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阮捷成——时为北平志成中学学生
阎启志——时为29军南苑学兵团学员
黄成祥——时为南苑镇居民
张可宗——时为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
刘良惠——时为北平学生
曹廷明——时为29军38师225团3营11连战士
李兰亭——时为29军38师112旅223团战士
编导手记
老人们说，1937年的那年夏天，北平城里闷热得很，经常下雨。
老人们说，七月初，北平的月亮是月牙状的，乌云遮不住它。
就在那一年，一个小孩在南苑附近的一条河中，捡到了一柄大刀。刀沉在河底很久，却依然明亮锋利，腕口粗的小树一刀就能砍断。小孩为此高兴极了，他向同伴炫耀了很久。
后来小孩悄悄把刀拿回家，却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知道这柄刀的来历，不顾儿子的哭闹反对，把刀送了到了河对岸——那里就是二十九军位于南苑的兵营。
小孩并不知道，过了没多久，将有一位二十九军的士兵拿着这把刀冲上战场杀鬼子。
这就是1937年的夏天，这就是北平老百姓的记忆，他们记得南苑兵营老师部门前那影壁上写得“奋斗”二字如猛虎下山，他们记得二十九军士兵守在北平，个个武艺高强，他们记得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明亮锋利，就如天空的月牙明月。
二十九军兵营围墙后面，曾经是很多北平少年心系的地方。他们想去参军，听说加入二十九军，就能成为那武艺高强，身背大刀的战士。
如果你去过南苑，你就会知道，那里上了年纪的老百姓都记得二十九军。老人们说，里面有个旅长，马术精湛，经常和他的副官赛马。士兵们个个身体结实，不仅武艺好，也是体育健将。
每当士兵训练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小孩围观。
老人们说，那天训练结束，他们看见一个士兵连翻了二十几个跟头，好像在打什么赌。他们个个身体都棒，若是活在现在，肯定会成为武打明星。
只可惜，是一场惨败碎掉了他们心中的梦。
为什么会惨败？
老人们至今想不明白。
许多年过去，南苑兵营的老师部变成了文物，它并不对外开放，门前也长起了荒草，只有门前影壁上的“奋斗”二字依然如猛虎下山。
马鸣声嘶。
南苑泣血。
——编导鄢郁
孩子连，大刀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到1935年，日军已占领了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在与国民党签订了《何梅协定》后，中央军退出平津，只剩下29军成立稽查政委会在平津一带驻防。至1937年，步步紧逼的日军已来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守卫平津的29军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只剩南方一线。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1937年7月1日，北平开始举办学生军训总队，29军专门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位于北京南苑的一个兵营，时为北平志城中学学生的阮捷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快，这些学生兵就成了附近老百姓眼中的焦点。当时，南苑镇的居民都管这些学生兵叫小孩连，只要碰到他们，总是会多看几眼。而这些学生兵眼中的焦点，则是29军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
29军原属西北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军长宋哲元购置镔铁，为每位士兵打造大刀一把，并请来西北武师传授刀法。29军的将士们都有一个背包，三斤来重的大刀被他们插进皮鞘，捆在背包里，背在背上。遇到敌人时，大刀能够很容易地抽出来和插进去。1933年，29军在长城喜峰口夜袭日军，肉搏战中，将士们手中的大刀砍死日军五百余人。从那以后，29军的将士们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手中的大刀，也成了29军的标志。
在29军中，刀法最厉害的当属132师师长赵登禹[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赵楼人，时任第132师师长，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牺牲的师长，今北京市西城区的赵登禹路，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同时他也是杀死日寇人数最多的。“他是刀砍和枪打并用，别人杀三十个，他可以杀三百个。”当时作为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的张可宗，现在说起赵登禹师长，还满是崇敬。
在学生兵的眼中，师长赵登禹自然是一个传奇人物，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们总要围在老兵身边，听老兵讲述赵登禹师长在喜峰口战斗[喜峰口战斗：又称长城抗战。1933年3月，赵登禹率领29军取得喜峰口战役的胜利。中国军人不但砍杀五百余名敌人，还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喜峰口战斗是29军最辉煌的时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平津沦陷后，蒋介石将29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分别是张自忠的59军，刘汝明的68军和冯治安的77军，这三支部队的番号都暗含了“七七”，即为了纪念七七抗战。]的故事，说到高兴时，他们就一起高唱军歌。这样激荡人心的日子，令人神往，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浪漫诗意却只是昙花一现。
1937年的7月8日凌晨，睡梦中的阮捷成被枪炮声惊醒，此时，北平城的百姓们也纷纷走出家门，惊恐地望着西南方向，因为枪炮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北平城突然变了一个样。
事隔多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刘良惠老人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景象，他说：“外边隐约听到枪炮声，当时市民们惊慌失措。街上没有人了，巡警也没有了，空空的。”而身在军营的阮捷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8日早上，他和同学们起来做早操时，一个传令兵骑马过来向总队长报告，总队长听完以后，把总值日官叫到跟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阮捷成回忆说：“总队长这一走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前方指挥战事去了。”
不久，深陷在惊恐中的人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就在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本华北驻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于7月8日凌晨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在这里的29军将士们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为北平的将士们捐款捐物。
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最关注的城市。
在全国各地，人们群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时，身处北平城内的将士们也纷纷擦亮了手中的大刀，准备和日军拼死一战。29军战士曹延明回忆说：“当时一天一磨刀，没事就磨刀、擦枪、擦子弹，那个刀削头发都能削断。”与此同时，北平城的南方一路最重要的“门户”南苑兵营也被加高加固，围墙外边的沟也被加深加宽。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则开始把自己的亲属送往北平城内，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避难所。
身在军营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当时学生兵和正式部队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队还在，第二天部队住的地方就变成空房子了。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不得不提前结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战已在所难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当局仍存与日军媾和的侥幸之心，分别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进行了三次和谈，并达成了三份协议，但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这三份协议其实只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延迟了29军布兵应战的准备，赵登禹的部队27日才赶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队在大名，冯治安[冯治安，河北省故城县东辛庄村人。曾在冯玉祥将军麾下任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37师师长的冯治安，指挥手下将士与日军浴血奋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帷幕。]的部队在河北省保定。阎启志说：“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避免冲突扩大，能够化解的就化解，光想着和日本和谈，可日本人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往中国运兵。”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日军武器精良，不但有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而29军将士的手里，除了大刀，只有落后的“汉阳造”步枪。北平城已经危在旦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