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要我读一读他写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敦煌。但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居然能有这样的幸运，在梁先生的帮助下，得以与这座宝库亲近了十五年。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名二年级学生，没有上过建筑史课，只是自己胡乱学了一点，忽然想到要找一座唐宋实例体味一下。我和一位同学选定了天津蓟县独乐寺，商量以后，决定马上去请教梁先生。那时天色已晚，梁先生亲切接待了我们。他说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从整体到局部，的确有一套严谨的逻辑关系和造型韵律，值得仔细体味。他从书架上取下载有他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营造学社汇刊》借给我们。临走前，梁先生着重提到独乐寺有很强的唐代作风，说唐代是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是高峰。而要了解唐代，就不能不了解敦煌，那真是一座宝库，壁画里有多得数不清的唐代和其他时代的建筑，可以填充好几百年的史料空白，几座窟檐也都是唐代作风。他要我们读一读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
《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写于一九三二年，谈的几乎全是敦煌建筑，是梁先生建国以前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敦煌建筑研究的开山之作。无独有偶，写于一九五一年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则是先生在建国后的第一篇论文。仅从这里就可以想见他对敦煌建筑的重视。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写道：
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既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敦煌壁画，因地方的偏僻和气候的干燥，得千年余岁，还在人间保存。……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就在此。
文章系统介绍和论述了敦煌唐代建筑资料，最后认为“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由于条件的限制，梁先生当时只能依靠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进行研究。在《图录》中他意外发现还有木构窟檐，虽然只露出了一个不完整的转角铺作，而且甚不清晰，凭借丰富的经验，梁先生敏锐地看出“无一不表示唐代的特点”。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给伯希和去了一封信，得到了有关窟檐的题记抄文，确定这座窟檐建于北宋初年，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最早木构建筑实物。梁先生认为，敦煌地处边陲，虽已至宋初，仍会遵循唐风，窟檐仍“可以无疑地定为唐式”。四十七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在梁先生这个论断的指导下，我对全部五座窟檐进行了测绘和研究，从大量数据比例的定量对照中，证明了梁先生的论定，有些做法甚至比中唐的南禅寺大殿还要古老。
在梁先生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常书鸿先生正在巴黎学习油画。一九三五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常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九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一九三六年常书鸿回到北平。这一年，在一次学人经常聚会的场合，梁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见了面，他们都谈到了敦煌。常先生曾对我回忆说，当时他们两人都兴奋不已。抗日战争中，他们在重庆和昆明又见了几次面。常书鸿在《铁马叮咚》中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常书鸿远赴敦煌，创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研究所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但是好几个月过去，经费却毫无音信。常先生只好给梁先生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大员们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写成“东方”了。经过梁先生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梁先生的电报还鼓励常先生继续奋斗，坚守敦煌。这对于敦煌机构的维持和工作人员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先生做了这些事，却从不向人谈起，如果不是常先生的回忆，大家都不知道了。我记得，“文革”以前常先生还告诉过我，在研究所成立之初，梁先生还想请当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教授也到敦煌去，说敦煌的工作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包括进去，才是完整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敦煌艺术两次在北京展览。梁先生看到了研究所的画家们多年来辛勤的临摹成果，那认真的、形神兼备的彩色临本使他对敦煌建筑的印象更具体了，于是欣然命笔写了《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这篇文章再次为敦煌文物之辉煌而惊叹：
敦煌千佛洞的壁画不唯是伟大的艺术遗产，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份无比珍贵、无比丰富的资料宝藏。关于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间的生活习惯，如舟车、农作、服装、舞乐等等方面；绘画中和装饰图案中的传统，如布局、取材、线条、设色等等的作风和演变方面；建筑的类型、布局、结构、雕饰、彩画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无限量的珍贵资料。
许多灿烂成绩，在中原一千年间，时起时伏、断断续续的无数战争中，在自然界的侵蚀中，在几次“毁法”、“灭法”的反宗教禁令中，乃至在后世“信男善女”的重修重建中，已几乎全部毁灭，只余绝少数的鳞爪片段。若是没有敦煌壁画中这么忠实的建筑图样，则我们现在绝难对于那期间的建筑得到任何全貌的，即使只是外表的认识。
梁先生曾多次向常先生表示要到敦煌瞻礼敦煌艺术全貌，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六六年是敦煌石窟开窟一千六百周年，曾经计议在敦煌举办第一次敦煌学术会议。当时我已在敦煌工作，常先生对我说，逢百的周年，一辈子只有一次，一定要把你梁思成老师请来。梁先生也欣然接受了邀请。但不久就开始了“十年动乱”，极“左”的狂暴风浪使这个计划破灭了，梁先生和常先生都被卷了进去。一直到梁先生去世，终生都未能实现去敦煌的夙愿。但梁先生知道，要深入研究敦煌建筑，不在现场进行长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自己虽然没有可能去，却为我创造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一九六一年我从清华毕业，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建筑设计室。由于国家正处困难时期，一年以后设计室撤销了，只好改行在伊宁市第四中学教书，执教几何与图画。正当彷徨无计之时，一天，遇到一位从乌鲁木齐到伊宁出差、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士，向我打听一个也是清华毕业分配到新疆名叫萧功汉的人，我说那就是我呀！是到了新疆以后才改名的。他才告诉我说他在内地一次会上遇到过梁先生，好像知道我已经改行，提起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还说那可是个艰苦的地方，要能下决心才行。那时我刚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位以常书鸿为原型的主人公尚达，引起我无上的崇敬。我马上向梁先生写了信，还引了辛弃疾的句子“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以表一己之决心。不久就收到梁夫人林洙的回信和罗哲文信，说是正在想办法。事情办了半年，一九六三年隆冬，终于等到了常书鸿先生的电报和自治区的调令，调我到敦煌。
从柳园火车站到敦煌县城，有四个小时的汽车颠簸。所谓“柳园”，当时除了几蓬被称为红柳的小灌木外，其实是连一棵正经树都没有。路上经过一个叫做“西湖”的地方，也是滴水全无。戈壁滩上，断断续续的只有一条夹杂些芦苇用沙土筑起来的汉代长城。当时的敦煌县城，按照内地的标准，也只不过是一座大村庄，黄土飞扬的街道，到处都是狗，却没有路灯。从县城到莫高窟，还得再走一个小时。天色已晚，敞篷车上，寒风凛冽，只看到一片黑沉沉的荒原。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朋友们事先已在我的小屋生起了一炉红火。常书鸿先生在他的小土屋里接待了我，说起梁先生给他写了好长的信，提到敦煌建筑资料的重大价值，应该加强研究，还说可以期望我对敦煌建筑的研究，做出“一番事业”来。当时这封信转往国家文物局了，正在北京，可惜后来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迫不及待地深夜第一次巡礼石窟，手电光下，更衬出壁画的灿烂辉煌，不能不为她的神奇瑰丽所激动。
自从一九六一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梁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敦煌那十五年的生活。那戈壁的落日，云边的掠雁；“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寒夜檐铎丁冬，更显得异样的寂静。在斗室昏暗的煤油灯下，听着从冻结的山泉传来的冰块挤轧的声音，每每都会给这座庄严的艺术之宫再添上几分静穆，几分深沉。她是那样恬淡，那样安详，仿佛处处都蒙上了一层宗教般的圣洁。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梁先生对我的期望。每年四月初八佛诞节前后几天，阳光明媚，四乡百姓赶着驴车，天天都可以达到万人，就云集在崖壁前的一片绿荫丛中。那可是我们一年只有一回的热闹日子，可以一面巡视洞窟，一面和老乡们闲聊，一解平日说话太少的寂寞。
但境况却并非总是这样的一片祥和，在“文革”中，我也和多数献身戈壁的敦煌工作者一样，被卷进了风暴，甚至放羊也成了美差，至少可以暂时逃避那些无穷的批斗会。我也正是在放羊时，在四无人烟的荒山野岭中，重读了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
记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还是七十年代初，听到传达中央文件，说是要贯彻“给出路”的政策，提到了梁先生。大意是，清华大学有个权威叫梁思成，喜欢封建建筑那一套，不妨也给他一条出路，就让他去搞好了，也可以给革命群众当一个反面教员。我方得知了梁先生的一点消息。时隔不久，忽然从《人民日报》读到梁先生逝世的讣告，还发了先生的照片。得悉先生去世，我从遥远的敦煌向林洙先生发了一封唁函，略表我沐受过先生恩泽并作为梁先生学生的哀思。
但是，实际上我正式开始撰写《敦煌建筑研究》，却是一九七八年离开敦煌回到母校开始研究生生活以后的事了，此前只是积累了一些资料，写过两篇文章。这本书的写作，除了完成梁先生生前的期望外，也与叶圣陶老先生的鞭策有关。
一九七六年夏天，正是周总理已经去世，“四五”运动刚刚过去，邓小平再次下台，“四人帮”最为猖獗、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时候，我因为麦积山加固工程的事到北京出差，遇到老同学陆费竞，问我愿不愿见见叶老先生。他曾向叶老提起过我，叶老说如果我到北京来，他很想见见。我们一起到了叶老家里，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叶老住在上房西边“纱帽翅”套间。叶老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听不太清，对他说话必须声音很大才行；眼睛也不太好，要靠放大镜才能读书写字。叶老详细询问了我在敦煌的情况，得知境况并不太好，地位经常介于“革命群众”与“牛鬼蛇神”之间，虽搜集了不少敦煌建筑资料，却不敢动笔大胆去写，生怕又作为“封、资、修”的典型拿出来批判，但又为不能完成梁先生交付的任务而深感愧疚。叶老沉吟许久，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却没有说得更多，只是低沉地说：“学问，总还是要做的！”
离开叶老回到甘肃不久，陆费竞同学寄来叶老为我写的一幅宣纸横幅，用遒劲的铁线小篆写着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落款是规规矩矩的漂亮楷书“萧默同志雅属，一九七六年夏，叶圣陶”，下方钤着一方白文篆印，刻着“圣陶”二字。听老陆说，这幅字是叶老一生写过的倒数第二幅，是用放大镜写的。写完这幅以后，又为他的一位孙女写了一幅，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叶老的这幅字实在具有不平凡的意义。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政审”，只与我见了一面，就对我如此信任，称呼当时处于政治恐惧下的我为“同志”，还署下了他老的名字，激励我要“横眉冷对”眼前的现实，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巨大的鼓舞，唤起我不断进取的勇气。
一九七八年我重回母校当了研究生，开始撰写《敦煌建筑研究》。一九八〇年，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通知，说是省里派来了落实政策工作组，已经把我的“五一六分子”帽子摘掉了，档案里的几十页材料也都一把火烧了。我大吃一惊，怎么我曾被打成什么分子了！回信去问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被揪上斗争台，也没有被勒令写过什么“交代材料”，怎么会是什么分子？回信说并没有错，革命委员会确实曾把我定为“分子”，只不过是“内定”，没有公开罢了。我想，我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既没有被斗争也没有被批判的最“幸运”的“分子”了。回想起那些年月我不阴不阳的处境和周围人投射过来的不阴不阳的眼神，真是如梦方醒。叶老对我的激励，就越发显得珍贵了。
一九八〇年《敦煌建筑研究》初稿基本告成，仍然十分杂乱，书名也还没有想好。老陆知道了，又给我寄来了叶老写的署着“叶圣陶题”的“敦煌建筑研究”几个字，是他老替我定的书名，仍然是规规矩矩的漂亮楷书。这件事，我在《敦煌建筑研究》初版后记里已经提到了。后来此书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和责编黄先生商量，是不是把书名的“研究”二字去掉？黄先生认为书名是叶老亲笔定的，不好随便改，再说本书也不都是史料，作者还是进行了研究，所以没有再动。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人生值得回忆的事太多，我想，最不该忘记的应该就是在关键时刻人们伸出的援手了。
我的博士导师汪坦先生在将近八十高龄时收下了我这个徒弟，以世界的眼光给了我不少宏观的启发（这些在我以后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的工作中，更起了重大作用），夙夜批阅原稿，费了不少精力。老先生宽容豁达，提携后进，高风亮节，淡泊名利的品格，更令我受用终生。
吴良镛先生与我有五十多年的师生之谊，从我十七岁进入清华不久，就得到了吴先生不断的关怀和鼓励。在写作此书时，记得几次我回敦煌补充收集资料，吴先生都来信叮咛不要忽略某些重要的迹象。有一次从敦煌返校，刚进校门遇见吴先生，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笔记要去，说是要“先睹为快”。在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又给我促成了一个在职博士研究生的深造机会。以后，还为我主编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撰写了序言。这点点滴滴的师生情谊，令我永志不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我的硕士导师莫宗江先生，以及陈明达、罗哲文、宿白、傅熹年、楼庆西、徐伯安等先生的许多宝贵指教。他们的意见，初版时来不及改正，现在都尽我力之所能，体现在第二版中了。当然，此书的完成，还得感谢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诸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一些观点的形成，都得到了他们的启发与指导。在本书初版本出版后，收到了我一向敬重的史苇湘先生祝贺的信，更令我难忘。现在，趁着《敦煌建筑研究》再版的机会，就聊以此文略表我对几位前辈和先生们的微薄的感激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