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你是聪明的傻子吗
【经济学故事】
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碗，共24件，每件都完好无损。同时有一套餐具，共40件，其中有24件和前面那套的种类大小完全相同，也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不过2个杯子和7个茶托已经破损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但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少了。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一套餐具的件数再多，即使只有一件破损，人们就会认为整套餐具都是次品，理应价廉；而件数再少，但全部完好，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合格品，应当价高。由此看来，人们的理性并不是时时都有的。
【经济学课堂】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造成有限理性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理性人的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但能不能谋到福利是另一回事。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由于人对事物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而人们的理性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
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事实上，这些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结论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具有经济特征，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利益上的最高点。
西蒙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他提出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经济学茶座】
在经济生活中，人人都是理性人，只不过这种理性一般是有限理性。“掩耳盗钟”的故事很能说明有限理性。
春秋时候，有人跑到晋国的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分别搬回家。
小偷找来一把大锤，准备砸钟。这时小偷想到砸钟时，钟发出的声响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终于，他想到一个好办法——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然后动手砸起钟来。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
这则故事讽喻小偷的愚笨，但小偷其实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精于算计：要把大钟偷回家，就必须把大钟砸碎，但砸钟会发出声响，必须阻止钟声的传播，于是他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可以说，小偷的行为不失理性。为什么小偷是一个理性人，却还被视作傻瓜？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人，他只是一个有限理性人，所以他才会做出堵住自己的耳朵盗钟的事情，忘记了别人的耳朵也能听到钟声。
在生活中我们因为有限理性而对得失的判断屡屡失误，事实上我们都做了理性的傻瓜。
一场由众多明星参加的演唱会即将上演，票价很高，需要800元。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演唱会，机会不容错过，因此很早就买到了演唱会的门票。演唱会的晚上，你正兴冲冲地准备出门，却发现门票没了。要想参加这场音乐会，必须重新掏一次腰包，那么你会再买一次门票吗？假设是另一种情况，同样是这场演唱会，票价也是800元。但是这次你没有提前买票，打算到了工人体育场后再买。刚要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刚买的价值800元的MP4给弄丢了。这个时候，你还会花800元去买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吗？
与第一种情况下选择再买演唱会门票的人相比，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仍旧购买演唱会门票的人要多得多。客观来讲，这两种情况是没有区别的，是等价的。在你愿意花800元钱去听演唱会的前提下，你面临的都是损失了800元的价值，然后你需要选择是否再花800元去参加演唱会。只不过在两种情况中你的损失形式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是因为丢了一张票而损失了800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是因为丢了800元的MP4而损失了800元。
同样是损失了价值800元的东西，为什么人们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呢？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人们心里，对每一枚硬币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视它们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观念。
人人都是理性人，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人。在纷繁的世界中，我们应学会去认识世界，分析事物，尽量减少理性中的有限因素。
帕累托最优——谁也不愿破坏的最优状态
【经济学故事】
春秋时期，鲁国非常弱小，很多鲁国人在其他国家沦为奴隶。为了振兴国力，鲁国国君颁布了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中遇见沦为奴隶的同胞，可以先把这个奴隶赎回来，回国后国家给予相应的赎金。
孔子有一位学生子贡，家里比较富裕，他曾多次将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回，而且事后并不去找国君报销。子贡觉得自己是在施行老师的“仁”，他为此非常得意。
孔子知道此事后，批评了子贡：“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钱花，可是这个补偿你一定要去领。现在你掏钱救人，受到社会的赞扬。但是从今以后，当别人在国外再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时，他就会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去赎人呢？如果赎了人，回国后还去不去找国君要钱呢？不去找国君，自己会损失一大笔钱；如果去找国君，别人又会拿你来讥笑他。这样一来，他们再看到身为奴隶的鲁国人就会装作没有看见，你的行为正好是阻碍解救沦为奴隶的鲁国人的根源！”子贡听完老师的话，顿感羞愧。
还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位学生看到有人掉进河里，于是他把落水者救上岸来。被救的人为了表示感谢，送给孔子的这位学生一头牛，学生收下了。孔子对这个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因为这会激励更多的人去救人。
孔子的行为，暗合了经济学原理，这两件事体现的正是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效率准则。鲁国原有的制度其实已经发挥出很好的效果，人们开始积极赎回沦为奴隶的同胞，而子贡的行为，很可能会破坏这种积极性，从而使鲁国已有的制度出现问题。
【经济学课堂】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针对资源的最佳配置提出了帕累托效率准则：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那么要想再改善就必须损害别人的利益。
所谓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理想状态。资源配置一旦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想要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就必定要使另外某个人的境况变坏。也就是说，你的得到是以他人的失去为代价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相反，如果可以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改善某个人的处境，就可以认为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这时就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
【经济学茶座】
根据帕累托最优，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最有效率的。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能使某人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任何一个人情况变坏，就说明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不是最佳的，是缺乏效率的。
试举一例，球迷们去体育场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球场能坐 50000人。假如在比赛开场前，坐到了49000人，那么，体育场在此时还没有处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如果再进入1000名球迷，他们也可以看到比赛，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这个增加球迷的过程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已经坐满了50000人，再进入1000名甚至更多的球迷，这些新增加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到球赛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对于原有的50000名观众来说，处境会变差，原因是，球场内超过规定人数，球迷的安全就受到损害了。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长途汽车。在没有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再上乘客，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满员后再超载，全体乘客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在经济学上，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每个人均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及他人，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达到。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便有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
帕累托改进的特点是自己变好，同时又不使他人变差。正是由于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其行为所遇到的阻力往往很小。以我国改革开放为例，其政策大多都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广大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而其他行业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所以推行起来阻力不大。如果不是帕累托改进，即在使一部分人变好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变差，那么阻力就会增大。
在工作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合理利用帕累托效率准则，当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时，只需要保持这种状态就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囚徒困境——聪明反被聪明误
【经济学故事】
李德裕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曾两度为相。唐敬宗时，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在浙西期间，他处理了一桩棘手的案子。
当地甘露寺的主事状告前主事私吞寺里的钱若干。这位主事不仅拿出了交割文书为凭，还有一帮僧人为其作证。前主事大呼冤枉，却又拿不出被冤枉的证据。案子到了李德裕之手，他觉得很可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