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年轻人有谁敢宣称自己爱好文学，多半会遭到鄙夷，就好像他一无所长，才给自己弄出这么个不靠谱的标签，就仿佛他是一个当代孔乙己。很早的时候听王蒙的一个演讲，他说他去美国，人家介绍他的时候，也不说他是作家，而只说他是中国的前文化部长，因为在美国，作家这称谓也是给人一种无所事事、潦倒落魄的印象。中美两国在****和民主的问题上冰火难容，但同是商业社会，轻贱起不中用的文学来，却难以做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可是在中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则是另一番光景。那时候文学是如此的高贵，时尚，简直就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代人历尽艰辛，穿过思想禁锢、教育废弛、文化凋零的茫茫沙漠，在精神与心灵的饥渴难耐之际，最容易得到、最想要得到的就是文学这杯甘泉。被噤声在牛棚里的作家和诗人们始获解放，饱蘸激情地控诉揭露，撼世佳作迭出，赢得了大量读者，每到一处，立刻陷入重围，比起如今的大款明星来毫不逊色。年轻人也迅速从阅读者转变为写作者，他们在学生时代被告以“不学ABC，能当接班人”，功课基本没学，但凭着学习写批判文章的基本功，也很容易或者只能向文学靠近。他们走出校门，眼看着谎言编织的蜃景遽然消失，悬空的理想无处着陆，也是通过文学来思考和探求他们未知的人生之路。
我1977年高中毕业，回乡当民办老师的时候，正好躬逢其盛。不过我喜爱上所谓的文学，时间更早，初中就开始写一些老师布置的作文之外的文字了。等到踏入社会，早已按捺不住，挥拳捋袖就干将起来，整天读书写作，忙着做我的作家诗人梦，全然忘却那民办老师是个纸糊的饭碗，随时可以被雨打风吹去，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竟然了不在意，不久还和另外五个同样做梦的乡村青年组建了一个文学社。我们商定了一个详细的章程，规定每月搞一次活动，我们没有场地，就把会员的家当成活动地点，六个人轮流坐庄，当东道主，吃饭的问题由东道主解决。当时大家都阮囊羞涩，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我们严格规定餐桌上不允许有肉鱼之类的荤菜。几年下来，这项规定一直坚持得不错，谁也不敢违反，只是有一次活动的时候正好是春节，东道主端出满桌肉食，严重违规，我们都拒绝上桌，人家父母亲出来好言相劝，说大过年的，到哪里去搞这么多蔬菜，你们遵守规矩是好事，但却为难了我们。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才肯屈就。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定活动时间，我们都测算好，避开了那该死的春节。来参加活动的会员，必须带上当月的作品，现场朗读、传阅，供大家评品批判，选出优质稿件，每月结成一集。结集的工作也由东道主承担，负责刻钢板，买纸张，油印、装订，等下次活动时发放，每人十本，自己保存或者送人。我们的油印杂志名叫《青年的梦》，发刊词由我拟写，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但一定是炫了一番文采的。其实我们写的那些东西，真正有价值的极少，而今想要不愧少作都难。我们还争论过一个很搞笑的问题，一个家伙在点评诗句“儿童的歌声震天外”时提出异议，说这句诗不符合科学常识，因为根本就没有天，天其实是大气层。他振振有词地说：“天都没有，哪有天外！”批得作者脸红脖子粗。我们都不赞成这种奇谈怪论，但是都没法说服他。还有一件趣事是，我们都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好像觉得用笔名发表文章是一种规范，因为鲁迅本来是叫周作人的，茅盾本来是叫沈雁冰的。我当时很敬重写诗的白桦和写报告文学的******，就在他们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用“桦雁”做了我的笔名。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办的杂志已经产生了什么影响，直到后来我在报社当了副刊编辑，听一个作者说，他当时在县城的麻纺厂，手里就有一本我们的杂志。麻纺厂也有一批文学青年，也学着我们的样，办起了油印刊物。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大雪载途，几个人先到我这里集中，然后到一个叫陀阳树的村庄去参加活动。迢迢二十里，我们选择了徒步，希望能在田野上抓到觅食的兔子。兔子没有见到，但是几个人穿着深筒靴，在广袤的田野上越陌度阡，跳跃奔跑，歌唱吟诵。望眼是无尘的雪景，心中是冰雪般的无瑕。我们把贫困的现实、生存的忧虑都抛在一边，去赶赴一场精神的盛宴。远方有友谊的温情、文学的沾溉，有村庄袅袅的炊烟在召唤，我们是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诗意。诗意也许只是一些瞬间，但是无数的瞬间，足以连缀成一串串闪光的钻石，洒播在我们的人生长路。
而今文学遭到冷遇其实无需叹惋，我们当年无限仰慕的文学殿堂，也早已不再圣洁，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热衷于和市场接轨，大肆炒作的作品包裹着的大多是利欲熏心的灵魂。一些着名的奖项花钱就可以买到，评委们也成了用权力寻租的官员。倒是我们这一群不登大雅的业余爱好者，虽然星散各处，没有登记的非法社团也解散多年，但我们那几个人友情还在，诗心未泯，在滔滔物流中煮字为乐，风致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