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当代文化旅游中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形式，佛教文化旅游包括佛教名胜观光游、佛教文化修学游和佛教朝圣游，它们分别构成了佛教文化旅游的皮毛、血肉和骨核三个方面。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作为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长安佛教同时具足了上述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尤以第二层次即文化层面（包括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的内涵最为突出。长安佛教文化旅游可以总体上定位为以“都市佛教”旅游为核心的佛教文化旅游，然而在开发利用长安佛教文化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时，应在遵循特色性、体验性、开放性、生态性等开发原则的同时，特别注意处理好旅游产业与佛教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僧人的出家修行与佛教景区经营管理、旅游开发与佛教文物保护等几对关系和矛盾。
关键词：长安佛教，佛教文化旅游
近些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文化旅游特别是佛教文化旅游日益为旅游者所青睐。传统的佛教名胜如嵩山少林寺、杭州灵隐寺等早已是游人如织、人满为患了，而诸如无锡灵山梵宫、海南南山海上观音等不少规划重建的佛教文化景观也已名闻遐迩，成为当前文化旅游的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文化旅游正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与传统以景点观光为主要目的的“观光旅游”不同，佛教文化旅游注重的是“佛教文化”，它所指向的不仅是旅游目的地的佛教文化遗址等物质层面的存在，还包括与游客的精神诉求有关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如特色鲜明的佛教信仰习俗、舍利顶礼、节庆法会以及佛教思想文化考察体验等等。因此，佛教文化旅游满足的是旅游者（游客）的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而也往往具有更加久远的生命力和旅游开发价值。
本文首先分析佛教文化旅游的三个层次内涵，然后由佛教文化旅游的角度来分析长安佛教的旅游资源价值，并对有关开发原则和对策略述管见。
一、佛教文化旅游的内涵与特征
佛教文化旅游属于宗教旅游，是最古老的旅行形式之一，也是当代文化旅游中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形式。
狭义的或曰传统的佛教旅游主要包括佛教信众（香客）的求法取经、朝山进香（“朝觐”）、云游参禅、弘法募化等行为活动。上述行为既是佛教徒的修行过程，亦为佛教旅游的应有之义。广义地说，不管是游客还是香客，凡是以佛教名胜（佛教旅游资源）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都可视之为“佛教文化旅游”。如今，前往佛教胜地（寺院）的游客，除了佛教徒的信仰行为之外，还包括大部分非宗教信徒的出于对佛教胜地或异质文化的兴趣和仰慕而游览之，如观赏宗教建筑，体验佛教特色文化等。这既反映了古代佛教旅游与今天佛教旅游之异，从中也能体会中国佛教名胜与西方的宗教场所之文化差异。因此，“佛教旅游”和“佛教文化旅游”之概念之间应有所区别。后者主要指以中国的佛教文化名胜为旅游目的地的所有旅游行为。
那么，佛教文化旅游应包括哪些内涵呢？本文拟从前往佛教名胜（圣地）的旅游者的动机和目的角度分析，将佛教文化旅游概括为三个层次：
第一，佛教名胜观光游。是指以普通的观光游览为目的前往寺院等佛教名胜的旅游行为。“天下名山僧占多”（或曰“天下名山僧建多”），中国佛教名胜大多建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多为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有机的结合体，如四大佛教名山；很多佛教历史文化遗址（寺、塔、石窟等等）还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世界文化遗产，如布达拉宫、龙门石窟等。在这些旅行者看来，寺院等宗教名胜与其他风景名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其旅行的动机，主要是满足其“到此一游”的旅游心理，“上山看庙，下车拍照”是其旅游行为的生动写照。笔者以为，上述观光旅游行为实为佛教文化旅游的“皮毛”。
第二，佛教文化修学游。是指旅行者通过佛教旅游，旨在了解、发掘蕴藏于其中的文化内涵（如佛教的历史、宗派、人物及佛教哲学、教义等等）。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佛教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博大深厚的思想文化体系。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既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众多的佛教文化名胜（佛教圣地），则充分体现了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巨大影响。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说，丰富的中国佛教物质文化遗产实为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佛教的建筑、雕塑、书画、法器（物）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我国各地众多的寺院、佛塔、佛教石刻造像等的建立，佛教经书的刻印与流通，以及特色鲜明的佛教饮食、服饰文化等等，它们之中有很多处还是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佛教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中国佛学（汉传佛教）的建立，以及佛教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等的深刻影响。中国佛学不仅仅是移植印度佛教，重要的是在移植过程中与中华本土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历代层出不穷的高僧大德及其思想、著作，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及大藏经（包括中文、藏文、蒙文藏经）等，皆是其体现。并且，中国佛教又东传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地区，构成了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中国佛教文化实际成为了中国文化旅游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在我国，这些内容丰厚、既含盖物质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佛教文化遗产，主要正是通过中国佛教寺院等名胜圣地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佛教文化修学游实乃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最为丰富、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层面，也是目前最具开发价值的一个方面，可以视之为佛教文化旅游之“血肉”部分。
第三，作为心灵之旅的佛教朝圣游。佛教信仰是佛教文化之核心内涵，“修行体验”和“朝圣进香”游是最能体现佛教文化旅游的旅行方式。在这一层面上，旅行者同时又是佛教信徒（香客）。这些游客通过拜佛（舍利）、听经、吃素、坐禅、参访高僧大德等修行方式，旨在烦恼的解脱与般若智慧的获得，并希望最终修行成佛，得大自在。
作为心灵之旅的佛教朝圣游也是最能体现佛教文化旅游的本质特色的。与普通的风景观光旅游行为相比，佛教文化旅游的特殊性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旅游吸引物为神圣物。佛教寺塔乃佛（舍利）、菩萨（观音）、罗汉等圣果（神圣、超越的彼岸）之道场，佛法之所系。佛教之神圣义，主要由此得以体现。
2 .朝山进香是佛教信徒之经常性、周期性的自觉的行为。
3 .就旅行动机来说，不仅是为了观光浏览，也不仅是为了文化的考察，首先是因为宗教信仰和修行的诉求。对于佛教徒来说，佛教旅游亦即是为烦恼的解脱、因信仰的需要而展开的心灵之旅。
虽然从历史上看，传统的佛教朝圣之旅的游客主要是由佛教信徒所构成，佛教也主要是作为信仰对象而存在，寺院则是佛教徒修行场所。如今，这一现象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现代的“朝圣之旅”含义要宽泛得多。当代社会，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社会背景，人心浮躁，道德滑坡，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文化、宗教）冲突不断发生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开展类似的宗教朝圣游，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旅行者不仅由此可达到修身养性、净化人心，进而亦可达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目的，故可称之为“心灵之旅”。佛教因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人生智慧，也成了很多非宗教徒的当代人的精神寄托，而寺院亦成了游客获得心灵之休闲（“心安”）的精神家园。——本文以为，“心灵之旅”是佛教文化旅游的“骨”、“内核”，也是佛教文化旅游中开发潜力最大的一个层面。当然，不同的佛教寺院，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有无得道高僧等因素，对于有心灵诉求的游客来说，所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上述三个层面实际上体现了作为旅游资源的佛教文化的三个方面，分别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皮毛、血肉和骨核。当然，关于“佛教文化旅游”暨作为旅游资源的佛教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在不同的佛教名胜（寺院），三个层面的表现是不同的。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著名佛寺（祖庭），上述三个层面往往是兼而有之。这些宗教名胜，往往既是著名的旅游景区，也是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又是宗教修行场所。如四大佛教名山、西藏的布达拉宫、杭州灵隐寺等宗教名胜既可以满足一个佛教徒的信仰需求，也可以满足一个普通游客的旅游心理，比较容易开展佛教文化旅游，因而香火也较兴旺。但也有不少寺院或只注重吸引旅客而忽略僧人修持（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景区内的新建寺庙，甚至连住持的僧人都没有），也有寺院偏重于历史文化保护（特别是那些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寺院）或者比较注重信徒修行而拒斥旅游开发，不一而足。如第一层面太过，游客太多，则易走向商业化，反而不利于佛教文化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可见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佛教文化旅游应该同时包括上述三个层面。从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及中国佛教名胜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发展，我国目前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以第二、第三层面为重点。长安佛教也是如此。
二、作为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长安佛教
吸引力就是资源。所谓佛教文化旅游，吸引游客（香客）的首先是佛教文化，因此整个长安佛教也就构成了极为重要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
古城长安位于今西安地区，是五代之前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京城所在。关于“长安佛教”的概念，已有不少专家作过深入的探讨。（2）简单来说，长安佛教即以古代长安地区为中心的区域佛教文化，约相当于今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佛教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长安佛教内涵十分丰富，按照上述佛教文化（旅游）三个层次划分，长安佛教完全具足上述三个层次内涵，因而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游客（香客）的佛教旅游需求。其中，尤以第二层次即文化层面的内涵最为突出。
1 .作为旅游名胜的长安佛教
长安佛教文化中，既有融自然景观与佛教文化于一体的佛教名山，更有众多的佛教寺塔石窟等佛教历史文化遗存。这些佛教文化名胜，同时也是长安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佛教名山终南山，原是道教发祥地之一。道教著名的楼观道派就发源于此。佛教传入关中后，终南山则成为长安佛教的摇篮。尤其前后秦和隋唐时代，终南山上佛寺林立，高僧辈出，义学发达，是许多宗派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高僧塔葬之处，其影响传遍海内外。宋代以后，终南山佛教始呈衰落之势。
长安佛教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保留着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中有六大宗派起源或创建于长安，因此这里保留了众多的祖庭寺院：如三论宗祖庭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大雁塔）和兴教寺，律宗祖庭净业寺和丰德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和至相寺，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和青龙寺，三阶教的祖庭百塔寺等等，其地位及影响都十分重要。
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的四大译场——草堂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都位于长安。位于大慈恩寺内、建于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大雁塔高六十四米，气势宏伟壮观，是古城长安的标志性建筑。除上述众多的古寺古塔外，各寺院和文物单位珍藏的佛教文物亦数量众多。如法门寺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小雁塔、法王塔、玄奘舍利塔、鸠摩罗什八宝玉石塔、善导大师塔等，这些佛教遗存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誉海内外。长安及周边地区还有众多石窟造像，在中国雕塑历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如彬县的大佛寺造像，蓝田县水陆庵的大型佛教造像等，均为唐宋雕塑艺术中的精品。在兴教寺，至今仍保存着来自印度的贝叶经；著名的“碛砂藏”宋代孤本，原藏于西安卧龙寺，等等。这些重要的佛教物质文化遗产，无疑也是长安著名的旅游名胜。
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安佛教
佛教文化修学游包括佛教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鉴于上述作为旅游名胜的长安佛教已经含盖了长安佛教物质文化遗存，因此这里主要介绍的是长安佛教文化的非物质文化内涵。除物质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之外，长安佛教文化的非物质文化价值和意义更为明显和突出。
在中国佛教文化历史上，长安佛教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和价值。本文将其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安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古都，还是北传佛教的译传中心。长安佛教在中国佛经翻译史地位上占有最为重要的一席。中国最为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玄奘、鸠摩罗什二人都是在长安进行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正是他们二人的努力，将中国佛经翻译事业上升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官译”的历史阶段。此外，中国佛教史上五大佛经翻译家中的另外二位义净、不空，也都曾长期在长安地区译经。著名的大雁塔就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
第二，长安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最为华丽的篇章。与我国其他地域佛教不同的是，长安佛教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唐五代之前的整个中国佛教史，是唐及此前中国佛教史的缩影。长安佛教不仅体现了佛教在中国以小乘为主、大小乘兼弘转向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中国佛教，并完成“中国化”进程，而且还对此后中国佛教（北传佛教）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化佛教诸宗之中，有六七家与长安佛教有关。如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阶教等的形成与发展均与长安佛教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长安佛教高僧辈出。有学者依据梁、唐、宋三种《高僧传》的不完全统计，长期居住在长安的高僧大德共有460余人，占传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高僧道安、鸠摩罗什、玄奘、道宣、善导、法藏等都曾在长安弘法，是长安佛教“僧宝”的代表。
第四，长安地区还是汉唐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迄唐，从印度、西域等地来华的传播佛教的高僧多以长安为首选目的地，从而使长安成为佛教入华的首传地区。特别在二秦、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外高僧大德和学者们云集这里译经弘法。通过长安，中国佛教又东传至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地区。时至今日，日韩等东亚诸国的佛教仍以中国长安时代的佛教文化形态为圭臬。因此，长安被尊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长安佛教还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历代高僧大德在长安写下了无数的佛学著作。另外，长安还是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历史上由朝廷出面组织的“三教辩论”也多发生在这里。所以，长安佛教的历史有非常壮阔的场景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长安佛教深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还远未为世人所周知。因此，从佛教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作为精神文化遗产的长安佛教旅游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发掘和探索。
3 .作为佛教信仰的长安佛教
一般来说，长安佛教文化的所有遗存，只要其中有佛菩萨造像，则无疑就是佛教信仰的象征，是佛教徒朝圣与修行的理想场所。但具体来说，一些特别具有神圣地位和宗教影响的长安佛教遗存对于佛教徒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相对于佛像、法器等普通的佛教文物，佛陀以及得道高僧的真身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说更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颇具神秘的色彩。
因此，庋藏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法门寺是长安佛教信仰的象征，在广大佛教徒乃至普通游客心目中有着崇高、神圣的地位和神秘的吸引力，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法门寺佛指舍利已应请至台港等地作过多次的供奉展出，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因此，它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香客前来瞻仰、礼拜。而为了更加安全、有效地保护和供奉佛门圣物佛指舍利，最近法门寺新建成了造型独特、气势恢宏，高达148米的“合十舍利塔”。
此外，长安城南的护国兴教寺内的玄奘舍利塔，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墓塔所在地；草堂寺内的鸠摩罗什舍利塔等处也是为僧俗大众所共瞩目瞻仰的佛门圣地。
三、关于长安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探讨
如前所述，由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与一般的文化旅游行为相比，佛教文化旅游有着独特而鲜明的属性。因此，在开展长安佛教文化旅游时，应充分注重佛教文化旅游的特殊性与内在规律。只有充分发掘长安佛教文化的资源潜力和个性特色，充分照顾到宗教、旅游业各方以及游客、香客等的利益和信仰心理，才能使长安佛教文化旅游得到健康、正确的发展。
笔者以为，长安佛教旅游可定位为以都市佛教旅游为核心的佛教文化旅游。然而，就目前我国的佛教文化旅游的总体现状来看，的确还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和矛盾，亟待我们去认识和解决。因此，开发长安佛教文化旅游，首先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关系和矛盾：
1 .旅游产业与宗教文化事业的矛盾。佛教名胜（圣地）首先是宗教场所，是佛教徒修行、弘法的地方，而非赢利机构。而旅游业则属第三产业，是以追求赢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佛教文化旅游并非将寺院商业化，应将寺院等宗教场所与围绕寺院而展开的经营性服务严格区分开来。虽然二者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异，它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服务”这一层面上是相同的。
2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正是因为上述矛盾，我们在开发佛教文化旅游时，要注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尤其在关于佛教文化旅游建设的绩效考核时，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为标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谐社会”应是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因素。
3 .僧人的出家修行与佛教景区经营管理的关系。修行与经营之间的矛盾是事业与产业的矛盾在宗教场所及其所在景区的经营管理方面的反映。作为佛教场所，应当避免寺院的商业化。同时，鉴于中国佛教寺院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功能的多样化，也不宜完全拒斥合理的旅游开发。
4 .旅游开发与佛教文物保护的矛盾。很多长安佛教文化名胜同时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文物古迹进行过度地开发利用，会加快文物古迹的老化、破坏乃至毁灭。此外，在宗教景区内开发旅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极易造成环境的破坏及环境污染，从而丧失宗教场所的清静本色。然而，若开发得当，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保护好这些佛教文物。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处理好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同时，深入探索佛教文化旅游的特点和规律。本文以为，开展长安佛教文化旅游，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特色性原则。特色是旅游产品开发的核心所在。作为旅游资源的长安佛教既具有中国佛教的一些共性方面，也具有长安文化的独特个性特征。在开发旅游时不能简单仿效其他地的佛教旅游的做法，而应注重发掘长安佛教的文化个性与特色，为游客提供种类丰富且能展现长安佛教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文化体验。
第二，体验性原则。传统的观赏性开发属于较低层次的旅游开发。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和审美需求的提升以及宗教旅游的特殊性，体验性旅游产品对于游客和香客来说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就长安佛教而言，素食、坐禅、听经、放生以及参加一些大型的佛教法会等，以体验出家人的日常生活，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
第三，开放性原则。虽然中国佛教（包括长安佛教）属大乘佛教，有着鲜明的入世特征。但总体而言，传统佛教还是属于“山林佛教”，出家修道、隐居山林的特色更明显一些。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间佛教”及佛教革新思想的提出，现代的开放性的“都市佛教”也应运而生。因此，在开发长安佛教旅游资源时，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扩大视野、大胆开发，使佛教旅游开发和弘法事业相得益彰。
第四，生态性原则。佛教倡导“护生”、“戒杀”，历来注重保护生态。而且传统的佛教遗存也大多是绿树成荫、环境宜人，体现了人文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因此，在开发长安佛教旅游资源时，应以佛教生态观为基础，坚持开发和保护相统一的原则，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
注释：
【1】本文原载《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五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收入本书时标题及内容略有调整。
【2】关于“长安佛教”，可参见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陈景富《心语无说》（三秦出版社2005年）、《古都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年）等有关著作的有关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