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上午9时许，民族所一行三人和省博物馆陈炳应同乘西安经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西去敦煌。经过一天一夜约三十多个小时，于17日下午4时到柳园站，由此换乘去敦煌的汽车。柳园是兰新线上一大站，是西去新疆、青海，西南去西藏的交通要道。1960年进藏时，我为等候换乘去西藏的汽车，在此滞留三四日，那时所谓的镇，也只有几间低矮的土屋、工棚，一出屋门，四顾戈壁黄沙，一眼望不到边。这次来已见盖起了漂亮的车站和候车室。我们已先约好当日下午与常书鸿先生从敦煌来送智利画家时，我们搭便车去敦煌，车站负责人知道我们是去敦煌的客人，派出人接待。5时许有常书鸿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同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及夫人、女儿到此，他们换乘火车回北京，我们则分乘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前往敦煌。到千佛洞时已是黑天茫茫，不辨东西，感觉如夜航大海，忽然驶入一森森峡谷。我们住在下寺的“宾馆”中，一进的四合院式平房建筑。点上蜡烛，从窗孔向外望去，屋后月下古塔，崖障水流，树影婆婆，别有一番情趣。
夜入千佛洞的第一印象是十分美好的。常书鸿夫人李承仙热情接待和安排我们的食宿，她当时还兼任文物所党的书记，职责所负义不容辞。当我们端杯喝下莫高窟的第一口水时，感觉就不是那么浪漫了，苦涩难咽，据说初喝之人还要闹肚子。敦煌所为照顾来莫高窟参观的领导、专家，有专门用汽车从敦煌运来的甜水喝，王静如即属于照顾之列，而我们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初来的几天因等待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承仙同志和刘玉权同志陪同我们参观石窟、陈列室，熟悉文物所所藏资料，特别是与西夏洞窟有关的文物资料。9月20日，李承仙接到宿白的电话，得知他将在22日乘193次车到柳园站，要我即刻去柳园接他。当日上午12时，我搭敦煌文物所的大卡车到敦煌县城，当晚在县委招待所过夜。这天正逢中秋佳节，碧空蓝天，皓月当空，我独步古城敦煌，关门的店铺与闭户的居民住宅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电影院门口张贴着放映匈牙利反特故事片《地下殖民地》的宣传画。我为消磨时间竟购票入场，场内乱哄哄的，坐等了一个小时才开始发电，在百无聊赖中信步出来，在影院门口喝了碗醪糟，买几个月饼和梨，回到招待所自吃一番，算是过节。
怕误了明晨7时去柳园的班车，县招待所无人值班，我又没有手表，所以一夜未睡好，大约四五时就到了汽车站，直等到7点开车挤在车门口的位子上，在饥寒交迫、精神恍惚中车到柳园，已近中午时分。下车找好旅馆，是镇上一排土屋中的一间，内设木板床三张，别无他物。下午去汽车站购明日返敦煌的票，但见车站上已住满了穿绿色军装的新兵，小伙子个个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他们排队打饭，席地用餐，饭后有的挑水，有的唱歌，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听说他们是建设兵团的。次晨6点45分进火车站接到宿白先生，到旅馆休息，我抄写他带来的1951年在莫高窟考察时关于宋、西夏洞窟编号的笔记。饭后我又向甘肃省文化局发电报，请示我们打算去榆林窟考察的事。因为榆林窟属安西县管辖，到那里还要请省里另开介绍信。接着又把宿白已到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在敦煌县城的李承仙。中午11时我同宿白先生乘班车返敦煌，3时半到敦煌，住县委招待所。在县里见到李承仙，因她有事要办，安排我们6时后同回千佛洞。我陪宿白先生游敦煌县城。我曾在1960年春进藏时游览过古城街市，印象中街巷狭窄，但全是古典式砖木结构建筑，此时已觉面目全非。宿白先生告诉我敦煌县城于1958年大跃进中拆毁，街市重建，许多古建筑被毁，后来重建工程“下马”，造成街市凌乱不堪。（80年代时敦煌县城曾遭受洪水的严重破坏。1996年8月底我第三次到敦煌县城时，已完全是一派现代城市风光，宾馆饭店林立，楼房栉比，街道纵横，车水马龙。入夜更是灯火辉煌，熙熙攘攘。历经千年的敦煌古城，已失去了它往日的特色与韵味。）至晚9时，我同宿白、李承仙才离开敦煌县城，10时回到千佛洞宾馆。当晚还有在敦煌文物所工作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马世长、樊锦诗来看望宿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