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离了婚，带着个孩子，从丈夫家搬出来，到社会上讨生活——卖文章为生。这就是苏青。苏青的生活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她的家，她的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果腹。在这她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时代承载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力量，看到的是一个“逼”字。苏青在历史上的位置有她的特殊性，在整个文学的进程中，似乎只有上海的沦陷之时，男性话语被战火挤压之刻，她才有机会得以破茧而出。
她深知自己是个女人，是个妇人，她要求的不是女权，而是妇权，她就是要过日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豪言壮语其实包含着一个女人最最基本的要求。她看到的无非就是她自己，她就是要写她自己，毫不扭捏地，像一个小市民出卖劳动力谋生一样理直气壮。她述说女人的委屈、不幸，却并不悲悲切切。
作为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到社会上闯，在事业上，苏青不可谓不成功。写书就写到一本书再版36次，办杂志就办到社长主编发行一手包圆，尽情尽兴尽心尽力，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可在爱情上，苏青却一直没有圆满的结局。她错就错在“旧式女人的权利她要，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结果到最后，芝麻西瓜一个也没得到。
单身女人有单身女人的苦，她办杂志（《天地》）办得有声有色，表面是风光的，可时代对个人的牵扯，往往是不知不觉中的，看着是肥肉，吃下去是毒药。她有女人的固执，她自认为是很有理的。“是啊，我就是为了要吃饭呀。”卖文，当然谁要就是给谁，苏青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为了糊口而去考戏曲编导班，政治科答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也只能勉强答出一个毛泽东），一不小心，就卖文卖到了“反动”刊物上去了，以此为媒介，自然还认识了一批反动要人，彼此还有了来往。苏青办《天地》杂志的时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公博二话没说就赞助5万，周佛海的妻子也赞助了2万作为贺礼。为了早点把出版社运转起来，苏青当然照单全收，可万没想到，这成了日后她怎么也洗不掉的污点。
苏青的走红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在历史的空白处大书了一笔。但当风流云散的时候，当男权和民族主义的怒火东山再起的时候，苏青似乎“理所应当”不该被原谅。从抗战结束起，对于苏青的谩骂似乎就一直没停过，别人骂，她就反过去骂别人，毫不含糊的。苏青依旧是那个苏青，她不愿意像很多投机的文人那样换个名字又生活得若无其事，她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她或许是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感到“惘惘的威胁”，所以没离开大陆（也许是她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她所关注的仍然是那四个字：养家糊口。
在她看来，时代是变动不居的，可日子却是恒长的，一天三顿，就是我们的任务，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过度浪漫的成分，平民的生活安稳的家，就是她的人生理想。可时代没给她机会，反而跟她开了玩笑，她失业了，最后还万分巧合地进了监狱，“文革”开始后，不用说又是一番折磨，苏青这个名字渐渐在历史的灰尘中掩埋不见，在民族主义的怒火中蒸发开去。
苏青有她的人生失败处。她太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以至于最后死得很凄惨，张爱玲再不走运，她终究是活到75岁，可苏青呢，家破人亡。用句时尚的话概括苏青的悲剧就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最终淹没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如今，对于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歧途佳人，我们只能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那个热辣、实利、不陈腐，却也缺少回味的苏青。苏青临死的时候，还托人找她那本成名作《结婚十年》，她想再看一眼，是啊，人生里顶完美的一段全都在这本书里了，然而，毕竟还是有了一个不甚完美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