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置石垒山
戏剧的基本单位是动作，诗歌的基本单位是意象，而园林的基本单位则是景象。作为园林艺术的一个独特语汇，景象是一个空间范畴，它指存在物及其组织形式在空间中的并存和伸展，景象同时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渗透着时间的交替与延续。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景象仍然是时空合一体。景象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的涵义：景象要素与景象导引。景象要素是景象结构的物质基础，它又包括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两类。景象导引则包括途径与掩映两个方面。要素与导引既互相因依，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形成园林的物质性建构序列，统一在园林景观中，并进而构成园林的艺术意境。
本章试图运用园林学有关景象的理论原理，分析研究唐代园林别业，探讨其特质，确定其在造园史上的地位。
山石在园林中是形成景象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造景素材。自古就有“园可无山，不可无石”，“石配树而华，树配石而坚”的说法。不独中国，就连受中国园林文化影响极深的日本园林学著作《作庭记》也指出：“一说云，以山为帝王，以水为臣下，以石为辅佐之臣。故水以山为依靠，沿山而行。但山弱之时，必为水崩，是即表臣下对帝王之冲犯。所谓山弱者，即山无石支持之处；所谓帝弱者，乃帝无臣辅佐之时。故云，山依石支持而全，帝由臣辅佐而保。是以，凡作山水，必立以石。”《作庭记》产生在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大体相当于中国的唐末至南宋初，其造园思想亦反映了唐宋园林文化的深刻影响。
置石与筑山在园林史上由来已久。汉武帝在太液池中建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形成一池三岛的模式，“采土筑山，十里九坂”。汉代富商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2公里，南北2.5公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30多米，连延数里。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西京杂记》）。东汉大将军梁冀在洛阳大起第宅，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后汉书·梁统列传》）。戴出居吴下，吴下士人为其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戴传》）。
唐代文献中有关置石筑山的记录就更多了。但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叠石为山，发展极晚，唐时尚无。如周密《癸辛杂识》：“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王世贞也说：“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桧柏而无石，文叔记中不称有叠石为峰岭者可推也。”（《游金陵诸园记》序）童隽先生据此推论说：“吾国园林，无论大小，几莫不有石。李格非记洛阳名园，独未言石，似足为洛阳在北宋无叠山之证。”这种说法流传极广，似成定论。笔者以为，理石的历史极长，可分为前后时期，各期有其特点，这些概括，从理论上说，当无大错。但唐宋以前，园林已无实物，理石究竟是何种形貌，无法以作品验证。好在文献尚多，记录更繁富，似不能以《洛阳名园记》一书之记录有无，来臆断历史之有无。
首先，从唐代园林的各种称谓名称来看，有山池、山亭、山庄、山林、山居、山斋、山第、山邸等，如山庄、山居、山第等当建于山中，但如尹谏议山池、杨慎交山池、冯宿山亭、琼山县主山池院、曹郎中山池却都在西京长安城中，城中原无山，那么为了构园，或筑土为基，或垒石为山，才能名实相符。
其次，我们再看唐人所记理石的具体情况及所用的语汇：
当阶耸危石，殊状实难名。带山疑似兽，侵波或类鲸。云峰临栋起，莲影入檐生。（隋岑德润《赋得临阶危石诗》）
径转危峰逼，桥回缺岸妨。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
刻凤蟠螭凌桂邸，穿池垒石写蓬壶。（韦元旦《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
澄潭皎镜石嵬巍，万壑千岩暗绿苔。（李隆基《过大哥山池题石壁》）
洞里应生玉，庭前自有山。（姚合《题郭侍郎亲仁里幽居》）
能向府亭内，置兹山与林。（李颀《题少府监李丞山池》）
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
斜竖小桥看岛势，远移山石作泉声。（王建《薛十二池亭》）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叠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岑婵娟，宛有尘外致。（杜甫《假山诗序》）
其为状也，攒怪石而岑。……奇树抱石，新花灌丛。（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
树深藤老竹回环，石壁重重锦翠斑。……况当霁景凉风后，如在千岩万壑间。（白居易《题岐王旧池石壁》）
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柳宗元《愚溪诗序》）
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白居易《草堂记》）
远望老嵯峨，近观怪。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嵌空华阳洞，重叠匡山岑。（白居易《太湖石》）
叠石峨峨象翠微，远山魂梦便应稀。（李中《题柴司徒亭假山》）
假山者，盖怀匡庐有作也。往岁尝居东都，因梦觉，遂图于壁。迄于十秋，而攒青叠碧于寤寐间。……静室曾图峭，幽亭复创奇。典衣酬土价，择日运工时。信手成重叠，随心作蔽亏。根盘惊院窄，顶耸讶檐卑。镇地那言重，当轩未厌危。巨灵何忍擘，秦政肯轻移。晚觉莎烟触，寒闻竹籁吹。蓝灰澄古色，泥水合凝滋。（齐己《假山并序》）
余洛川弊庐在崇让里，有竹千竿，有池一亩，罢郡之日，携猿一只，越鸟一双，叠石数片，将归洛中，方与猿鸟为伍，得丧之际，岂足介怀。（韦《浯溪题壁记》）
叠石通溪水，量波失旧规。（许浑《奉命和后池十韵》）
野水通池石叠台，五营无事隐雄才。（许浑《题陆侍御林亭》）
更买太湖千片石，叠成云顶绿峨。（无可《题崔驸马林亭》）
据此知，唐人理石的术语除常见的“置石”、“列石”外，还有“攒石”、“积石”、“累石”、“垒石”、“叠石”，康骈《剧谈录》谓李德裕平泉庄“疏凿像巫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朝野佥载》卷三记安乐公主定昆池：“累石为山，以像华岳；引水为涧，以像天津。”《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列传》也说定昆池“累石肖华山”，显然与唐以前的筑土为山不同，而是侧重于积石、累石、叠石。齐己的《假山并序》中，具体给我们叙述了叠石成山的过程。“蓝灰澄古色，泥水合凝滋”则还提到了叠山石所用的粘合剂，与明清时的叠石极相近。所以，周密以来认为唐代无叠石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唐代是以置石占主导地位，以筑土山居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理石的技术尚有待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长安、洛阳处于北方，嶙峋奇石较南方为少，不惟唐代，就是明清乃至现代，北方大型叠石仍较少。加之，长安处于关中平原，洛阳处于三河平原，均为著名的农业耕作区，地表起伏不大，故取材于当地的石料较少。
唐代的理石方法亦极多，有特置，群置和散置。既可堆土成山，又可积石成峰。
唐人所用石材品类繁多。李德裕所搜奇石极多，《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中记载有似鹿石、海上石笋、叠石等，《重忆山居六首》中记录有泰山石、巫山石、罗浮山石、漏潭石、钓石等，并且分别注释说：叠石是韩给事所遗，泰山石是兖州从事所寄，罗浮山石是番禺连帅所遗，漏潭石是鲁客见赠，钓石是从溪人处求得，赤城石是临海太守惠赠。李德裕《平泉山草木记》记录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台岭、茅山、八公山之怪石，巫峡、严湍、琅邪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马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康骈《剧谈录》提到的还有醒酒石、礼星石、狮子石等。其中的平石（当即指醒酒石，又称婆娑石）“以手磨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馀，有文理成斗极之象；狮子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其状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具足”（张泊《贾氏谈录》）。
牛僧孺亦好石，他的下属“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游息之时，与石为伍”，“公又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白居易《太湖石记》）。又《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
白居易还将园林所用石料进行分类品第：“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他认为太湖石是第一等的石料，罗浮石、天竺石次之（《太湖石记》）。姚合《买太湖石》记载说：“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波澜取不得，自后常咨嗟。奇哉卖石翁，不傍豪贵家。负石听苦吟，虽贫亦来过。贵我辨识精，取价复不多。比之昔所见，珍怪颇更加。背面淙注痕，孔隙若琢磨。水称至柔物，湖乃生壮波。或云此天生，嵌空亦非他。气质偶不合，如地生江河。置之书房前，晓雾常纷罗。”与白居易所记太湖石的特征类似，可以参读。“太湖石出湖庭西山，以生水中者为贵。石在水中岁久，为波涛所冲撞，皆成嵌空，石面鳞鳞作靥，名弹窝，亦水痕也。没人缒下凿取，极不易得。石性温润奇巧，扣之铿然如钟磬，自唐以来贵之。其在山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润，不甚贵重。”（《吴郡志》卷二九）这些石材主要出自南方，要把它们运到政治文化的中心京洛地区是非常艰难的，“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丁都护歌》），“渡江一苇载，入洛五丁推”（白居易《奉和思黯相公……兼示梦得》），所以愈发显得珍贵了。
石材在唐代可用来砌成池潭，形成瀑布，为塑造水体形象服务。另外还可构成假山。唐人提到假山处极多。如张祜《奉和浙西卢大夫题假山》：“入门惊秀，规画自奇人。远不离阶砌，高宁让隙尘。”李中《题柴司徒亭假山》，齐己《假山并序》等。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中出土唐代三彩假山小池，山峰与水池相连接，水池两侧及前部凹进如花瓣形，山上有花木小鸟，造型独特，气韵生动。
石材还可以用来制成园林小品-盆景。如张《盆池》：“圆内陶化功，外绝众流通。选处离松影，穿时减药丛。别疑天在地，长对月当空。每使登门客，烟波入梦中。”
第二节 凿池引水
水体在园林中也是极重要的素材。除可以浇灌花木，养殖水族，消暑降温，洗涤庭院外，还可以水为题，因水得景，用来模拟自然景观，如明月松间，清泉石上，构成山水景；瀑流飞溅，雨打枯荷，构成声响景；水面为镜，倒景为图，构成影射景。不同的水型在不同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就构成了千姿百态而又令人心旷神怡的景域。所以，“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文震亨《长物志》）。
南方地区河渠纵横，湖泽遍布，故很便于用来造型。北方京洛地区，比起南方来，自然条件要差一些。但是，巧妙地改造利用，也可以便利使用。以关中而言，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水指泾、渭、灞、沣、涝、八条河流环绕于长安周围，“长安之地，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界其左，沣、潦（即涝）合其右”（《西安府志》卷五）。清人毕沅说：“古来言水利者，首称关辅。”“关中据百川上流，导引甚易，昔人谓陕西无地不可兴举水利，故渠堰视他省为多。”（《关中胜迹图志》卷三）直接流经或汇注入长安城的有南北流向的永安渠和清明渠，东西流向的漕渠和龙首渠，分别一东一西注入皇城和宫城，而黄渠水则注入曲江池。东都洛阳处于伊、洛、黄三河之地，又有水、泄城渠、通济渠、通津渠、运渠、漕渠、写口渠等纵横交织。这样，我们读唐人诗文所描写的宅园及郊园中水泽迷、泉如飞玉的景象就不会怀疑其真实性了。白居易《池上小宴问程秀才》：
洛下林园好自知，江南景物暗相随。净淘红粒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雨滴篷声青雀舫，浪摇花影白莲池。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
水景敢与江南水乡的苏州比美，可见当时京洛一带的自然地理条件及水资源确实相当丰富。
唐人利用水来造型，主要是：
1、引水构池
因为两京地区有河流和渠道，故园主可以将河渠的水引进自己的宅园或郊园中，构成池、潭、沼、瀑、滩等不同的水景。构池，又叫穿池、涨池。如卢纶《观袁修侍郎涨新池》：“引水香山近，穿云复绕林。才闻篱外响，已觉石边深。满处侵苔色，澄来见柳阴。微风月明夜，知有五湖心。”姚合《题家园新池》：“数日自穿池，引泉来近陂。寻渠通咽处，绕岸待清时。深好求鱼养，闲堪与鹤期。”白居易《引泉》：“静扫林下地，闲疏池畔泉。伊流狭似带，洛石大如拳。谁教明月下，为我声溅溅？竟夕舟中坐，有时桥上眠。何用施屏障，水竹绕床前。”白居易《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淙淙三峡水，浩浩万顷陂。未如新塘上，微风动涟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离离。江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又《泛春池》：“白湘渚曲，绿筱剡溪口。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如何此庭内，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天与爱水人，终焉落吾手。”自注：“此池始杨常侍开凿，中间田家为主，予今有之。蒲浦、桃岛，皆池上所有。”有些池沼水域很大，可以撑船游览。如曲江池、定昆池等。洛阳城一直到宋代，“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2、飞瀑潺
如果说引水构池形成了静态的水体，那么利用地势的起伏，巧妙安排结构，就形成流溪走泉的动态及声响。在引水时，路径弯曲求其形象的线条美，奔腾跳溅求其动态的流畅，呜咽潺求其音响的悦耳。形象、动态、音响三方面构成唐代园林理水的重要特征。其中，又尤强调音响。“水不潺，谓之死水”（《林泉高致》），但激水跳波，哗哗作响，对于自然河流及导源于山岩的泉水，似无大难。对于平坦地带的宅园或郊园，引水成池，已是一项浩大工程，使本来没有起伏的平坦地形，产生高下落差，人为地形成瀑布飞流，曲溪淙淙，而又不失其天然野趣，难度就更加大了。唐人把理水时追求其音响效果的优美动听直接称作“潺”。如白居易《西街渠中种莲叠石颇有幽致偶题小楼》：“朱槛低墙上，清流小阁前。雇人栽菡萏，买石造潺。影落江心月，声移谷口泉。闲看卷帘坐，醉听掩窗眠。”又称“滩声”，如白居易《滩声》：“碧玉班班沙历历，清流决决响泠泠。自从造得滩声后，玉管朱弦可要听？”《香山避暑二绝》：“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阑干立，满耳潺满面凉。”要造成这样的声响效果，就必须对原来的地形、水体进行加工改造，如用竹筒作瀑布，将各种石材置立叠放于溪岸或溪中，规范或改变水形，使其具有动态和声响。如白居易《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直万金。”叠石掇山非孤立成景，而是巧妙地与理水凿池结合起来，合而为一了。
第三节 亭榭楼阁
园林以山水植物为主，建筑物主要起点缀景象的作用，但也有实用功能，使园林真正成为可游可居的多功能空间。园林中的建筑物多为亭、榭、楼、阁、台、观、厅、堂之类。欧阳詹《二公亭记》，对亭的来历、亭的功能、亭与其他建筑物的异同简括地加以介绍，可以视为唐人构亭理论的一个纲要：
胜屋曰亭，优为之名也。古者创栋宇，才御风雨，从时适体，未尽其要，则夏寝冬室，春台秋户，寒暑酷受，不能自减。降及中古，乃有楼观台榭，异于平居，据以便春夏而陶湮郁也。楼则重构，功用倍也；观亦再成，勤劳厚也。台烦版筑，榭加栏槛，畅耳目，达神气，就则就矣，量其材力，实犹有蠹。近代袭古增妙者，更作为亭。亭也者，藉之于人，则与楼观台榭同，制之于人，则与楼观台榭殊。无重构再成之糜费，加版筑槛栏之可处。事约而用博，贤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选之于胜境。（欧阳詹《二公亭记》）
西安中堡村唐墓中还出土有三彩八角亭、四角攒尖亭各一件，另有悬山式房屋模型八件，可与各种文献与绘画作品相联系，为我们研究唐代亭类建筑提供了实物依据。
亭不仅是休憩歇足的场所，而且还是凭临观赏的地点，一般建于高敞之处，以创造良好的视野。同时，亭本身也是景象的一部分，应与周围的风景统一起来。
园林中建筑物的形制结构各不相同，其丰杀繁简也会因人、因地而异。一般说来，贵族富商之园，建筑物多繁华崇丽，如蔡国公主池院：“朱门临九衢，云木蔼仙居。曲沼天波接，层台凤舞馀。”（武元衡《题故蔡国公主九华观上池院》）而文士百姓之园，建筑物多素朴淡雅，结构简单。如白居易《自题小园》：“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馀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这其中既有经济条件和能力的差异，也有造园思想和审美情趣的高下。
第四节 花木与动物
园林有了山水亭阁，还须配以花木与鱼鸟，方有生气。宋人韩拙说：“山以林木为衣，以草为毛发，以烟霞为神采，以景物为妆饰，以水为血脉，以岚雾为气象。”（《山水纯全集》）说明花木对构园的作用。花木有万紫千红，色彩缤纷，且四时不同，静中有动，禽鸟水族悠闲自在，动中有静，为园林平添盎然生机。在构园中亭台楼阁易成，但参天古树短时难植，珍禽异兽易地难养。
中国的花木众多，占世界第一位。据统计，中国的花木种类要比北半球全温带所有的花木总数还要多。唐代王方庆已著有《园亭花木记》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李德裕有《平泉山居草木记》记各种花木60多种，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馀种。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
李德裕作《平泉山居草木记》叙述他自己：“二十年间，三守吴门，一莅淮服，嘉树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则盈尺，今已丰寻，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荪荃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除该文所记录外，他还在《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中，咏唱园中景物并以自注的形式分别记录了花木的来历：
红桂树：此树白花红心，因以为号。
金松：出自天台山，叶带金色。
月桂：出蒋山，浅黄色。
山桂：此花紫色，英藻繁缛。
柏（一作朱柏）：别树经霜暂红，惟此柏枝叶尽丹，四时一色。
芳荪：生茅山东溪。陶隐居谓之溪荪，花紫色，生浅水中。
海石楠：此树枝叶密，霜雪不侵。
可与《草木记》参照对读。白居易对植物的喜好，与李德裕迥异，他不贪多务得，又不与世俗相同：“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忆洛中所居》）在《浔阳三题并序》中又说：“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已懂得植物的移栽，李德裕听说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他曾于江南一带访求不得，陈侍御知其所好，从剡溪樵夫处偶得数株，转赠德裕，德裕移植园中，使其他花木黯然失色。在移栽时，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对移栽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作了详尽的说明。唐人还懂得对花木的整形与剪枝：“持刀（一作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有波。”（白居易《池畔二首》），割也，指用刀铲一类的工具修剪树枝。对花木的修剪，是对花木的美容美化，剪掉多馀繁密的枝株，可以使其通风流畅，使池水泛起波澜。从园艺学的角度来看，剪掉繁密的枝叶，割掉过多的植株，保持合适的株距和行距，有利于通风和光照，有利于水肥的充分有效利用。
除了花木等植物外，园林中还宜投放鱼鸟，甚至麋鹿、狗马等动物，这一方面是早期苑囿的残留痕迹，另一方面，也是对原始朴茂的自然生态的更真实模拟。而且，还是对历史上的一些昔圣前贤的癖好的一种效法。如池中观鱼与庄子的濠上之游有关《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养鹅与旧传王羲之以所书《道德经》之帖换鹅逸事有关《晋书》卷八《王羲之传》：“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记所写为《黄庭经》。养马则与支遁养马有关《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蓄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高僧。故孟浩然《宴容二山池》写道：“枥嘶支遁马，池养右军鹅。”
白居易有华亭双白鹤，非常喜爱，他罢杭州刺史时，只带一块天竺石，两只白鹤归去。刘禹锡说他在扬子津曾遇白居易携双鹤雏以归，这一对鹤“翔舞调态，一符相书，信华亭之尤物”。他后来去洛阳白居易宅园，“鹤轩然来睨，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者”。白居易离洛后，裴度说他洛阳西园多野水长松，鹤可以栖息，遂赋诗请求代白饲养双鹤。鹤得病后他亦忧伤：“同病病夫怜病鹤，精神不损翅翎伤。未堪再举摩霄汉，难将俗貌对昂藏。唯应一事宜为伴，我发君毛俱似霜。”鹤是他的宠物，与他须臾不离：“鸳鸯怕捉竟难亲，鹦鹉虽笼不着人。何似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家园三绝》其三）白居易集中除《问鹤》、《代鹤答》之类外，还有一组禽言诗《池鹤八绝句》，分别为《鸡赠鹤》，《鹤答鸡》，《乌赠鹤》，《鹤答乌》，《鸢赠鹤》，《鹤答鸢》，《鹅赠鹤》，《鹤答鹅》，虽为游戏之笔，但亦托物言志，抒发忧愤。
又，冯衮在长安外郭城亲仁坊内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派一仆人管理，称之为“鸟省”。李靖弟李客师，性好驰猎，四时纵禽，无暂止息。有别业在长安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至沣水，鸟兽皆识其人。每次外出，鸟鹊随逐而噪，当地人谓之“鸟贼”（《旧唐书·李靖传》附传）。太白山隐士郭休，每于白云亭与宾客看山禽野兽，就用槌击一铁片子，其声清响，山中鸟兽闻声，集于亭下，颇奇异（《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唐代园林并不是某一景象因素的单独陈列，也不是诸种因素的堆砌和拼凑，而是按照一定组织原则即景象导引思想设计而成的。
首先，唐代园林已超越了早期园林景象的孤立、功能的单一，而成为一个布局合理、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的空间。白居易《冷泉亭记》说：“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乃右司郎中河南元。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
其次，各个景点根据一定的原则联络组织，构成一个游赏空间。“身并于云，耳属于泉，目光于林，手缁于碑，足涉于坪，鼻慧于空音，而思虑冲于高深”，使游览者可以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进行游、观、嗅、触、思等活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按照不同的顺序获得最大量的审美信息。
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岗，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文记王维冬夜归辋川山庄的过程，各种景象，纷至沓来，“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使作者从远近高低、虚实明灭、视听动静各方面体合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与趣味。单独个别的景象，通过途径与掩映的刻意安排与巧妙配合，在园主与客人的游赏过程中，将这些碎珠散玉一以贯之，统摄起来，园林的审美功能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