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与新思潮的碰撞造就了一个风流浪漫、鲜活激荡的时代，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真知与真爱的机会、自由和梦想，也酿成了许多旷世的辛酸与无奈，或欣喜或悲哀，或明亮或黯淡，或决绝或隐忍，或凋零或怒放，无不令人唏嘘感叹。命运的力量无可抵挡，身置其中，冷暖自知，却无以替代。
全书以民国为背景，以情爱为主线，围绕胡适、沈从文、胡兰成、鲁迅、徐志摩、徐悲鸿等一代风流人物及其身边众多女性的情爱故事展开，不仅涉及到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许广平、张兆和、廖静文，还牵引出威廉司、高青子、范秀美、蒋碧薇等花花草草和枝枝蔓蔓，使我们看到人类追求幸福和真爱的本能，也使我们看到人性共通的弱点。
然而每一个瞬间似乎又都是真挚的，热烈的，美好的，绽放的。即便纠结，却也刻骨，由此值得记取、纪念。
这是一本女性写的书，这在字里行间都能有所察觉。作者以一个女子细腻的笔触和温暖的情怀给予了书中人物以诸多的同情、理解和包容，对其中的女性更是给予了特别的悲悯与观照。时光不再，逝者如斯，作为后人和旁观者，虽爱莫能助，但字里行间、话里话外，作者还是以一个女子善良的视角对女性流露了一份特别的同情与关注，面对个人命运之中某些无法更改的不公事实和尘埃落定的凄苦人生，常常不自觉地站到了女性和弱者的一边。
同为女人，我觉得这点倾向和偏倚是可爱的。如果没有对人性深入的理解与洞察，就不会有如此的情感和立场，如果不是同为女人，就不会对女人有如此的体贴与发现。
而每一种写作，或许又都与彼时彼地的环境、心境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十月怀胎，想必作者在著作此书时的心情是美好而闲适的，正如她在书的扉页所题：“此书致我的孩子。从早春到初秋，他一直蛰居在妈妈的子宫，与妈妈一起阅读、思考、书写。”她的文字随意、随性、不拘一格，自由发挥但又不自以为是，以一个性情女子灵性的察觉与猜度，尽可能地去还原才子佳人已然逝去的旧事轶闻，又自觉地避免了武断，与当事人保留了适当的距离和应有的尊重，给读者留有了更多理解和想象的空间。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虽不时跃然纸上，穿插其中，但又未破坏故事的结构脉络，读来轻松有趣又发人深省。
此书于2010年1月出版，不由得想起，那个“蛰居在妈妈的子宫，与妈妈一起阅读、思考、书写”的宝宝也该呱呱落地了吧？书拿到手里，作为读者的我心头都掠过了一丝暖意，作为妈妈和她的孩子，又该是多么美好的纪念和记忆啊！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二
看完了《民国韵事》，也写完了一篇书评，但感觉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那便是关于爱。这本书以爱情为主题，篇篇围绕爱情展开，那么爱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结束？爱是唯一的吗？人的一生究竟会爱几次？怎样叫爱得多？怎样叫爱得少？当情感和理智发生了冲突，究竟该忠于理智还是该忠于人性？似乎都是些无解的问题，然而许多的世人仿佛仍在为情所困。
当被问及“要怎样两个人才能走到天长地久”时，作者夏真的回答似乎给爱情蒙上了一丝阴影，她说：“没有永远的爱情。爱情要么在相处中转化为亲情，要么像烟花那样激情燃烧后熄灭。要么因为得不到，而给人‘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假象与痴想。”这三种情况在她的书中都有案例可以佐证：在相处中转化为亲情者，如钱钟书与杨绛；如烟花般激情燃烧后熄灭的，如徐悲鸿和蒋碧薇；因得不到而给人“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假象与痴想的，如金岳霖之于林徽因。
继而作者又补充道：“‘让两个人走到天长地久的’肯定不是爱情。”那么是什么？什么是爱情？没有了爱情，为什么还要“走到天长地久”？她的回答给爱情至上的人们，或者说给对爱情仍然抱有热烈幻想的人们难道不是一个晦暗的打击吗？
然而人们对爱情的追求似乎又是永恒的。也许正是如此，胡适的身边才有了众多的“兰花兰草”，苏曼殊才有了“情与禅之间的踏刃而舞”和一生中的四次“情劫”，沈从文才有了他的“白玫瑰与红玫瑰”，而且人们无从知晓，热烈单纯的大诗人徐志摩的心思又曾几度在陆小曼与林徽因之间徘徊呢？走在爱的路上，心中依然会有迷惑，穿过爱的云雾，似乎也无法找到爱的真相。（《民国韵事》，夏真，外文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