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教授是我丈夫的多年好友，所以对我的论文格外关心。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论文，给我很多有益的批评，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写作。
我的丈夫祖炳民，是中国东北吉林省人。幼时留学日本，后去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西东大学、旧金山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肯尼迪大学教书、研究，并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但是他酷爱乡土，常怀桑梓，并对东北名人张学良格外尊崇，同情他一生的悲壮生涯。因此，我对这位东北少帅发生了研究兴趣，又因“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而这一事件真相又鲜为海外一般人士所知，故以张学良为题，在纽约大学写了我的博士论文。论文交出之后，我又继续做了几年研究，搜集各国最新出版资料。我曾多次访问少帅的旧属，听取他们与少帅共事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我能完成此书，需要感谢很多人士。由于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李宗仁传》的作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唐德刚教授。唐博士是我母校纽约大学为我的论文而从纽约市立大学邀请来的导师，因为母校导师谭春霖教授在指导我写论文的中途因病退休，致使纽约大学失去适当教授来指导我完成论文。幸承当时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系主任翟文伯教授好意推荐，经纽约大学正式邀请，由唐德刚教授做我的论文导师。唐教授是我丈夫的多年好友，所以对我的论文格外关心。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论文，给我很多有益的批评，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写作。现在，论文又修改成书，唐教授的功劳很大，笔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惠谢。
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小组的各位成员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Martin Wilfur（韦慕廷）教授、纽约大学的熊玠教授、亨特大学的James Harrison教授。他们不仅仅指导了我的论文，而且也是我通过博士学位的口试小组成员。我特别感谢他们为我的论文花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我写论文之时，多承夏威夷大学De Francis教授、旧金山城外万佛城的佛教大学总校长、东北高僧宣化法师及该校教授恒贯法师、旧金山州立大学司文华博士的帮助，我愿在此一并致谢。
在收集资料方面，我要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及法律图书馆、纽约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及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及党史馆各位同寅，尤其是原“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现任党史馆馆长秦孝仪先生的特别协助，使我找到大量珍贵资料。
我到台湾搜集资料之时，还承《蓝与黑》作者、艺术家王蓝先生，许明雄将军夫妇，《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棠先生协助，在此特表谢意。
我在大陆收集资料时，多承下列各位相帮，我谨在此一并致谢：北京党史博物馆各位服务人员；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负责人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彭定安副院长及谢肇华副院长；山东大学历史系葛懋春主任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关绍纪老师；辽宁省侨务办公室孙立学主任及杨方处长；我表兄辽宁歌剧院雷雨生院长及其女公子雷小蕾小姐。
1986年是“西安事变”50周年，美国学术界举办了三场学术讨论会。一场在美国华盛顿，由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博士主办（王乃张学良旧部王树常省长之公子）；一场在南伊利诺大学，由东北籍学者吴天威博士主办；另一场由亚洲学会大西洋地区分会主办。三场讨论会我都被邀参加宣读论文，并在会议期间与大陆及台湾两地学者相会，交换心得。紧接着，全国政协由杨拯民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哲嗣）主办了一场“西安事变”纪念会，邀请了海外部分“西安事变”研究专家，我被邀参加，得与当时报道“西安事变”新闻的James Berfram等多位相遇，获益匪浅。
在写作过程中，我亲自访问了许多人士。在此，谨向对逝世作古的顾祝同将军、“西安事变”之时曾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的彭绍贤先生、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理校长的周鲸文先生表示悼意。对仍然健在于台湾的张学良旧属王铁汉将军，“西安事变”之时曾任张学良部队行政处长的卢广绩先生（现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当年看管杨虎城将军的军统人员、现居美国洛杉矶的周养浩将军，“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曾任对外友协主席的王炳南先生，表示极深谢意，并祝他们健康、长寿。并对为我提供有关张学良照片的周鲸文夫人，对帮我抄稿的关丽、张秀明女士，以及为我提供许多宝贵资料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博士表示感谢。
此书系以英文写成。我在1985年回家乡重庆时，亲戚邹本瑜先生（现任重庆市业余职业学校副校长）建议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随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定安先生费心联系，获得辽宁大学出版社社长刘万泉先生承诺，出版此书，我认为极为适当。因为辽宁是张学良的故乡，辽宁大学出版社所在地沈阳是张学良的发迹之地。我谨对彭、刘二公表示深厚谢忱。后承王海晨先生负责具体翻译。王先生数读原稿，为将此书早日问世，并邀请他的同学胥波先生与他合作，两人朝夕相赶，废寝忘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我对两位先生的敬业精神表示无限感谢，尤其是对王海晨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
唐德刚、吴天威两位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我不胜感激之至。
最后，帮助我最多、也是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祖炳民先生。由于他的鼓励和在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我才能做长期研究，完成此书。在此书出版前，我的丈夫在百忙中抽空陪我到沈阳做定稿、校正工作，故在此让我对他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1987年12月于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