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明确财政学理论建设指导思想前提下，我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还必须遵循如下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
1.继承原则
我认为科学的理论，总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研究的任务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在于探索和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国学者在探索客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中，不管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断研究和继承前人付出巨大劳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
在科学的继承性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最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优秀成果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也是在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部分，才创立了自己全新的劳动价值论。可见，没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如果不继承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各门学科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昌盛和丰富多彩。因此，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应当继承前人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广泛吸收当代各学派研究的精华，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种把前人研究的成果，不加思索就是一概斥之为“传统理论”全盘加以否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分析、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对于创新财政学理论体系只能有害而无益。
2.借鉴原则
党中央文件多次指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重大区别，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这一点大家是清楚的，不会再有多少争议。问题在于两类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体现在那些方面？简括地讲，不外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契约性和市场主体的独立性。
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上述共性。我们认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来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尤其是科学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优秀成果，要勇于突破陈旧观念，从中国国情出发，大胆借鉴，努力吸收世界各国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成功经验，丰富、发展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我们提倡大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犹如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道理一样，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依附于它国，丧失自己经济的独立性。因此，那种唯我独尊，完全排斥外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那种不加分析，为了借鉴而借鉴、全盘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错误的。
3.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什么是理论，从逻辑角度看，我们认为所谓理论，实际上就是指概念、原理、原则和观点的一种体系。即人们把感性认识的表象材料，经过加工改造而达到的思维成果。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优秀研究成果，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正确的理论往往又是在同错误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见，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源头和出发点。因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判断理论探索中的真伪，唯一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看看这种理论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我们在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过程中，不论是继承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也好，还是借鉴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好，都必须把这些理论统统放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要坚决坚持；错误的则必须坚决否定。实践变化了、发展了，这些理论也必须随之变化和发展。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这是财政学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并且具有勃勃生机的根本所在，是理论探索创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础。构建中国财政学新的理论体系，离开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我们所谓的学科理论体系，不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就是书院式的教条。这样的理论体系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只能误导读者。
4.创新原则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的形势面前，想不想创新，敢不敢创新，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新世纪的激烈竞争中能否赢得主动的关键。
任何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理论探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正确地解释过去，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社会活动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指导工作实践。要解决这一问题，核心在于勇于创新，敢于创新，不断有所前进。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为我们的理论探索、创新树立了光辉的楷模。马克思在研究古典学派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全新的剩余价值学说。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代表”思想。我认为这些重大理论的提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我们认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强调继承、借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新，为了使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屹立于世界各学派之林。
三、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的有利条件
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新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无庸讳言，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但是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首先，建国以来，我们既有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一大批财政学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又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财政学理论探索的新成就。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理论同仁的艰苦努力，大胆创新，就能够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理论新体系。
其次，建国五十多年我国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财政学理论体系，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诸多的财政学理论研究流派，比如“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以及改革开放引进的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为建立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基础。
再次，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财政学理论经过不断探索，开始出版了部分体现中国国情、颇有新意义的财政学教材。我们认为只要坚持财政学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坚持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基本原则，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主线，在实践中不固步自封、百折不挠地进行理论研究活动，从不同层面作出了贡献，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全面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最后完成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课题。
十四、财政理论变迁的历史回顾
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财政理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200多年。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变迁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著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32.9％，德国40.6％，意大利，33.1％，美国下降达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伪“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中国春秋时代儒家的财政观点就普遍主张减轻徭役，薄敛赋税，即轻徭薄赋之说。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例如唐代刘晏、杨炎的财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财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财政思想等等，对于指导封建王朝的财税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众多的财政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著。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著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著作，如陈启修著《财政学总论》、李权时著《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著《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