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在福州城可谓传奇人物，小时候体弱多病，一直跟舅舅林则徐关系密切。1839年，沈葆桢考中举人，当年跟林普晴完婚。次年，沈葆桢携妻进京赶考，结果落第不中，夫妻俩伤心而归。1844年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考场上的这对宫巷父子兵，双双落榜，黯然而归。1847年，沈葆桢三进北京城，终于以第3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那一年的进士榜上，有一位终身成为沈葆桢阴影的同科，即第34名的李鸿章。
沈葆桢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期间，保全了江西广信，名闻天下，咸丰皇帝立即摺升他为广饶九南兵备道员。曾国藩对沈葆桢的能力很是赏识，1861年，他请沈葆桢到安庆大营，跟李鸿章同为幕僚。曾国藩对沈葆桢委以重任，力荐其出任江西巡抚，沈葆桢成为湘军大佬。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洪仁玕等。
左宗棠跟沈葆桢同为湘军大佬，交情甚笃。左宗棠到福州后，沈葆桢正在家丁忧守制。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还没有坐热，就被各方势力盯上了，眼下的轮船工业才开始，一旦让吴棠到了福州，轮船工业就可能落入英国人的掌控之中。左宗棠决定请沈葆桢出山。
沈葆桢丁忧的背后是官场倾轧，他其实是被排挤出了江西官场。如果让沈葆桢接手轮船工业管理，他就可以通过改革之路，重返帝国官场，光耀沈林两家门第。
沈葆桢将左宗棠礼让进客厅，两人深入交流了轮船工业的未来，左宗棠希望沈葆桢能够出山，帮他将马尾轮船工业搞起来。沈葆桢一直在听左宗棠高谈阔论，杯中茶叶都换了三轮，直到华灯初上，沈葆桢也没有答应左宗棠的邀请。最后，左宗棠只有带着家人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宫巷尽头。
福州将军英桂跟福建巡抚徐宗幹走进了总督府，左宗棠正忙着跟德克碑、胡雪岩商议马尾船厂事宜，面对这两位不请自来的同僚，左宗棠请二位坐定。徐宗幹将一份联名信递到左宗棠手上，原来是沈葆桢率领百名福州贤达，恳请闽浙总督左宗棠暂缓西行，留下来造轮船兴工厂。[24]
在联名信中，贤达们认为轮船工业乃国家万世之功，现在以德克碑为首的洋官乖顺，法兰西皇帝已经承诺将造船技术传授给中国人。加之福州的马尾一马平川，地质坚实，是帝国造船基地的不二之选。现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机不可失，非左宗棠这样的封疆大吏不能成事。
沈葆桢在联名信中强调，轮船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千秋伟业，事成则可以享受到无穷的好处，如果失败，大清帝国将让天下寒心。联名信中还提出，西征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朝廷可以让左宗棠暂留福州，让先头部队前行部署。等外国工匠齐聚马尾，造船大业有了头绪，左宗棠再北上西征。
英桂跟徐宗幹两人很快将百贤请留疏送抵紫禁城。同时，同治皇帝的御前还收到了一份来自福州的折子，内容是奏请朝廷派沈葆桢总理船政，写折子的人正是左宗棠。左宗棠认为，兴办轮船工业势在必行，不能因为自己离开福州而将轮船工业搁置，由于轮船工业事多烦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是不二人选。
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对沈葆桢的赞美之词极度华丽。沈葆桢身为林则徐的女婿、曾国藩的门生，剿灭太平军时功勋卓著，名望为中外敬仰。更为可贵的是沈葆桢思维缜密，早在皇上的圣明洞见之中。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现在沈葆桢是闲居在家的在籍公务员，自己跟英桂、徐宗幹他们商议，沈葆桢可堪重任。[25]
拉着皇帝来抬举沈葆桢，左宗棠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只有让沈葆桢接手轮船工业，自己多年苦争的事业才能延续。左宗棠心底还有一个如意算盘，李鸿章在上海大搞军工，一旦左宗棠离开福州，李鸿章的手就会想方设法伸向福州，操控轮船工业，那样一来万里海疆都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而让沈葆桢执掌福州船政，他岂能让同科李鸿章操控自己的命运？
左宗棠在西征之前，一定要将沈葆桢这位显赫的官二代推向帝国改革的前台，这样才能遏制住李鸿章的一支独大。沈葆桢一眼就看穿了左宗棠的用意，跟已经是淮军领军人物的李鸿章抗衡，自己单枪闯马尾，各色人等岂能听命于自己？如果局面不能操控，终将败兴而归。
左宗棠有十足的把握请沈葆桢出山。现在曾国藩在山东境内陷入僵局，李鸿章需要亲自上前线，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来顾及沈葆桢的浮出。加上现在西北回民跟捻军有联盟合围京城的倾向，朝廷希望自己早日北上平乱，如果不答应自己的安排，乱军围攻北京，那时爱新觉罗王朝真的就到了尽头。
宫巷深深，左宗棠再次来到沈家大宅。左宗棠向沈葆桢承诺，自己一定向皇帝争取，特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由中央颁发专门的关防大印，凡是涉及船政的事情，都由沈葆桢专折密奏，以防掣肘。最重要的经费问题，可以跟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会商，随时调取。[26]
左宗棠的允诺让沈葆桢心里有了底儿，但是沈葆桢还是没有答应左宗棠的邀请。沈葆桢非常清楚现在马尾船政的症结，德克碑跟日意格追随左宗棠多年，在左宗棠面前恭顺，换了新主人后，法国人的恭顺会延续吗？现在的马尾还是烂泥塘，自己一头扎进去，那可就跟如日中天的同年李鸿章成了官场对头，一旦出现问题，自己将身败名裂。
左宗棠又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出一切工料、洋匠的聘请、华工的雇用、工艺局、学堂等事项都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左宗棠再次向皇帝推荐胡雪岩，夸奖胡雪岩有才干，办事用心，熟悉洋务，是船政断不可少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胡雪岩在洋人中信用很好。
左宗棠的折子送达紫禁城，以奕为首的北京派密谋于东堂子胡同49号，整个总理衙门灯火通明。左宗棠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马尾的轮船工业由船政大臣专项料理，无论是闽浙总督，还是福州军区，都只能是会商配合。现在西北回民造反，跟捻军形成东西夹击态势，有合围京畿的动向，如果不答应左宗棠之请，左宗棠一旦拖延出兵西北的时间，那样一来京城危急。
总理衙门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决定将吴棠塞到船政的大局之中。很快，同治皇帝就以廷寄的方式，向闽浙地界上的大员们宣布了朝廷的决定：“沈葆桢办事向来认真，先刻木质关防大印，以昭信守，待船政办成，再颁发新的关防大印。一切应该办理的事情、需要的经费，闽浙总督吴棠、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幹经理，随时与沈葆桢会上，不可延误。”[27]
奕伸向轮船工业的手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现形了。沈葆桢身为船政大臣，总理一切船政事务，费用问题需要闽浙官场合力解决。吴棠身为闽浙总督，自然要参与船政大业会商。左宗棠已经意识到，朝廷没有明确胡雪岩在船政中的角色，只是交给沈葆桢差遣，而奕已经给马尾船政成立了四人董事局，沈葆桢为执行董事、董事长，吴棠、英桂、徐宗幹为董事，他们手中可是攥着沈葆桢的资本命脉。
法国海军部的部署
1866年12月28日，两位法国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两位法国人站在甲板上，遥望北方。戎马倥偬的大帅已经北上剿匪，现在他们带着大帅的合约，踏上了回国之路。没错，甲板上一位是日意格，一位是德克碑。这两位就是左宗棠北上剿匪之前，为沈葆桢签下的洋人高级管理人员，都是跟左宗棠征战杀伐过来的洋人，对左宗棠言听计从。
日意格现在是马尾船政监督，德克碑是副监督。德克碑心里多有不快，因为在跟左宗棠剿灭太平军的时候，日意格在大清帝国的最高官衔是总兵，自己是提督。左宗棠本来要任命自己为监督，没想到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来尼冒出一句：日意格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且礼数、公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就这样，德克碑的监督位子被让给了日意格。
白来尼一句话就让日意格摘了桃子，德克碑的胸中怨气为帝国轮船工业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在左宗棠北上之前，德克碑、日意格两人已经跟大清帝国签订了五年合同，要在五年之内建造11艘150马力的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
日意格跟德克碑这一次回国任务艰巨，一方面要采购设备、招聘人员，更重要的是回国灭火。现在法国巴黎充斥着福州船政的谣言，传的最邪乎的是福州的船政跟北京政权无关，法国人现在卷入福州地方当局，一旦福州地方当局跟北京闹翻，那么法国军人就可能变成协助地方政权造反的帮凶，到时候北京朝廷就可以拒绝履行跟巴黎签署的一切合约。
巴黎的谣言正是来自日意格他们的法国同胞巴·德·美理登（Baron De Meritens）。美理登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1860年，他跟随侵华法国专使葛罗向北京挺进。那个时候的美理登还只是一个翻译，可这位小翻译在联军抵达天津后，威胁咸丰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说不答应法国人的条件就要挥师北京。美理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混到了一个闽海关税务司的美差。
美理登跟那位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巴夏礼关系密切，所以赫德执掌中国海关税务司后，美理登就成了赫德的心腹。当赫德跟威妥玛在北京布局失败后，眼见从巴黎回到中国的德克碑成为船政监督人选，尤其是带着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回到中国的。赫德没办法向伦敦宫廷交差，便立即掉转枪头，唆使法国人内讧，企图将亲伦敦宫廷的美理登安插进福州船政。
这时正好有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赫德顺理成章地利用美理登。1866年，法国要在巴黎搞博览会，这是拿破仑三世在国际上扬威的一次行动，所以邀请大清帝国参加。当时总理衙门将参展任务交给总税务司，赫德就派美理登协助大清帝国到巴黎参展。作为赫德在海关税务司的下属，只要美理登借机在巴黎给日意格他们造谣，就能在巴黎宫廷搞臭日意格他们。赫德假意将美理登推向福州船政监督的位置，美理登出于感恩，就开始不断造谣。
美理登身为闽海关税务司，现在又是助大清帝国赴法参展全权代表，他的言论很快引起了法国远东舰队的注意，消息迅速传到了巴黎宫廷。一个是地方势力，一个是全国正统，地方势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一举夺得天下，拿破仑三世自然不想丢掉跟北京朝廷的合约，他要与英国人同享中国利益。
巴黎宫廷被谣言蒙蔽，日意格跟德克碑身为局中人，自然要回国争取巴黎宫廷的支持。左宗棠、胡雪岩跟两位法国人提出一个五年造船计划：预算300万两白银，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28]
德克碑跟日意格更看重左宗棠在合同中提出的现金激励措施：在五年期限内，以日意格、德克碑为首的洋人承包商，如果能够完成造船任务的同时，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24000两银，奖励各类师匠共6万两银。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如果日意格他们出色完成任务，朝廷应该再加奖励，以昭著忠顺。[29]
左宗棠将马尾船政移交沈葆桢之前，一方面跟国际人才签订聘用合同，让大清帝国的轮船工业规范化，一切按照契约精神执行，另一方面推出巨额现金激励，刺激国际人才的积极性。左宗棠在离开福州之前，如此周密安排，大兴轮船工业之苦心可见一斑。在大清帝国以军事工业开启的改革浪潮中，左宗棠开创了现金激励之先河。
左宗棠北上期间，日意格跟德克碑在海上航行了33天，于1867年2月1日抵达巴黎。两位法国军人在大清帝国混成了将军，更成为左宗棠大帅的帐下红人，自然也成为法国海军的光荣。法国海军部对德克碑、日意格的归来给予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日意格和德克碑向法国海军部说明，福州的船政是大清帝国皇帝的一项工程，属于中国的国家工程，它对法国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交易。一番欢迎之后，海军部没有继续听日意格跟德克碑的陈词，甚至一度回避二位。
法国海军部背后一刻也没有闲着，尽管美理登的说辞令巴黎各方拿捏不准，可是日意格跟德克碑实实在在拿下了中国轮船工业的巨额承包合同。面对巨大的诱惑，法国海军部行文向其驻香港海军司令调查真相。胡雪岩迅速获得了法国海军部调查船政一事，意识到日意格他们在巴黎遇到了麻烦，决定专程到上海争取白来尼的支持。
1866年3月，胡雪岩走进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白来尼跟胡雪岩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双方自然显得很轻松。胡雪岩反复跟白来尼强调，福州船政是在大清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创建的，自然是国家的。另外造船需要帝国多个海关的财政支持，面对强大的资金压力，地方政府岂敢跟北京作对？胡雪岩还向白来尼说，左宗棠一向讨厌英国扩张势力，所以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他跟法国人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自然希望这一次也跟法国合作。[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