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省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时，他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控制程度已大为削弱，国民党在内战中的颓势已难以挽回。但他并不甘心失败，幻想找到克服党内顽症、重执牛耳的方法。因而，他宣布将总统职位交李宗仁代理，却没有放弃更重要的国民党总裁一职。下野之初居住在奉化的日子里，他已下定决心要效法孙中山1914年和1924年对国民党的改造行动，再次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以凝聚国民党的精神，加强团结和战斗力，加强他对国民党的控制及党的干部对他的忠诚。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土崩瓦解式的溃败，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痛定思痛，对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反省式的思考，成为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基础。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是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
从国际外交上说，蒋介石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为“苏俄侵略”的结果，而苏俄得以放手侵华则是美国纵容的结果。他把国共内战歪曲为中俄之间的“民族战争”，抱怨美国错误地认为“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赤俄必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认为“中共不是共产党，乃是土地改革者”；于是，美国先是同意雅尔塔协定，以东北的利益讨好苏联，继而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宣布了把中华民国一笔勾销的政策”，助长了“俄帝侵略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较量都或多或少地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国内因素。中国人民所以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国民党，不是由于共产党人获得了多少卢布的援助，而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自民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蒋介石这类将自身失败归罪于外部原因的解释，显然是文过饰非，把自己标榜为反共反苏先锋，以获取世界上反共反苏国家如美国的同情和援助，并无助于他真正认识到其失败的本质原因。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反思仍然悟出了些东西，这就是他认识到以往对外的过于依赖。他说：“我们对外交的方针，始终一贯，信赖美国，我认为并没有错误。可是信赖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1】
从政治上说，蒋介石认为其失败应归因于民主政治，归因于政党政治的失败。他对1948年桂系不服从安排，强行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致使其权力分赃计划落空之事耿耿于怀。他说：“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强求自由选举？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为什么只顾派系，只争地位，不能视当前敌情，认清党国危机，甚至以敌为我，以我为敌，投降靠拢，恬不知耻？这是党的组织不能坚强，党的纪律不能严肃，而使政党政治无从健全，给予奸匪以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他还指出，由于民主政府的实施，使“苏俄共匪利用民主政治的弱点，渗透操纵社会的舆论，政府的政策”。【2】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大陆最不得人心的地方，就是实行独裁统治，一党专政，人民根本谈不到什么民主、自由。姑且不论国民党内的争权夺利与民主政治的本质南辕北辙，蒋介石连党内各派系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都要扼杀，可见其所谓的“健全”政党政治是何意义了。
从经济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经过长期抗战，农村经济凋敝、工业尚未恢复、城市人口超量、失业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经济危机。他特别把责任推到宋子文身上：“特别是民国卅六年（1947）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溃败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3】
的确，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源于恶性通货膨胀，但导致恶性膨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宋子文动用了币制的基金，而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体恤民情、使国家社会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推行导致内战的政策，把国家推向全面内战的火坑。政府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但微薄的财政收入仍难以负担巨额的“剿共”军事支出，不得不靠膨胀性货币政策来维持。蒋介石把全部责任推卸给宋子文，是让这位宁肯在美国做“寓公”，也不肯到台湾共患难的舅爷充当自己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失误的替罪羊。
从教育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对文化教育加强管理，而放任共产主义思想“泛滥”。他指责电影、广播和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在学校教育中，“自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来，学校教育局限于科学的讲习，对于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尤其是大专学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于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其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于是个人自由主义者总以为政府少一分干涉，便是学术思想多一分自由，更认为本党退出了学校，学术思想才有自由”。蒋介石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说：“科学的口号演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民主的口号更做了俄帝奸匪劫取我抗战成果，消灭民族精神的手法。”【4】
据此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能说蒋介石对于“科学”与“民主”充满敌意，至少也可说有深深的误解。他所需要的是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或为其所用的“科学”与“民主”，别人倡导的都是口号或宣传。历史事实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化教育绝不是如蒋所说，放任自流，更谈不上民主，而是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在新闻检查制度下，进步刊物不断被查封，特务在校园内猖狂活动，进步人士与学生被捕杀。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且不断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但蒋介石的这种反思却为其日后在台湾强化文化专制主义、钳制进步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军事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其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军事调处。他大言不惭地说，1946年前期，其“剿匪”斗争是无往不胜的，所向无敌的，但军事调处却一再阻止了进攻势头，削弱了军队士气，给中共造成了喘息的机会。这样一来蒋介石又把军事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美国人。谁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是在美国飞机、军舰的援助下从大后方匆匆赶往华北、东北等地抢占大批地盘的，也是美国以庞大的剩余物资来装备国民党军，才使其有恃无恐地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如此怪罪，美国人太冤枉。
但同时，蒋介石也确实无法回避国民党军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他批评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讥刺，为社会所鄙弃”；对于战略战术的修养，“不仅毫无根底，而且不加切实研究，甚至连军校时期所得的一点知识，都已经抛荒殆尽”。他还承认：“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化的内容和实情，其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5】
找出了上述各项具体原因，蒋介石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所致，国民党的失败是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6】他历数国民党的失误：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中了官僚主义的流毒；党员干部“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等等。【7】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混乱和信仰的动摇。因此，他强调“总结失败原因，特别要从思想上和信仰上追寻”，思想的混乱是指对三民主义解释的歧义和误解，信仰动摇则是指对蒋介石个人崇拜的动摇。蒋介石吹嘘自己为“革命的领导者”和“民族的向心力”，对他的信仰与崇拜是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他说：“我们对日抗战所以能百折不回，坚持到底，就是靠着这举国一致对我的坚定信仰”，而俄苏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它“覆灭我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着，就是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自抗战后四年之间，国内外流言的传播，谤书的重叠，真有‘众口铄金，积毁锁国’的情景，到三十八年初，本人便不能不毅然下野了”。【8】以此推之，国民党之失败，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倒在其次，对蒋介石个人信仰的动摇实乃根本。
在所有的反省中，蒋介石也注意从对手那里学习。1949年下野后，他注意研究中共的组织、军队等各方面情况，不再是单纯的谩骂，有时能冷静地总结。他曾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个大的方面：【9】
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形式：甲、检讨，乙、研究，丙、批评，丁、学习，戊、坦白，己、计察，庚、侦探。六、办事方法：甲、调查，乙、立案，丙、报告，丁、审查，戊、批准，己、执行，庚、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甲、干部领导，乙、由下而上，丙、纵横联系，丁、互相节制，戊、监察彻底（情报），己、审判间捷（迅速执行纪律），庚、主义第一（革命利益与思想错误为定罪标准）。
这个概括虽不能说全面，但是客观的，而在总结以上七条后，蒋又补写了“干部不准有私产”，把它当成是中共最重要的优点，显然是针对国民党的状况有感而发。到台湾后，蒋也不忘以对岸的情况来对照台湾：“近观共匪公营事业之财产整理与往日之仓库清查，以及其增产节约运动与林区勘察工作等积极行动，反观我党政之消极矛盾，自私把持，殊令人寒心忧惶。”【10】仔细考察蒋介石到台湾后在政治、经济、党务、军事与民众运动等方面的举措，确实能找到不少他向中共学习的影子。
检讨反思是为了改进，蒋介石把对他个人信仰的动摇列为国民党众多失败原因中的最重要元素，这就为后来的国民党改造运动以强化个人崇拜、制造个人神话、造就和巩固蒋介石党内独裁地位为核心目标、埋下了伏笔。
二 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
国民党的失败，党内干部贪污腐败，领导层派系倾轧，致使干部队伍瘫痪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曾反省自己一生最大缺点为：“明知干部人选与核心组织为事业之基础，而28年来特别注重之事，至今竟一无着落，不能实现，何哉？”他表示今后应以培养干部为“第一要务”，要“放弃一切，而先完成此一工作也”。【11】因此，对于国民党干部队伍的改造工作，蒋介石尤为重视，他让蒋经国亲手抓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工作，自己则亲自控制着党政干部的任免权。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12月27日通过了《干部政策纲要》。根据这个纲要所规定的原则，又制定了《干部分子产生规程》、《本党干部分子管理通则》、《本党党务干部分子管理办法》、《本党从政党员管理办法》、《本党社会干部分子管理办法》、《本党党务干部分子保障办法》、《本党干部分子训练计划大纲》、《本党干部分子任期条例》等一系列条例办法，以期严格干部的管理、任免与考核政策，达到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个人对党政干部的直接控制。
与加强组织管理的措施相比，蒋介石似乎更重视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教育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干部训练的主要内容有：“一、研究本党之中心理论，俾对共党谬说，作思想斗争；二、研究对共党斗争之方法与技术；三、研究实施民主政治之具体方案；四、检讨过去失败的因素，努力革除，并在积极方面提高干部分子的革命精神。【12】具体的训练方式是，对于基层干部举行巡回训练，组织各类专家、学者进行巡回演讲，就地向其灌输上述有关之各种反共思想、方法，以统一意志，统一认识；对于中高级干部，则集中到“革命实践研究院”，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对其讲训。
“革命实践研究院”创立于1949年10月16日，专为培训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而设。蒋介石那时刚在台北觅得落脚点，大陆战事正急，百事待理，他却创立了这所缓不济急的研究院，可见干部训练在他心目中占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大批军政要员与蒋介石决裂，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使他感触颇深。于是，他把自己所钦佩的古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结合起来，发展出自己的所谓“力行哲学”，强调人们在工作中需要高尚品质和为原则而献身的精神。他认为这一理论对于国民党党员学习和纠正过去党的“无灵魂行为”非常重要，是整顿和复兴国民党的基础。为此，他继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之后，又设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这一机构，向学员灌输他的理论，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新干部，以完成稳固台湾、“光复大陆”的梦想。
“革命实践研究院”坐落在台北的草山（后由蒋介石易名“阳明山”以纪念王阳明），蒋介石兼任该院院长，起草该院组织与教育方针，拟定开设课目及其重点达数十条，主要有制度、战略、政策、各种原则之研究、理论基础、哲学思想、行动纲领之建立等。其实，学员们受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蒋介石根据自己长期与中共较量的“革命实践”所得出的经验教训，掌握“对敌斗争”的要领，培养对蒋介石的忠诚。
蒋介石确定了“干部重建之方针”：今后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而基本的原则是：“甲、以思想为结合；乙、以工作为训练；丙、以成绩为黜陟。”【13】这也是他选拔“革命实践研究院”学员、任用干部的标准。他对学员的招收十分重视，除了招收一些已在任的党政要员外，他命令各部和有关机构定期呈交他们认为“最有出息”的人员名单，然后亲自进行审查，要看他们的姓名、个人简历，并召见他们谈话，对其外表和举止得出印象。然后，从那些名单中选出他认为最好的少数人，将他们招入“研究院”生活、工作和学习三个月，使部分年轻人参加过高级训练后，能在各个领域担当重任。值得一提的是，受训学员并不全是国民党员，但如果蒋介石一旦发现这些非党学员具有较高的才干，他必会想尽办法罗致他们入党。【14】由此可见，蒋介石创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用心颇深，不仅用来应急，也希望能成为培养新一代干部的基地。
经严格挑选进入研究院的学员们过着简朴的、严格的军人式生活。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起床，参加早操，整理内务，按时上各种专业课。他们被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小组中，除集体听取蒋介石每周一次的反共训话、陈诚等高级党政领导人及叶青等理论家的报告外，每天下午各组成员举行讨论会，并写成读书报告，蒋介石最后对这些报告要进行审批。在受训结束前，蒋介石要一一召见受训人员，进行面试，看他们有多大收获，是否真正“领会”了他的思想，对他的忠诚程度如何。在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时常去“研究院”对学员训话，听取学员的报告。因为当时其他党政要员也去“革命实践研究院”，蒋介石有时将重要的会议也放在“研究院”开。他1月5日在“研究院”的行程是：“九时，到实践研究院，听取研究员之建议与报告，至十二时半方毕。与学员聚餐训话。二时半，再到研究院听取报告与训话。四时，举行研究院第二期结业典礼，训话毕入浴回寓”。对此忙碌的行程，他感慨道：“本日对研究院三次训话，其效果如何，虽不可知，但已尽我心力矣。”【15】他根据考察结果，将“成绩优良”的学员列入一个名单，派至各部门任要职，或留待有重要职位出缺时，就从那个名单中遴选补缺。
按照上述办法，到国民党宣布改造结束时，共培训学员20期3666人，其中一大批人担任了台湾的党政重要职务。1953年8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干部的训练工作已有相当进步，上了正轨，便将“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院长）的职务交给了张群。【16】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举办了“圆山军官训练团”，整肃国民党高级军官。军队的溃败是国民党政权垮台大陆的最直接原因。因此总结军队失败的原因也就成为蒋介石重建国民党军、巩固其在台湾统治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在蒋介石看来，军队的失败源于其“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而军队出现上述问题则是军人尤其是高级军官“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因此，在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加强对其党政干部培训的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军队将校的培训、整肃。首先蒋介石于1950年2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中设立“圆山军官训练班”，同年6月，又将训练班改为“圆山军官训练团”，并亲自兼任团长，以台湾省保安司令、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彭孟缉兼主任，调训国民党各级官员。
训练的方法与精神和研究院大同小异，训练的内容主要针对大陆时期国民党军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国民党军将面临的主要作战战略和作战任务。除了政治上的教训外，军事上主要侧重于陆、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反登陆作战能力，以及战时军事动员能力。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蒋介石为提高训练团的训练质量，在战犯冈村宁次协助下秘密聘请了一批曾参与侵华战争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人为训练团的教官。“圆山军官训练团”训练了大批国民党军官，据统计至1952年夏共轮训4716人。【17】许多受训人员在大陆时期即已是国民党军兵团级高官了，如胡琏、方先觉等人。但训练团仍对其要求极为严格，胡琏就曾因不合适而被训两次。训练团的举办，使国民党军淘杂汰劣，军事素养与战斗力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借此建立起一种新的军事指挥体系，即从旅长一级开始，所有的旅长由他直接任命。随着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整肃及军官的淘杂汰劣，一批对蒋介石更忠诚的、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新锐军官渐渐占据了军中要津。
自1950年起，国民党还在各师范学校推行军训。次年8月起又开始对大专学校毕业生实施军训，所有毕业生一律受军官训练一年。此举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青年学生，保证了较高素质的兵源，进而强行建立了国民党与青年学生的联系，使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搭上了国民党的战车。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建立，不仅为国民党改造运动提供了思想与人员的基本保障，也为国民党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培训干部的方式，此后长期保存了下来，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党政干部几乎全部是从那个大门里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