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早在1925年就肯定，世上最伟大的三种精神力量是佛教、基督教和科学。他感到忧伤的是，佛教和基督教都处于衰落之中。他认为，两者衰落是因为它们不能充分整合科学的成就。他还认为，佛教和基督教也需要相互真诚地交流。
怀特海认为，佛教代表了东方最深刻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基督教则是西方的代表。显然，人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观念。今天，包容性地说东方的宗教智慧也许更为恰当，以同样的方式则说亚伯拉罕信仰。但我认为，怀特海这里的判断还是可辩护的，我将按这种观点来考虑所发生的事情。
怀特海自己的作品，尤其通过基督徒，促进了宗教与科学之间新的交流。当然，更多地宣扬这种交流会有争议，但存在着大量颇有成效的讨论。佛教徒没有太多地卷入有关争议，也很少有精力从事那种交流，不过，他们通常欢迎这些讨论。
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话。在整体上，这种交流一直是格外地友好的。然而，在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传统代表之间，由于长期的历史冲突和近代西方的侵略，他们的讨论常常是令人痛苦的。其中，基督教往往扮演了一个不体面的角色。不过，这种情形在佛教—基督教的关系中却不明显。两者的对话能够集中在分享彼此最好的洞察和智慧的方面。
这些发展虽没有终止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的精神衰落，但提供了一种希望：两者出现的新形式能够有助于丰富未来。这的确是我的希望。
我不敢肯定佛教—基督教的对话在中国非常活跃或在政治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迫切需要。然而，我确信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家们会从分享他们相当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中受益，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可能通过这样的相互作用并因此产生的理解和合作而得到改善。
然而，我对本书在中国的主要希望是更为一般的。传统的宗教共同体在这里有点边缘化了。尽管在它们之间的对话是非常值得做的事，但这不可能影响整个情形。在中国最需要的对话是一种不同的对话。
这种迫切需要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传统之间。一方面是现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它产生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经济和现代大学。另一方面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传统，它仍然起作用。前者已在世界上占据统治的地位，并赋予其实践者非同寻常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而传统思想被描绘成过时的东西，甚至是发展的一种障碍。
效忠于现代化的那些人的主导观念使我想起了西方基督徒在19世纪至20世纪对待东方宗教传统的相似态度。基督徒传教取得部分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传教似乎是西方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现代化在许多东方人看来则是必需的。逐渐地，明显在20世纪，富有思想的基督徒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们看到，基督教与现代化是不同的，两者并非总是相互支持的。他们还看到，以前试图取代的许多宗教传统也有可以深深地鉴赏的洞见和价值。到20世纪末，很多从前用于使人皈依的努力被转向对话和合作。
在整体上，东方人比基督徒更快地看到了基督教与现代化的不同。东方人决定，他们可以把现代化从与基督教的联系中脱离开来，并以纯粹世俗的形式来利用它。在某些语境下，他们能够在现有的东方宗教框架内来整合现代性。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现代化则被充满活力地利用。如今，现代化自身被用作这种语境。
显然，现代化在中国正在大范围地实现。但我和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判断，就现代化本身而言，它并非一切。现代化需要一种负载文化语境的价值，但其本身并不能提供或鼓励这种价值。现代大学除了尊重科学真理和旨在个人财富积累之外，似乎不传达任何价值。现代大学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丰富地呈现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
中国迫切需要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提倡者与现代化的提倡者之间进行一种公开的相互作用。这涉及对话，但它应该超越对话。双方需要相互学习，需要被对方所转变。他们或许应该保留各自独特的力量。但现代化的提倡者应承认要有一种更为广泛的语境，那将提出新颖的方向和引起深度的变化。并且，传统中国文化的提倡者也应承认，为了迎合一个世界的真实需要，传统中国文化同样必须被转变，而这个世界已深刻地不同于这种文化曾经出现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了。
也许我通过这本书最希望推荐的观念是，差异并不意味着敌对。当然，是有一些完全不可调和的信仰。但是，当真挚的和敏感的人们所拥有的信仰不同时，他们通常能以各种方式阐明其信仰，并显示各自信仰的核心是互补而非对立的。这种情形对那些塑造和鼓舞了长期持续运动的信仰而言，显得特别地真实。
怀特海教导说，经验的丰富和增长需要把差异转变成对比。他从美学中采用了“对比”（contrast）一词。在一件艺术作品中，不同元素的呈现有助于对整体价值的贡献。当这些元素以对比的方式相互关联起来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使双方比各自单独的贡献来得更加有效。这需要创造性。
同样，把根本上新颖的元素引入一种旧的传统中也需要创造性的思想。在一个有那么多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都在起作用的世界中，沿着这些力线的思考是极为必要的。我在本书中尝试说明这种思考。如果这种思考在中国证明是有用的话，我将真正地感到高兴。
我真诚地感谢黄铭博士，他翻译了这本书，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书中文出版的支持，并感谢王志成教授和王治河博士对我作品的欣赏。没有他们不懈的支持和努力，这本书不可能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约翰·B.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