，大抵早就信佛，无待再劝，皎然无非借诗求名。《因话录》说他工律诗，曾求见韦应物，恐诗体不合，在船中作古体诗十数篇送给韦应物，韦应物全不称赏，皎然很失望。次日，写旧制献上，韦应物大加叹美，对皎然说，“你几乎丧失声名，为什么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长处。”皎然求名迫切，无异进士向名公献书。皎然死后，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烦作序，唐德宗敕写其文集藏于秘阁，这样的遭遇，文士都觉得很光荣，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唐末五代诗僧最著称的有贯休与齐己。贯休奔走藩镇间，先谒吴越主钱镠，献诗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钱镠赏识。后谒荆州割据者成汭，也颇蒙礼遇，后来被人诬告，成汭黜退贯休。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图谋称帝，招募四方名士，贯休来投，大得王氏优待，赐号为禅月大师。一个禅僧取得大师称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为禅僧，奔走各割据者间，献诗讨喜欢，还像个禅僧吗？同时又一诗僧齐己，本是佃户胡氏子，七岁为寺院牧牛，用竹枝画牛背为诗常得好句，寺僧惊奇，劝令落发为僧。齐己与湖南割据者豢养的诸名士唱和，声名颇高，割据者加以优礼，封为僧正。齐己自称爱乐山水，懒谒王侯，作诗云，“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当了僧正，还说懒谒王侯，无非是欺人而已。皎然《诗式》说，“诗人意立，变化无有依傍，得之者悬解其间。”这是心得之谈，僧人如果不忘记自己是僧人，诗是不会做好的。因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诗自然类偈颂，索然寡味。例如寒山拾得庞蕴等人诗，满篇佛气，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诗人却很远。
高艺僧——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贯休长于水墨画，曾为杭州众安桥张氏药店画罗汉一堂，奇形怪状，人不像人，与普通体制不同。唐德宗时长安庄严寺僧善本，弹琵琶其妙入神。长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养深红牡丹，一丛有花数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闲人，有一艺擅长，得免闲人的恶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师光荣得多。
茶酒僧——《封氏闻见记》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叶，到处煎煮。从此饮茶成为风俗。自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多开店铺卖茶供客，不问僧俗，投钱取饮。茶叶从江淮运来，色额甚多。相传陆羽著《茶经》，首创煎茶法。照《闻见记》所说，开元时禅僧已盛行饮茶，陆羽是唐德宗时人，又生长在僧寺中，《茶经》记载贵族式饮茶法，正反映闲居无事的禅僧，至少在饮茶一事上与高级地主过着同样的优闲生活。
饮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严。禅宗废弃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诗话》载诗僧可朋，自称醉髡，作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又释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经常劝人饮酒，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称颂饮酒，与魏晋玄言家有何区别？无非说明唐五代禅学与魏晋玄学都是腐朽社会的产物。
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庄周怕死，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慰自己，听任自然。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炼成什么果（包括佛果），灵魂永远享乐。天竺传来佛教，宗派尽管不同，妄想却完全一致。禅学含有较多的庄周思想，对妄想发生疑虑，不敢肯定灵魂真能不死。牛头宗慧忠（所谓牛头六祖）的法嗣遗则说他的心得是：“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佛）如影，百姓如梦，孰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既然我与天地都是无物，怎么又说未尝无物。明明有生有死，却硬说是影是梦，把死看作影灭梦醒，借以消除对死的恐怖。圣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纷扰，自欺又欺人，归根还不是影与梦同样要死。南宗大师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像遗则那样自称吾知之矣，他在诗中描写死的不可逃避，如说，“前山后山高峨峨，丧车辚辚日日过。”又说，“世间何物得坚牢，大海须弥竟磨灭。人生还如露易晞，从来有会终别离。”全诗以“安得同游常乐乡（净土），纵经劫火无生死”两句作结，也就是承认并无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夸佛法解决生死大事，比儒学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尤称直截快速。无奈骗术终究不能持久，骗子终究要被事实揭穿。懒残（馋）和尚歌：“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裤。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懒馋二字足以说明佛教的寄生性。因为禅师把佛教本质看作懒馋二字，所有戒律和经论都是装饰品，直截揭出本质来，谁还苦修求不可见的佛？宣鉴禅师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祇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释迦被看成与普通人无别，整个骗局破坏无遗了。有些禅师虽然已经看穿了骗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骗局来欺人，自己却不愿再受欺，因此，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这些话见于南宋初临济宗禅师宗杲的语录中，其实，寒山诗已说“又见出家儿……愚痴爱财色”等句，拾得诗也说“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又说“我劝出家辈，辄莫染贪淫”。足见唐时禅僧早就饮酒食肉贪财贪色。禅僧如果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可以消灭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灭禅宗本身。禅师如怀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险，造出清规来约束僧众，阻止禅宗的崩溃。同时，禅宗的家族式组织，大有利于本宗势力的扩大。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关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里充当住持，得充住持后，便父子相传，变成禅宗的世袭财产。第一个住持，即成这个寺的创业始祖。道一门下被印可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们依仗道一的声势，不难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如此代代扩展，几乎所有寺院都变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据地，智觊四传弟子玄觉转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华严宗大师宗密也转成禅僧。其他宗派因禅宗势盛，自动投靠禅门的人大概不少。唐武宗灭佛以后，各宗派大体归于消灭，只有禅宗却兴旺起来。禅宗相继成立五个宗派，最先是义玄（八六七年死）创临济宗，良价（八六九年死）与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创曹洞宗。灵佑（八五三年死）与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创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五代时文偃（九四九年死）创云门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创法眼宗。五宗中只有临济宗在河北，其余四宗都在南方。九五九年周世宗灭佛，临济宗在北方依然盛行。南方诸国，如闽国主王审知，吴越国主钱镠父子，南唐国主李昪、李璟、李煜等都崇信禅教。乱离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来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够比其他宗派保持较长的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