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之时，闽敌周荫人受孙传芳之命，由闽西进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梅，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面的守势。起初，蒋介石认为：“粤东兵力与敌相较，不及甚远，实力既相悬殊，胜负自难逆料，若贸然进攻，恐致徒遭损失。”【73】于是迭电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力主稳健，务取攻势防御，未可急切进攻。在一份电报中说：“中料闽周于此武汉战局发展或未定以前，不敢犯粤，以理论之，彼应先图赣，赣比粤尤为重要也。”【74】但周荫人以雄厚之势力，节节进逼。对此，何应钦电请蒋介石下令攻闽。蒋介石接何应钦电报后，“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以制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师入闽，击破周敌，以平定福建，解救闽民”。【75】10月上旬断然下令向闽边攻击。10日克复永定，歼敌锐锋，周荫人指挥部迁回福州，13日北伐军回师清除松口之敌后，仍复麾军闽中，到12月2日止，连克漳州、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要地，9日攻占福州，闽敌至是除被歼与输诚外，丧失殆尽，周荫人仅率残部窜入浙东，闽局遂行底定。
在赣、闽两省平定后，鄂西残敌亦于1926年12月下旬被歼。下一步的军事活动，蒋介石有一个设想，他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更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入豫，而后乃能对南，惟闻西北军无急入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属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76】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步军事行动，确定了北伐军作战总方略为：“我军攻克南昌后，即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上旬，决定肃清长江下游之作战方略，以先攻略杭、沪，击破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及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之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具体部署，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六个纵队，分由赣东及闽北入浙，直捣杭、沪；蒋介石自兼中央军总指挥，统率程潜之江右军及李宗仁之江左军，由长江两岸向苏、皖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出皖北，以阻止直、鲁军之南下，另以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统率四个纵队，以一部巩固武汉，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之作战，并与陕之冯玉祥部联络，相机进取豫中。
在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在《自反录》中编入）。当闽敌残余窜浙后，蒋介石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指出：“北军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决，万勿姑容。”1926年12月2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明确指出由赣入浙的部队的时间、地点和任务：“江西入浙部队共四师，定一月十五日以前完全集中衢严一带，由闽入浙部队，亦多希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我军第一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在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输送，可在台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与第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之部，并与衢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队指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兄从速入浙。”1927年1月6日，蒋介石又令何应钦：“入浙部队，最好能派一部由闽东沿海直入温州，扑灭周逆，则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可迅速向兰溪或浦江前进，加入本战。”当东路军正在进军的时候，阎锡山密报蒋介石说：“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江。”鲁军主力也向陇海移动。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于是，蒋介石马上电令何应钦、白崇禧和程潜：“于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东南为惟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武汉当可巩固也。东路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万勿延缓。”蒋介石还一再放权给何应钦、白崇禧说：“东路事全由兄负责办理，不必事事电询，免误戎机。究应如何处理，请兄酌夺，并与白参谋长随时联络指示可也。”又说：“前方战事请建兄量度情形，与敬兄直接商定，中不遥制，以后关于东路作战计划，请两兄负责进行，不必通电协商，以误戎机。”
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给江右军诸将领发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介石明确指示江右军必须在1927年1月“杪前进皖南，占领祁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背，一面威胁芜宁，使正面进展容易”。后来，又电示程潜，在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确实占领南京为要”。
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介石的一份又一份的电报指示，各路军分途推进，到1927年1月下旬，东路军即击破龙游附近之敌，2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于18日攻占杭州，3月上旬，分两路续向淞、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20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于21日连克松江、苏州、上海。孙传芳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军全部荡平。中央军方面，自沿长江西岸向下游推进后，江右军于3月6日即进克芜湖，17日续克当涂，直迫南京；江左军由鄂东进击皖西后，盘踞安庆附近之敌陈调元及王普等部，均向北伐军输诚，改编为北路军，集结巢县附近，向津浦路进击、策应北伐军主力作战之任务。这时，孙传芳残部退据苏北，在长江以南仅有南京一据点，且由直、鲁军防守，张宗昌主力则在津浦路沿线，准备南下增援，企图再度反攻。北伐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就以东路军及江右军合攻南京，江左军及北路军则自皖中向津浦路进攻，以阻止直、鲁军南下。3月20日，蒋介石由南昌、九江进驻安庆指挥。23日，江右军攻克南京。25日，东路军何应钦率部进驻南京。27日，蒋介石到了上海，4月8日由沪赴宁。
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南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北伐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地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正义性质，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它的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于北伐军的英勇作战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但是也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蒋介石威信很高。1926年12月，一个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77】
第五节 陈独秀吹捧蒋介石
一、陈独秀眼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当时上台，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中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尤其是有强大的民众作为靠山。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陈独秀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他处处在吹捧蒋介石。
陈独秀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由中国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在野党”，对待革命的态度是采取“严重劝告”的做法，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应该把革命胜利的果实让给资产阶级。他一再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他还下保证似的说：“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想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78】
由于陈独秀持上述的革命路线与主张，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气节，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把革命的功劳全都记在资产阶级的本子上。陈独秀把这一套理论搬过来对待蒋介石。
1925年“双十”节后的两天，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帮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首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1925年12月3日和20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都把蒋介石列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而且把蒋介石列为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汪精卫）。他认为蒋介石在理想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在策略上是“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陈独秀不仅说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而且说：自讨伐刘、杨以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这一点，连当时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79】。
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独秀还认为：“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80】
总之，在陈独秀的眼里，第一，蒋介石是民主革命中领导阶级资产阶级的“左派”领袖；第二，蒋介石有过惊人的功勋，即使有过失也是“功多于过”；第三，蒋介石本人是中国“有为人物”。
二、几次大让步
陈独秀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对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作了让步。这些让步，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斗争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方法的认识方面，都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81】。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让步，主要有四起。
第一起，是怎样对待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二大之前，国民党内发生这样几件事：一是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内的老右派冯自由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而离开广州。1925年1月，冯自由等组织了国民党海外同志同盟会，并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须由中央委员会及执行部撤出”的要求。同年2月，冯自由、章炳麟、周振麟、马君武、田桐、居正、茅祖权、唐绍仪、张继、谢持等二十余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从事反共活动。同年3月，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冯自由等三百二十人的党籍，但他们的反共活动并没有停止。二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中国资产阶级当它看到面前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妨碍它的发展的时候，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要求打倒它面前的敌人。可是，当它看到它后面兴起了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威胁着它的根本利益时，它又转而反对后面的“敌人”，以至宁愿与前面的敌人妥协，分享一些权益，也不肯让革命果实落在后面的工农群众手里。资产阶级这种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在“五卅”运动及历次的斗争中都曾有所反映，随着革命的发展，这种状况更充分地表露出来。戴季陶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一面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1925年“五卅”运动后，戴季陶抛出了他的两本反动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着重宣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革命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应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他积极地倡导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群众的大发动。他说，改善工人的生活用不着阶级斗争，应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第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会打破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三，共产党员不能加入国民党。他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的进攻，它企图以这种反动的欺骗性的宣传来迷惑群众，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上去。这种反动思想的宣传，不仅为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及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反人民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为蒋介石等人的右倾、反共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所以后来蒋介石给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三是西山会议召开。1925年11月，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集合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这样几个主要决议：第一，取消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并停止汪精卫党籍六个月；第二，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第三，另在北京（后移上海）设立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解雇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等），重订对苏政策。国民党二大就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猖獗活动的形势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反击这些右派的进攻。
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已不幸逝世。但对孙中山这面旗帜，国民党新老右派都还不敢公开诋毁。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一套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的反动理论，也还是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号。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反动议案，也还是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参加二大的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有五分之三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军队方面，虽然东征结束后，蒋介石的实力大大增强，但除第一军外，都不是蒋的，即使第一军三个师中，第二师也是接近汪精卫的，因此完全可以给蒋介石以孤立，把共产党从蒋部下撤出，与汪精卫另建国共合作的军队。所以，当时要实现二大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作了让步。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在大会上，毛泽东等根据这个革命的对策，对国民党右派要求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同意这个政策，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周恩来在回忆中说：“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82】这样，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人就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孙科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认为过去中共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于是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占七个，比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首先分析了广东的敌情，说：“广东的敌人有内外两部分：内部的敌人，东江有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南路有邓本殷、申保藩等。……至于外部的敌人，那不消详说，第一个要算香港。……除香港以外，我们的敌人，当然是北方政府。”接着，又叙述了1923年和1924年的两年的军事经过和1925年的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第二次东征的情况。最后，谈了今后军政的进行。末了，他说：“这两年中的军事，总括起来说，有十三年积极的准备，才有十四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在不远。最后还要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小小的成效，实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革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蒋介石在作报告时，俨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在大会的选举中，蒋介石仅比汪精卫少一票，以二百四十八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这样一个概括，他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83】
第二起，是怎样对待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这个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84】。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国民政府惟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蒋介石在后来也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到了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地，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惟一障碍。”【85】19日夜里3时（即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式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成功，发出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并为蒋介石留有余地地在香港报导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0”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十多万，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且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多农民加入了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四期二千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六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邓演达等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二军谭延闿常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第三军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的指挥，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潜都对蒋介石不满意，第五军李福林也对蒋介石不满意。当时，假如提出来要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至于第一军的官兵，更清楚地知道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的艰苦作风、英勇精神是第一军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也不满意。正如周恩来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86】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十九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25日，蒋介石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猝，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三月二十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说：“在三月十九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猝，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是：“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接上海国民党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既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复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言之滋痛。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努力国民革命，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或障碍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以维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校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自取灭亡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而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还特地点名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于是，蒋介石说：“只因为我们内部团结的精神，远不如前，使得外人有挑拨离间的机会，所以有前月二十日这事情出来。”蒋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在宴请席上，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李之龙“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像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止步。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87】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88】
第三起，是怎样对待1926年5月的“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在这次全会上曾反复进行了讨论，作了四次决议。在5月17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中，提出了四条规定：“（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在同一天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进一步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九条规定：“（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很明显，这九条基本上是条条对着共产党的。在19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作了规定，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职权之一是“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册妥为保存”。在20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中，提出五条对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规定。另外，在17日还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其内容：“（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五）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议决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在22日，还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说什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体之办法，足以消除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机关，尤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蒋介石在22日的闭会日上发表了演说，反复地说明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是“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来的，否则“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又说：“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市党部就整理党务案的理由发表了讲演，一再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不是对共产党员限制”，“看起来，第二案、第三案条文，有许多似对于共产党同志限制的地方。共产党既加入本党，应视同一样，不应用特别条文限制。有此条文之理由，系希望本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为第一希望。”蒋介石的这番话，纯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招。《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等就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2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在28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对上列三人辞职案“照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把蒋介石推到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不敢决然分裂，同时所有的民众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陈独秀仍然采取让步，派了彭述之、张国焘去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有人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陈独秀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89】
第四起，是在北伐中怎样对待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陈独秀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1926年6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北伐出师后，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在行动上，北伐出师前，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上述的文章反对北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而是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