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他是在浙西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美学思想家、国学大师。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王国维，与他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有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所以，为宣传、引入新思想、新知识，他积极参与新报刊的编辑出版，或者在不同的学校中努力学习、传授新知，特别是哲学和艺术，以为国家民族培养有用人才，这是其前期重要的活动内容。此时，他因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知识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等等的影响，没有像梁启超、蔡元培一样，把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实践、要求社会变革作为自己人生追求，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个人的努力，特别是自我的学术研究，由对“育人”、“启蒙”的思考入手来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因受个人性情、时代形势、政治观念以及罗振玉等人的影响，他后期的治学转向了国学，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是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美学思想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要把握他影响深远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应该从其学术研究开始谈起。
一 以救国为指向的学术研究
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则》中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认为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相关，国人不爱学问是国家不祥，将要走向灭亡的危险征兆。他说：“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1】王国维重视学术研究，是因为他认为“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正如“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2】。王国维此处所说的艺术，不专指审美意义上的绘画、雕刻等，而是泛指一切技艺；而既然所有的技艺“悉由一切学问出”，它们都是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运用在各实践领域才形成的，所以，在王国维看来，学术繁荣的意义特别重大。“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3】学术研究不仅有关国家的荣耀，而且是人民觉醒、政治意识发展、物质财富积累的根源，王国维的看法极大地抬高了学术的地位。
王国维所理解的学术是广义的，不仅不限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范围，而且不限于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各类应用科学在内。王国维虽然有时受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在谈到教育的重要分支之一知育时，偏重于将之理解成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且从其本人的学术研究实践和他对中国近代以来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失败教训的认识来看，他自己更为重视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但从总体来看，他谈教育中的分科教育，他谈学术，谈知识，是兼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王国维重视学术的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意义，所表现的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服膺。他一生治学，不仅仅是早期，而且包括后来的治国学都表现出德国古典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主要是就王国维后期治国学所表现出的科学理性精神来说的）。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殊形式，即在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就其仍属于西方启蒙主义哲学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视精神理性说明它一直延续着西方启蒙主义哲学重视科学理性的精神传统。王国维后期治国学，其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科学理性，这说明他早期治学接受康德哲学、席勒美学思想等的影响时所认同的科学理性，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王国维一生治学三变——由哲学到文学又到国学，但不变的是以学术研究关注社会现实，不变的是重视学术理性。
缘于对学术理性的认同，王国维对学术形成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独特理解。首先，他强调学术研究超越功利的独立性，即要“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在王国维看来，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出于谋生、谋仕进等功利考虑去进行学术研究，是无法实现追求真理的目标的。王国维受康德、席勒等的影响，认为人有别于动物是因为其生命活动能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限制，人耽溺于物质欲望是其还没有从动物层次独立出来的表现，所以他对出于物质功利考虑而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认同，认为那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王国维前期治学之所以高度重视哲学和艺术，也是源于他认为两者远离功利，即所谓“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王国维从人的本质这一思想高度来认识哲学与美术的意义。他说：“夫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4】哲学与艺术能够满足人不同于动物的需要，因此哲学与艺术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而且其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王国维的这些看法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与艺术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他在前期之所以高度重视哲学、艺术的价值，反复论述两者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一点。王国维后期因对哲学研究、文学创作的失望，以及受罗振玉的影响等原因，重新对自己早年曾感兴趣的历史和考据学燃起了热情，治学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认为在王国维前后期的治学变化中，不变的是他学术救国的追求。王国维在早期为了赞美那些真正的学术研究者，曾认为研究被人抛弃的“旧学”的人才是真为学术研究者：“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5】王国维后期所研究的古文字、古器物和古史地，无疑属于被人抛弃的“旧学”，他自己后期的“旧学”研究无疑是其倡导的真正学术研究的表现。
王国维因为重视独立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所以，他强调学术研究无新旧、无中西和有用无用之分。在作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学术的新旧、中西和有用无用问题的理解。就学术的新旧来看，他认为古今新旧之说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历史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研究者因为重视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把握，所以对历史上因特殊原因而存在的、不具有科学合理性的事物不重视；历史研究者则因为重视历史事实，不重视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对科学不够重视；而调和历史与科学者则完全不清楚取舍调和的原因，所以他们的“调和”也是不成立的。总之，在王国维看来，历史事实的存在规律也有必要把握，科学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学无新旧之分。就学术研究的中西区分来看，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只有“广狭疏密”的不同，“本无中西”之别，“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各类学术之间是“互相推助”的关系。就学术的有用无用来看，王国维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即他认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必须是以求真为最高追求的、超越实用功利的；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研究最终对人类有积极的作用，“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有助于人民的觉醒、政治教育的指导和利用厚生。王国维反对出于功利需要进行的学术研究，只是因为他重视学术求真，抗议当时到处泛滥的拿学术谋生的错误做法，认为出于功利需要进行的学术研究无法揭示真理，根本不算学术研究。而这并不等于取消了学术研究的最终功利作用，相反，他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最终是能够作用于社会的实用功利的。
其次，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强调“中西”结合。他虽然因为重视纯粹的学术研究，强调学无中西，但中西学在事实上的差异毕竟是无法取消的，所以，王国维不得不“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而且他实际上走的治学之路也是把真理当成最高的追求，摒弃因中西之别而扬此抑彼的中西结合之路。“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6】“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7】而认真分析起来，王国维更为重视的应该是接受西学的影响，提升中学的研究水平。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把他那个时代看成是思想上的受动之时代，以佛教来喻西洋之思想。他说：“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8】他在理智上虽然倡导中西结合的创新，但其实在无意识中还是把接受西学的影响当成了更为重要的活动。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把言语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由此他肯定了因西洋学术的输入而吸收新学语，特别是日本翻译的新学语的必要性，他对西学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见出。
最后，王国维所理解的学术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王国维所理解的学术研究，是“学”和“术”的统一，是“兼知行”，不限于“知”的。具体表现在王国维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比如他在文艺研究中除了以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基础，进行文艺理论、美学的探讨外，他还积极进行文艺创作的实践，或者准确地说，他的文艺研究是创作、研究兼顾的。就王国维的境界或意境研究来说，他创作有境界的词，编辑、出版了自己的词集《人间词》，编写《词录》，校辑词集，同时写作《人间词话》，所以他的研究是创作、文献和理论的统一。再就他的戏曲研究来说，他先在基础文献整理方面，著《曲录》、《优语录》，校注《录鬼薄》等等，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然后才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最后才写出《宋元戏曲考》，而同时王国维不是没有创作戏曲作品的考虑，只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缺少创作才能才没有付诸实践，所以他的戏曲研究也可以看做是理论与实践并举的。自然，在王国维这里，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知行”统一，有些特殊。因为王国维在文艺观念上持天才观，天才创造在根本上说是不依赖于后天知识修养的指引的，但王国维仍认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有其特定的价值。他说：“且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虽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无俟此学之教训，而无才者亦不能以此等抽象之学问养成之，然以有此等学故，得使旷世之才稍省其劳力，而中智之人不惑于歧途，其功固不可没也。”【9】后期，王国维从事历史研究，他的研究动机是指向现实的，按罗振玉的说法，即要延续“三千年之教”的传统，“信古返经”，以应对人们的思想多元化的社会现实。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王国维既有研究方法的理论总结，同时又有成果卓著的研究实践，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
王国维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选择学术救国的人生道路，这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从他重视科学理性以及强调人的意志独立的重要性都可以看出。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仅仅是外在的影响因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精神、轻物质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近代以来洋务派向西方学习军事、工商业等，维新派向西方学习政治、法律制度等，却最终先后走向了失败，应该对其思想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后者，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等方面的变革，而在封建僵化的体制束缚下，不得不先后走向失败，这无疑给敏感的先进知识分子阶层以极大的思想触动——他们不得不走向了通过思想启蒙进行人的改造的道路。
王国维青年时代即喜爱历史，1898年到上海进《时务报》社谋生，他对国家、民族命途多舛的现实自是非常关注，而他因个人体质羸弱、受家庭所累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像梁启超等人一样直接去参与政治活动等，只能选择了学术救国的人生道路，这给王国维的人生、治学都带来深刻的影响。非常自然的，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是非常强烈的，同时两浙文化传统中自南宋以来的启蒙文化思潮，远古越文化精神中人面对各种灾难应当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的精神传统，也给了王国维相当的影响，虽然王国维从性格方面看在人生观上偏于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