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传统医药的艺术汁味
李渔创作的戏曲内容丰富，情节构思和艺术技法新奇独特，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审美文化效果。李渔的戏曲创作之所以令人瞩目，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审美旨趣和个人禀赋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李渔的戏曲创作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影响不失为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从李渔创作的《笠翁十种曲》中不难发现，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演绎和曲文宾白描叙诸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则与李渔的中医药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殊不知，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医儒不分，很多著名文学家兼通医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常常包含有大量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相比较而言，李渔的戏曲创作在此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一、传统医药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塑造的人物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怜香伴》叙写江都教谕汪仲襄已入桑榆晚境，但是仍热衷科举功利，自喻身瘦如鹤，“缘多病”，对年兄曹个臣劝其“还该仗药饵补助才是”，回答说：“只不过盘供苜蓿，那里讨芪术参苓？”通过汪仲襄的自我描述，以及日常盘中仅有蔬菜苜蓿而无药膳芪术参苓的对比，李渔刻画了汪仲襄生活的清苦和一幅寒酸相。《意中缘》叙写是空和尚用重金利诱并乘机骚扰杨云友，而才女杨云友坚守妇德，举止从容，得体大方，使得是空和尚无奈地说：“应酬不耐心思躁，参苓难把虚疲疗”。是空和尚为人歹毒，将杨云友喻为参苓，自己喻为脾虚症，无法赚娶杨云友好比脾虚症无药可治，因而发出百无聊赖的感叹，充分暴露了是空和尚迫不及待又恬不知耻的丑恶嘴脸。后来，善良的杨云友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被是空和尚欺骗，误落圈套，几乎失身，幸而及时醒悟并设法挫败是空和尚的阴谋，从此接受教训，不轻易许婚。杨云友对媒婆唱道：“【懒针线】娘行休得故欺人，一误难教再误身。从今假药不沾唇。都只为说真方曾受医人困，因此上悔多成吝。”杨云友把真爱假情喻为真方假药，把是空和尚喻为害人庸医，懊悔自己纯洁感情受到是空和尚玷污，显示了杨云友在经历了欺骗之后深刻反省，逐渐走向成熟和聪明的性格。文昌星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包括司文事，主科举考试。在《凰求凤》中，李渔把文昌星人性化，让他在春闱之时临凡典试，并唱道：“【寄生草】德少文无色，文兼德始昌。几曾见好花枝无蒂从空放，美醍醐少糯凭虚酿，净琉璃没炬能生亮？俺待要学医家内外各分科，当不得究根原彼此难分谤！”这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文昌星主张文章要道德文采善美兼顾的性格，而且通过文昌星要学“医家内外各分科”的自述，刻画了文昌星凭借深谙中医之道，主持人间科举公正无私的具体形象。传统文化中的神仙文昌星因此增加了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可谓李渔塑造人物形象的创新之举。在《巧团圆》中，姚汝器（改名曹玉宇）仕宦二十年后挂冠归家，遇战乱离乡背井寄迹他方，为了生存“扮做个悬壶的医士，卖药糊口”。姚汝器装扮医士，隐喻了他的业余专长，不仅展示了他身处乱世精明老练的性格，而且也为女儿姚小姐懂得利用巴豆保护自己的贞操埋伏了线索。姚小姐在遭到贼兵胁迫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平时“常见爹爹制药”，所以急中生智用巴豆涂身御贼，与企图霸占她的贼兵虚以逶迤、巧妙周旋，在与愚昧无耻的贼兵对比中充分体现了一个弱女子的机灵聪明及坚贞不屈的性格。
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搬演的故事情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在《怜香伴》中，曹语花为崔笺云害相思满脸病容，其父曹个臣因为女儿患病，医祷不灵，差人请太医院医生诊脉，说她是七情所惑，由此得出结论说：“她这病根，毕竟是从雨花庵来的”。于是通过曹个臣“拷婢”，牵引出曹个臣在翰林院招考女门生的情节。因此说，医生的诊断决定了曹个臣的后续行为，乃不可或缺的关目穿插。当崔笺云前往曹府听考时，随从唱道：“【海棠春】文章自古能医病，管立使沉疴起枕。陈檄愈头风，孟句差颠症。”陈檄即陈琳讨曹操檄文。东汉末，陈琳代袁绍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其时曹操正犯头风病，阅后惊出一身冷汗，头病立愈。事见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李渔曾经在康熙己未年（1679年）为该小说作序。另据清人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载，前代有人撰对联赠某医生云：“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源自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联语将孟句之“才”、“明”二字换位，“才”改为“财”，“病”、“故”二字换位，新意顿出，讽剌庸医入木三分。可见李渔对中医药与文学的交流史有深入了解，故而笔下的崔笺云不愧是一名懂得以文医病的才女，应征入曹府实乃“对症下药”。随后戏曲的故事情节发生顺转，曹语花心病痊愈，曹个臣连声赞叹道：“神医，神医！妙药，妙药！”这就为后来崔笺云在范石坚与曹语花之间牵线搭桥创造了契机。在《凰求凤》中，吕哉生为了娶得乔梦兰，听从仆人的计谋，在被许仙俦、曹婉淑软禁的情况下假装生病，绝意饮食，背地里却服用人参，并请来一位国手医生诊脉治病。医生认为他是七情所惑，诊断结论是“参苓不谐，卢医费解，就是娲皇也难补他心头坏”，认为“心病还将心药医”，于是开列的几帖药都要求“用一件引子”，“叫作心头草，出在他心窝里面”。这一“苦肉计”果然奏效，许仙俦、曹婉淑唯恐吕哉生一命呜呼，不得已让乔梦兰嫁给吕哉生，为吕哉生冲喜。戏曲的故事情节因此发生逆转，许仙俦、曹婉淑和乔梦兰围绕吕哉生，由嫉妒吃醋经勾心斗角再到讲和相爱；吕哉生也病状消释精神焕发，“从今不害相思病，倒去参苓绝祸胎”，一夫多妻皆大欢喜。在《巧团圆》中，姚小姐在战乱中为了保住贞节，情急之下想到巴豆的药用功能，感慨地说：“巴豆，巴豆！你如今算不得药料，竟是姚小姐的护身符了。”在保住了贞节的同时，姚小姐还将巴豆的药性过渡到贼兵身上，使贼兵随即脸肿腹泻，狼狈不堪，原本贼强姚弱的态势朝有利于姚小姐转化，并且预示着姚小姐最终战胜贼兵的结局。明末清初的著名自然科学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巴豆泻，香勿服也”，【81】说明李渔所言不妄。
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创作的曲文宾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在《怜香伴》中，范石坚力拒妻子崔笺云劝其纳妾，直言不讳地唱道：“【猫儿坠】医书翻尽，疗妒少奇方。娘子你，醋味生来尚未尝，一尝滋味便思量。”李渔假借中医药无治疗女性嫉妒心理的奇方，说明了纳妾将对妻子带来难以疗救的后果，曲文浅白含义深远。曹语花为崔笺云害相思，唱道：“【前腔】为思伊念伊，为思伊念伊，竟成危疾，卢医难下相思剂。”同样，崔笺云的女仆说：“卢扁往来频，徒费辛勤，但能医国不医人。”李渔采用类比方法，揭示了名医扁鹊虽然医术高超药到病除，但是对相思病也会束手无策，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以爱情为底蕴的精神病的复杂性。至于范石坚对崔笺云说曹个臣“诗病仗诗医，因开女科第”，则是采用比拟方法，一语道破了曹个臣在翰林院招考女门生的动机，曲文合乎逻辑形象生动。曹个臣见崔笺云治愈女儿曹语花的心病，目睹医术的重要性，兴奋地告诫留春：“从今学得医儿法，传与人间父母知”。此语委婉地折射出李渔对中医药的喜好。在《风筝误》中，李渔善于运用中医药谚语来传达人物的心理和感情，如西川招讨使詹武承面对贼临城下援军延搁的境况，说：“急病难仗缓医，远水不浇近火。如今只得坚城固垒，以老贼军，待天兵到日，好议征剿”，以中医药谚语所包含的哲理，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应付危机的精辟见解，具体生动。戚补臣逼迫养子韩世勋与詹淑娟成婚，在韩世勋婉拒的情形下，决定上书皇帝请求圣旨，意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戚补臣向韩世勋不无愠怒地说：“【前腔】我一面把佳期定，一面把封章写就和衣等！请试我姜桂心性，姜桂心性！”姜桂在中医药里属于热药，李渔采用暗喻手法，通过戚补臣自我表白揭示了其对韩世勋婚姻大事的关心。在《奈何天》中，袁滢的院子针对袁夫人、周氏和吴氏争风吃醋的状况，说：“妇人诸病可疗，只有妒字难医”，形象地说明了封建家庭内部妻妾为了生存而争斗的现实。众所周知，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男子单方面的多配偶，必然刺激某些妇女的心理向病态发展。院子的话在一定意义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即仅凭医术难以改变封建社会妇女不平等的屈辱命运。此外，由于积德行善尚义，极丑的阕里侯被上帝使者改造成美男子，加官晋爵，妻邹氏、妾何氏和吴氏俱封为一品夫人。剧终，邹氏、何氏和吴氏兴高采烈地合唱道：“【南皂罗袍】喜得男儿争气，把红颜命格，默换潜移。不怕东床四脚低，只忧袒腹无高婿。从今后呵，妻儿有病，不须自医；闺门无福，不消遍祈。一人作善全家贵。”曲文阐明了戏曲的主题——善有善报，富有贵随福至；而尽管情节演绎不失为红颜薄命的宿命论脚注。
在《比目鱼》中，乡民们遵从民俗，敲锣打鼓，唱着俚歌【茶筵曲】，祭奠平浪侯晏公：
有灵有感，哩罗来、罗哩来，是神祗，哩罗来、罗哩来、哩来罗，来罗哩来。（敲锣鼓介）起死回生，哩罗来、罗哩来，不用医，哩罗来、罗哩来、哩来罗来罗哩来。（敲锣鼓介）但把药资，哩罗来、罗哩来，来了愿，哩罗来、罗哩来、哩来罗来罗哩来。不曾破费，哩罗来、罗哩来，甚东西，哩罗来、罗哩来、哩来罗来罗哩来。（敲锣鼓介）有灵有感是神祗，起死回生不用医。但把药资来了愿，不曾破费甚东西。
晏公是明太祖朱元璋敕封的道教色彩浓厚的俗神，民间信仰认为其极有灵验，能够保护任何过江遇险的人。一支【茶筵曲】使戏曲一方面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另一方面通过把药资和用医与对晏公还愿联系起来，增加了晏公的神妙色彩；进而为反抗封建婚姻的谭楚玉和刘藐姑在双双投江之后得到晏公的护佑起死回生埋下伏笔。在《玉搔头》中，王阳明讲武，借中医用药类比将军用兵，说：“大将行兵，好似明医用药。医者意也，不但要在自己心上造出方来，还要在病人身上生出药来，即以其人之药，反治其人之病，方才叫做以意为医。行兵之要，大率类此，不能以敌制敌，而但恃己力胜人者，取败之道也”，还唱道：“【脱布衫】浪加兵惯失便宜，善攻瑕始算稀奇。拾疮瘤反把病人医，才算作岐黄高弟”。这种类比深入浅出，形象贴切，使用兵之道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在《巧团圆》中，姚器汝与夫人遭遇战乱，深感命在旦夕，逃难途中，惶恐之际，接到朝廷起用的圣旨，担心难负重任，夫人则鼓励他说：“休忧历数，既亡人也可将魂续。只要你有药回生，却不道命在葫芦”。“有药回生”比喻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扭转朝廷失利的局面。这一中医药俗话流畅简明，充满生活气息，内涵所指富有针对性，十分符合贤淑夫人对正直丈夫进言的亲切口吻。
二、戏曲创作与中医药家庭背景
传统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与李渔的中医药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李渔祖籍浙江兰溪，出生于江苏如皋。兰溪在清代是我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兰溪人素有外出经商的传统。李渔的伯父李如椿作为领取朝廷俸禄的冠带医生在如皋行医，父亲李如松、兄长李茂等在如皋开店做药材生意，李渔从小就受到家庭中医药氛围的熏陶，对中医药耳濡目染，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如椿十分器重聪慧机灵的李渔，到高门大户家行医时常常携李渔前往，使李渔增长了许多中医药方面的见识。对于此种经历，李渔后来不无深情地回忆说：“自乳发未燥，即游大人之门”。【82】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与李渔广交以中医药为业者也有密切关系。沈亮臣早岁习儒，为诸生，精医术，善治病，先居杭州，后迁北京。康熙十一年（1673年），李渔作《沈亮臣像赞》曰：“居杭十年，仅得一友。沈子亮臣，淡而能久。”【83】李渔有诗《赠郑汝器》，序曰：“汝器，文人也。能诗工书，且笃友谊，以岐黄术噪名于世。疾者盈门，车无停轨，自以为苦，欲逃其名而不得。故作是诗以勉之”，诗曰：“指下留人岁几千，尽知董奉是神仙。才能医国非关术，忙不停车岂为钱。酒债诗逋偿后日，临池染翰忆当年。扶危且作匡时计，疾痛何尝异倒悬”；【84】诗《次韵赠朱□□医士》曰：“医国医人二十年，愁多不为利名牵。婆心一动沉疴起，姓字纷传道未传”；【85】诗《某医士卧病，屡询未起，诗以嘲之》曰：“去买壶公药，壶公亦在床。岂无却病术，欲试起疴方。董奉亲载杏，华佗自洗肠。寿人先寿己，莫使人膏肓”，【86】字里行间透露出李渔戏曲创作一贯调笑诙谐的风格，亲热而且机趣幽默。李渔还为陈逊斋的药书《寿世奇方》作跋，盛赞其药方“诚可信，……非欺世惑人之语也。”【87】李渔有对联《闵士先医士》，曰：“学精术也精，名士名医随客唤；人寿己亦寿，仙桃仙杏逐年载”；【88】对联《凌颍仙医士》，曰：“贮百千医案于胸中，临疾兢兢，犹似捡方未到。活数万婴儿于指上，虚衷欿欿，还云济事难周”；【89】对联《罗育纯医士》，曰：“交二十年而不变初心，肝胆如君真第一；活千万人而全无德色，岐黄似汝实无双。”【90】
通过受中医药家庭的熏陶和与从事中医药者的交往，李渔获得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李渔懂得中医有着严格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说：“医贵专门，忌其杂也，杂则有验有不验矣。”【91】李渔对中药的药性也有精确的把握，在《巧团圆》中借姚小姐的口说出了对巴豆药用价值的见解：“巴豆的性子极狠极烈，莫说吃下肚去要泻死人，只要皮肤粘着了，也就登时臃肿起来，令人吓死；却又易肿易消，不伤性命。”李渔作诗《菊枕》赞菊的药性，序曰：“内人置菊枕赠予，谓菊性与目力有裨，受而咏之。”诗曰：“费尽闺人力，篱边逐朵收，芬芳千夜梦，风雨一囊秋。避冷因辞石，愁喧不枕流。维持清白眼，到老读蝇头。”【92】李渔还将参苓、芪术与黄婆、诧女的药性进行对比：“参苓芪术者死药也，以死药疗生人，犹以枯木接活树，求其气脉之贯未易得也。黄婆诧女皆活药也，以活药治活人，犹以雌鸡抱雄卵，冀其血脉之通不更易乎？”【93】李渔正确地掌握了中药的煎药方法，说：“医人用药，水一钟或钟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94】中医历来认为煎药方法对中药疗效十分重要，清代中医学家徐灵胎说，“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95】李渔所见与之亦同，可谓深得煎药之不二法门。李渔还把日常饮食与药膳、养生联系起来，说：“《本草》载羊肉，比人参、黄芪。参芪补气，羊肉补形”；【96】又说：“凡食一物而凝滞胸膛，不能克化者，即是病根，急宜消导。世间只有瞑眩之药，岂有瞑眩之食乎？喜食之物，必无是患，强半皆所恶也。故性恶之物即当少食，不食更宜。”【97】李渔还能指出药书及人们对药膳认识的片面性，说：“《本草》中所载诸食物，益人者不尽可口，可口者未必益人，求能两擅其长者，莫过于此。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不知能医俗者，亦能医瘦，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98】李渔还痛斥江湖庸医的谎言，说：“养生家授受之方，外藉药石，内凭导引，其借口颐生而流为放辟邪侈者，则曰‘比家’。三者无论邪正，皆术士之言也。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言者理。……予虽不敏，窃附于圣人之徒，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99】因为李渔家庭“累世学医”【100】，自己又深谙中医药，对中医药情有独钟，把中医药看作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李渔甚至亲自持锹荷锄下地种植中草药，旨在供平时防治疾病之用，其诗《葺园》曰：“六尺长锹手中持，锄荆不为盖茅茨。今年预种明年药，老去常防有病时。”【101】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表明李渔正是将自己丰富的中医药知识融通于戏曲创作的。
李渔善于将中医药的科学体认和生活经验融入戏曲虚构的故事演绎之中，不仅赋予了中医药客观的趣性味和主观的文学性，而且拓展了戏曲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戏曲的艺术真实性，开掘了中医药和戏曲的审美文化意蕴。李渔创作的戏曲因此更进一步地贴近了广大市民百姓的生活习俗，从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推崇。殊不知，与前代或同时代戏曲家相比，李渔是凭借自谋生计立足于世的，并非以行医为职业，通晓中医药仅仅是李渔的业余所长。例如，李渔与元代戏曲家萧德祥不同。萧德祥以中医为业，兼通戏曲艺术，业余创作戏曲有《四春园》、《小孙屠》、《王翛断杀狗劝夫》、《四大王歌舞丽春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此外，像“药名诗”、“药名词”、“药名迷”、“药名联”、“药名文”一样，古代戏曲中的“药名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艺形式。“药名戏”巧妙地把中医药名称和药物性能及疗效，借助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角色行当加以编排，使药物人格化。李渔亲自评鉴过的清初徐沁以中药名填写的戏曲《香草吟》，相传为蒲松龄以中药名撰写的戏曲《草木传》等即是。从本质上而言，徐沁和蒲松龄所为属于旨在展露才华的游戏之笔，不像李渔的戏曲创作有明确的劝善惩恶和娱乐谋生的目的。古代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古代中医药和戏曲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儒不分，中医药与戏曲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称“儒生”的戏曲家李渔兼通医理，说明中医药对古代戏曲家及其艺术创造确实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光绪初年，杨恩寿说：《笠翁十种曲》“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102】当代，吴新雷、朱栋霖两位先生说：“李渔剧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在清初的剧坛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103】毫无疑问，上述对李渔戏曲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的褒扬可谓确当。不过，理所当然地说，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正视中医药对李渔戏曲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只有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审美旨趣和个人禀赋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与中医药的重要影响结合起来进行多视角的考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多层面的剖析，才能够对李渔的戏曲创作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进而为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戏曲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