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强势决定了货币的强势，强势货币成为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纸币率先在中国出现，暗合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
约在2600年前，金属货币最早起源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国。纸币则起源于中国的成都，约在1000年前。在金融史的意义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了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复杂性、纸张的发达和管理的细致，而且表明了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繁荣的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前文我们提到过，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并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但四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便利商人经营的“交子铺户”。商人把周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钱流通。它的出现，便利了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了民间欢迎。
交子在发行和流通上的成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面对战后金属的匮乏和经济的萎靡，时任益州（今成都）知府的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把他们的票据收齐，由政府统一印制，并且在上面盖上公章，统一发行交子，这一举动代表了政府信用。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使得交子获得了巨大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工具流通。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两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1256340贯，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1023年，政府建立了交子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正式被确认。
中间有一个插曲，在史书记载中，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被称为“唐飞钱”的商业票据作为货币流转，比交子早了300多年，但它只是货栈之间的买卖凭证，并不能付现使用。例如一个商家亏欠对方的货款，被欠者又是其他人的欠债者，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就可以使用上家的欠条来付给下家，这样一层层往下，到最后一家，凭借欠票兑现。尽管它在实际上也属于一种货币，但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并没有被更广泛的市场所接受，既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也没有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又不是货币，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所以交子在得到政府背书后纳入发行，才成为了纸币真正的里程碑。
交子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北宋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发行量，在政府需要巨额财政开支时，便利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例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在陕西发行交子60万贯，用来支付粮草费。交子的泛滥和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也是北宋积贫积弱和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069年，在北宋社会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丞相王安石曾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行了一次改革，试图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在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10%后，再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与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种做法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最高潮。
王安石是一个强势宰相，他上台后进行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统一纸币以取代各种官方和私人的地方纸币。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官员薪水和军人军饷都使用官方纸币发放；其次，土地补偿纠纷也使用官方纸币；最后，官方纸币在全国范围推广，政权范围所及的地方都在推行中央纸币。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而且也使政府信用崩溃，导致民间出现“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本来试图通过变法扭转社会经济颓势的王安石，却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北宋和南宋都曾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在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这些地方纸币，但无法生效。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败之后，相继统治中国的金朝和元朝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并且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尽管进行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整体经济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藏入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其实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意识到了货币规律，最终的失败是由于急功近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造成的，而中国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金朝和元朝。金、元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他们习惯的是掠夺性的边塞经济，进入中原后，发现拿纸片就可以换东西，完全没有成本，却并不明白纸片背后的奥秘。有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在通货膨胀时用纸币发放军饷，导致军人哗变，冲入京师抢劫，皇帝因此逃亡失踪。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但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严格限制在财政收支使用上，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不过，经过300年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和政府竭泽而渔的历史，中国民间对于纸币已经毫无信心，纸币不仅没能进入民间市场，最初在政府与军队中也受到了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30多年后，“大明宝钞”在1394年被皇帝下令废止，禁止发行纸币还被写入明朝祖训。
白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主流货币。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中国本来稀缺的白银储藏和日益壮大的市场规模，恰到好处地与全球白银时代交会。从拉美、日本和东南亚三个方向，白银源源不断中统元宝交钞入主中原的蒙古皇帝，或许认为大量发行纸币才是掠夺财富的最高境界。然而，他们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地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相对丰富的手工业商品——陶瓷、茶叶、丝绸、布匹等，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大量的民间走私贸易真正撕开了闭关自守大国的面纱，这是后话。
如同造纸术一样，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入了欧洲。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了欧洲人。他们发现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直到最近100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第一张欧洲的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3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公元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的，而法国纸币则是在1720年左右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中国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不过，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先进的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制跨越时代使用，至少有几个弊端：其一，过早脱离了货币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货币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了货币的非货币化过程，适得其反；其二，过早的货币职能分离导致金融货币与法定货币分道扬镳，市场的金属货币荒和政府的纸币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破坏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宋、元两代政府的垮台一直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三，通过纸币来注水成为政府自然选择，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大国崛起的幻觉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经济景气，但从历史远期看，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对比中国和欧洲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的政府能量远远超过欧洲，控制能力强，军权、政权集于政府一身。欧洲国家分裂，并且内部还有教权和皇权的分立，因此欧洲的政府信誉远远不如中国。在中国，不接受政府信誉意味着犯罪，但在欧洲，如果市场不接受政府信誉，政府就会破产。从货币角度讲，只要有政府信誉，都可以叫货币，但是中国货币的统一使其货币影响力远远大于欧洲，也造成了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土壤远远超过欧洲。欧洲“小国寡民”式的区域型货币使得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必须以金银来结算，这也从客观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早期欧洲除了纸币兑换，还有贸易和保险、雇佣军之间的交换等融资手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欧洲丰富的融资工具能够更强地抑制通货膨胀和分散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没有内外部的博弈，强势政府控制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同促进货币形成同样有力。欧洲的货币弱势和中国的货币强势相比，强势货币更容易成为政府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手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更强，而西方的货币弱势只能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之一，于是给了其他金融工具自行发展的空间，例如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及债券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出现。从中国的货币发展以及同欧洲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形式能够刺激官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压抑了民间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