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虽然想要保护太子李贤，但还是有心无力。经过竭力争取，也只是让太子免于一死，可终究难以逃脱被废黜幽禁的命运。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
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要处死。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太子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净犯罪事实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罪名，藏盔甲并不等于谋逆，但如果将其定性为谋逆，也是不容辩解的。也就是说，武则天以此为罪，将太子李贤贬为庶人，也合乎法理。
谋逆从来就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何况是太子谋逆。护犊心切的高宗将心中的这份痛苦转化为愤怒，并迁怒于太子身边之人。
太子被废，每个人都在极力与这件事撇清关系。每个人都争着向皇帝和皇后表态，自己与太子谋逆没有任何瓜葛。可撇来撇去，还是有人撇不清，武则天掀起的这场风暴，让人避无可避。
刘讷言被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当时的不毛之地。左庶子兼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宰相的张大安因太子之事受到牵连，左迁为普州刺史。
刘讷言和张大安都是协助太子李贤完成《后汉书注》的学者。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这时候，武则天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她不惜废黜自己的儿子。
无论从个人才智韬略，还是从手段的高明程度，太子李贤都远不能和他的母后武则天相比。武则天狠心废掉太子李贤已经思虑很久了，并非此次获得李贤的“反具”后而情非得已做出的痛苦抉择。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太子李贤谋逆之事与前太子李弘之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太子李弘是“幸好”及时病死，母子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东宫僚属宰相大多没有被弃用；而这次是太子李贤被控谋逆，属于政治性大案，必须有人负责，谋逆毕竟是重罪。
太子李贤谋逆案在一审再审中，很快就将与东宫来往密切的几个皇室宗亲也裹挟其中。到了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和沂州刺史蒋王李炜被指为东宫谋反的同党，李明被贬为零陵郡王，幽禁于著名的流放之地黔州。李炜则干脆被解除官职流放至道州。
朝中大臣们对曹王和蒋王受到牵连不以为怪。曹王和蒋王做了太子李贤谋逆案的陪绑者固然值得同情，但每个人都清楚，哪一次宫廷事件不要牺牲几个皇亲国戚作为收场呢？不然何以震慑人心？
皇城里的现实犹如寒冬里的三尺坚冰，冰下的水流暗自汹涌，而踩过冰面的人只是小心翼翼地留下着脚下，他们无心去深究曹王、蒋王与太子李贤结党谋反的动机和罪证，没有人愿意去为曹王和蒋王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就像那些执法的官吏们所言，他们也只是奉旨办事，连皇上也做不了主的事，他们又能如何？
第二年，反对过武则天摄政的郝处俊被罢，出局！
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彻底出局！
最后是最让人可笑的出局者登场，他就是高政。按辈分，他是前宰相长孙无忌的表侄子，废太子李贤的好友。长孙无忌被平反昭雪后，被同案牵连的其他家族也有了慢慢回暖的迹象，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
高士廉的孙子高政当时任太子典膳丞，在太子谋逆一案中，他也是稀里糊涂就被牵连其中。
高宗本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让他父亲右卫将军高真行领回家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可以了。可问题是高宗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高家自从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杯弓蛇影，高真行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的忠诚度。你们高家，是高政一个人造反，还是全家总动员。
为了能够保住这个家，高真行只能对不住高政了。
高政刚进家门，就被亲生父亲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璇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可怜高政，没有死于为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却惨死于自己亲人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高宗皇帝震惊之余，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件事令高宗不得不深思，他随后下令宽大处理李贤的旧属，不能再发生类似高家的惨剧，这种做法毫无人性可言。
高真行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而是为了满足皇后的欲望般，株连一大批王侯将相。起码兼领宫官的宰相，尤其是那些反对过武则天的宰相，应该多少也会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吧。
高家是长孙无忌的舅族，曾经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受到牵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才会惊恐到要手刃家门子弟。
令朝臣们感到不解的是，太子谋逆案是大案，为何没有像先前几个类似的大案？
在这场由太子李贤谋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中，有人出局，就有人从中捞到政治资本。
对大多数官僚而言，武则天采取的是收买人心的“媚众”手法。她知道，在这时候，残酷打压并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审来审去的结果是堵住了所有的口，人证、物证俱在，获罪者又是堂堂太子，岂能随便定罪。况且，此事事关身家性命，一个人如果不是活腻了，谁也不会站出来自找麻烦。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朝中的舆论保持了一致：官员们纷纷指责太子李贤辜负圣望，图谋不轨，盛赞“二圣”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灭亲，为古往今来圣君典范。
那些在此案子中立功之人，则从此交上了好运。在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涕泪交加地在皇帝面前自我检讨，而薛元超则手舞足蹈地谢罪，动作与表情极为夸张。两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能够得到豁免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才会在得知结果时喜不自禁。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同事不同命，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这次办案中扮演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角色。
武则天和高宗李治之所以没有再次对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经历过永徽政治改革洗礼之后的朝堂，需要保持一个有经验的宰相班子。如果将那些与太子有交集的宰相全部清除出去，恐怕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有宰相之才的人来共谋治国和辅佐新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