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写文章
在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苦茶随笔》里有几篇很好的文论：《厂甸之二》、《杨柳》，以及《写文章》二则。周先生近年倡导“文学无用论”说：“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也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他只承认使人聊以快意一点，算作一种用处。自从言志派奉之为大师，这些话仿佛成为文章以闲适为主的经典了。
说到文章的有用无用，本来是就在社会的影响而言。作者以文字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若把它锁在柜子里，使它永不见天日，那文章无用论就成立了。然而不然，周先生自己的《苦茶随笔》，刊在《大公报》的文化专刊上，给千千万万人看见；不足，还黑字印在白纸上，汇印一册，在北新书局出版，又给千千万万人去读去看。这样就有社会的意义了。周先生的思想感激起千千万万人的共鸣反应；夜莺一声的啼叫，振动了一位诗人的心弦，写成一首夜莺歌，就此振动了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年的心弦，谁也没法抹消这一声啼叫的作用了。文章无用论的说法，只能说做文章除了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外，不附带做敲门砖的作用。至于文章在社会上的作用，作者并无权去决定，无论有用或无用。
周先生几次说他自己是江南水师出身，对于文学是外行。而他的散文集中，谈写文章的文字却无不精当切实。他那篇《我学国文的经验》，早成为每个青年的读物。尤妙的，他虽在标榜文章无用论，而《苦茶随笔》
中那几篇文论，每一篇都显出时代的意义。如随笔中的《杨柳》，正是针对着提倡读经复兴文言的倒车运动而说的。他说：
在中学专做古文的学生不能写文章。做古文（自然是滥古文）本来不难，只要先看题目，再找一篇格调来套上，就题字绕一阵子，就能成功。可是这样一学会就中了毒，要想戒救极不容易。我平常不大出题目，这些学生觉得不便，叫他们自己出，大抵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类的大题目，文章又照例是空泛的。劝他们改做小题目，改用白话试试看，做成之后，作者自己先觉得可笑，文字与意思都那么的幼稚，好像是小学儿童的手笔。有志气的学生便决心尽弃所学而学焉，从头学写普通的文章，努力去用了自己的头脑去想，用了简明的白话写出来，一面严防滥古文的说法想法的复活与混入；这样苦心用功以后，才慢慢地可以挽回过来。差不多可以说至少要用一年的苦功来净除从前所中的古文毒，并从头来修习作文的门路。假如不能这样做，只好老写滥调古文下去，能够说，“人心不古”或“地大物博”等空话，却终不能达出自己的意思来，这样即是不通而不可救了。
叫学生读古文做文言的准遗老先生们，看了这段话，正如当头淋一盆冷水。周先生的文论，为青年们所接受，知道要写通顺的文章，非走这条平坦大路不可，谁也不能否定他在社会的意义了。
其实周先生肚子里何尝不雪亮？他叫青年不要做那类的大题目，不要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些空洞话头，何尝不是苦口婆心，对症下药。又他批评韩退之，说：“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厂甸之二》）也是一种针砭。大家若误会周先生“文章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主张，以为写文章只是用闲适的笔调来装点风雅，消遣人生，那又上言志派徒子徒孙的大当了。
好文章
我在各学校担任语文科教师，差不多已经十五年。在我的教程中，时常遇到某一种情形：一本很好的作文卷子，应该填上甲等分数的，若把它编刊在刊物中，忽然觉得并不精彩；倒是一本很平常的乙丙等的卷子，有时编在刊物中，倒显得十分精彩。这里就显得国文教师心目中的“好文章”和刊物编者心目中的“好文章”，并不是同一东西。国文教师偏重在文章的组织，修辞的技巧方面，文中见解或者是老生常谈并不出色，亦不妨其为“好文章”的。但刊物的读者大半在求知，因此刊物的编者，就着重到文章的见地上去，有的题材可爱，见地新颖，修辞文法上有什么缺点，也不十分去计较了。我也曾做过刊物的编者，看过许多来稿，对于“甲”“乙”两君所谈论的问题，约略想到一个结论。有名作家的文章比一般的也许技巧上并不高明一点，但他所提供的意见，却比一般的高明。还有，有名作家的文章，比较能以其辞达其意，内容和形式不相差十分远，所以拿国文教师的眼光来代替刊物编者的眼光终究是不行的。一本国文成绩汇刊，决不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欧阳修《泷冈阡表》，普通选本如《古文观止》亦载之，一般人非常爱读；但桐城文家于题下仅加一圈，看作第三四等的文章。而一般人并不爱读的《徂徕先生墓志铭》，如方望溪、刘海峰、张廉卿、吴至甫诸文家，无不推崇备至，许为第一等好文章。此是什么道理呢？桐城文家评文，用的是国文教师的标准，而一般读文章的只是刊物读者的看法，说得入情入理，合了口味，便拍掌叫好了。如《泷冈阡表》中段：
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戍，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上段加括号各句，方望溪主张完全删去，在一般读者真是一回多么可惊异的事；但一个国文教师一定能说出删去这许多句，在文章上有什么优点，能使你心服，尤其删去“其平居教他子弟”以下有一百多字。
以“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上接“后当以我语告之”，显得怎样简练。
但如方望溪所删节的简练的文章，在刊物上又未必是“好文章”呢！
作者与社会
莫罗亚论屠格涅夫，有一段说：“隐居是否适合于一个小说家的生活呢？它是危险的，倘使它是太完全了，一点儿不让他去观察。它是有益的，当它已带来一些丰富的材料的时候。”莫罗亚所说是指屠格涅夫于一八四八年被判处，只准住在斯巴斯谷衣，不许再离开封邑。那期间，屠格涅夫写成了第一部杰作——《罗亭》。一个作者，他得有极丰富的生活经验，但也得有适当的环境，让他去想，去组织，去完成他的工作。莫罗亚的话，说得真不错的。
曾经有人讨论过伟大作品不能产生的原因，原因本来不只是一种。
畸形的社会，使作者不能从容去写作，也是主因之一。资本主义的社会，把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都当作商品看待，那态度是非常冷酷的。作者未成名时，靠作品来支持自己的生活简直不可能。作者既成名了，要想依照自己的意思，找点题材做点文章，也简直不可能。市场的商品潮汛改变了，作家要想坚固自己的营垒，不跟时尚去改变，也简直不可能。在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中，市场上所需求的是商品，并不是作品，伟大作品自然无法产生了。
隐居的生活，离开天天为生活忙的都市，退归于乡居的生活，对于许多作家可说是非常需要了。懋庸兄于两个月前，曾说：“我现在有一部书要翻译，一部谈文艺修养的书要编，还有一本长篇小说要做，只要有两三个月的生活费，我就可以动手。”他想到乡间去住些时。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动笔，生活逼迫他，使他不能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叹息道：“我有一天能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那样从容地想，从容地写，从容地修正就好了。”没有一回没有预支稿费的他，是怎样渴望社会给他一些生活上的暇豫呀！
我们不知道公平地对待一切人的社会，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人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