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39年
距今年代：3100～36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国宝收藏历经坎坷
1939年的一天，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来到叔伯弟弟吴培文的地里探宝，当他把探杆插到地下十来米的时候，触到了一个硬物。他连忙把探杆取上来，结果发现坚硬的探杆已经卷了，探头也掉了，上面还带着一些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下面肯定有宝物。按照当时的规定，村民个人探宝不分地界，但如果真的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于是，他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吴培文。
经二人商定，当天晚上他们就找来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开始挖掘宝物。在吴希增做标记的地方，他们一直挖下去十多米才看到了坑里躺着一个青铜炉样的东西。但是，由于器物的形体巨大，不易移动，再加上天已经快亮了，为了保密，他们又把坑埋上，并在上面做了一些掩饰，准备到明天晚上继续挖。
第二天，吴家兄弟又找来一些帮手，想把宝物从土坑里弄出来，吴希增指挥大家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非常粗的麻绳拴住鼎耳和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其余的人在下面用杠杆撬起鼎的一头并在底部填上土，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大鼎一点一点地抬出土坑。但是，提到六七米的时候，沉重的大鼎竟然把5厘米粗的绳子都坠断了。他们只得停止，又把洞口堵上。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换了两根更粗的大绳，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终于将这件宝物弄了出来。
宝贝出土后，麻烦也紧跟着来了。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吴家挖出大鼎的事让日本人知道了。还没来得及把宝物转移，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就要来参观，大伙心里虽然有十万个不同意，但是也不敢反抗，只好答应下来。黑田荣见到大鼎的惊讶和赞叹自不必说，吴家却从此没有了安宁之日。这件宝贝也引起了古董商肖寅卿的注意。看到大铜鼎以后，肖寅卿当即表示可以出价20万光洋收购。不过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大鼎分成若干块，便于运输。村民们怕大鼎再把日本人招来，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开始用锯条锯。可是，这对坚硬的大鼎来说无济于事。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这也只砸掉了一只鼎耳，而且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人们怕继续砸下去会把鬼子招来，就没有再按照肖寅卿的要求做下去，而是又把大鼎藏起来了。后来，日军又来了好几次，吴培文也将大鼎换藏了好几个地方，还特意买了一个低级的三腿鼎藏在床底下混了过去。日军可能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们又一次进村的时候拿走了吴培文的相片，扬言要继续搜捕他，逼其供出大鼎的下落。万般无奈之下，吴培文只好离开了家乡，直到１９４８年才返回。
吴培文离开后，大鼎就一直被埋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挖出，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正好赶上蒋介石60大寿，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将大鼎作为寿礼送给了蒋介石，被蒋保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解放南京时，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流落至此的宝物，把它交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大鼎又被调往北京，此后就一直珍藏在那里，文物专家们还为其补铸了残缺的鼎耳。历尽坎坷的司母戊鼎终于结束的颠沛流离的命运，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关于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通高１３３厘米，宽７９厘米，长１１０厘米，口足高４６厘米，壁厚６厘米，整个鼎重８３２８４公斤。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贵重青铜文物。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鼎腹长方形，下部微收，鼎上竖两只直耳，四根鼎足为圆柱形。鼎的形体非常大，可以做马槽，所以又叫 “马槽鼎”，或称司母戊大方鼎。
但是，这个青铜大鼎为什么要以“司母戊”为名呢，“司母戊”这几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原来，“司母戊”是刻在鼎腹内长壁上的铭文，鼎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而关于铭文的含义，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意见倾向于该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为职司、官司、典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司”通祠，“祠”就是祭祀。
至于“母戊”则推测为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据甲骨卜辞中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批癸，而帝乙的配偶不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帝乙的配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母戊鼎就是殷商晚期的器物。还有人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而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大鼎就成了殷商中后期的遗物。不管这几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一种祭祀礼器。
司母戊鼎的鼎身为长方形，轮廓挺直，呈现出威严稳重的气势。鼎的周身有很多纹饰。鼎身的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还点缀以精巧的盘龙纹。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间含着一个人头，俗称虎咬人头纹，后经演变成为“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鼎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上则饰以蝉纹。整个鼎身上的纹饰均精致美观、工艺高超，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研究价值，司母戊鼎可以看做是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
司母戊鼎的铸造相当复杂，铸造时要先用土塑造泥模，然后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在一起灌注铜液。鼎身由8块范铸成，鼎底由4块范铸成，每条鼎足由3块范铸成。如此巨大的青铜鼎，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二三百人同时协作。商代能够完成这样复杂的工艺，表明其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并且具备了高度的组织和管理水平。经测定，司母戊鼎的原料比例构成非常符合科学标准，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源远流长鼎文化
在中国，每当提起鼎，人们很少能够想起它最初作为锅的用途，而是更多地把它和政权社稷联系在一起。可见，鼎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神秘器物。
中国最早的鼎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鼎是陶制的，用作炊食器，也就是古人的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鼎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 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礼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后来的鼎就发展成了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鼎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中就记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里的鼎就借指国家政权。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如司母戊鼎）。
由于中国的鼎文化有着这样深厚的内涵，所以司母戊鼎自出土以来就有 “国之重器”之称，它体现了我国殷商时期中国青铜业的铸造水平，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青铜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附：司母戊鼎出土后的历史沿革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于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仿造的司母戊鼎。
2005年9月下旬，司母戊鼎被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展览近四个月。
2006年7月，重达598千克的《司母戊鼎》巨书面世。该书记录了司母戊鼎从发掘到接运入馆的过程，全方位展示了司母戊鼎的魅力，演绎了深厚的殷商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