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以一个农民式的狡黠看出，要想在帝国这块犹如铁板似的文官制度中获得游刃有余的自由，唯一的办法是得到文官集团最高领袖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要改变武官的低微地位，要有效地避开文官集团的忌妒和猜疑，都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后台，因此他想到了权倾一时的张居正。
已经无从考证戚继光和张居正到底如何相识相知并结成非同寻常的关系了。严格地讲，他们的关系既有友谊的成分但并不只是友谊这样单纯，既有上下级的和谐，但并非只是上下级关系那样简单。从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来看，他们的关系耐人寻味。
他的成功是个异数
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刺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
如前所述，戚继光在1559年征兵三千，黄仁宇说：“在戚继光以前，军队中受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
力能扛鼎或是能够舞动几十斤重的关王刀既然被视为英雄，并能升任中下级武官，明朝军队中那种突出将领个人武功的做法便成为时尚，整个军事观念当然还停留在来将通名后然后再大战三百回合的前冷兵器时代。
但这时鸟统、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了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的部队里，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明史》称：“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其实，不仅是戚继光号令严，大凡历史上有名的战将，无不以铁的纪律作为制胜基础。在戚继光的一本奏折里，他曾提到过发生在年的一次战斗。当时，他命令部队攻取倭寇占领的一座易守难攻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官兵三十六人全部阵亡；他又令另一哨进攻，随即又阵亡一半多。这时，余下的人企图后撤，戚继光亲赴现场督战，当场将后退的哨长一刀劈死。余者皆震惊，遂奋不顾身，终于取得了胜利。几年以后，当戚继光率领这支通过与倭寇的数十次较量而成为帝国劲旅的部队北上蓟门时，他面向这支部队和当时守卫北关的其他部队训话。训话中途天降大雨，其他部队纷纷作鸟兽散，唯有他从浙江训练的这支部队“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于是“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倭患即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戌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这不能不看做是张居正在起作用。对将领而言，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战争，就在于不间断地征战讨伐。因此，戚继光对刚平息了倭寇，立即又北上戌边的安排非但不会有烦言，反而会对此感恩戴德。
这时的戚继光已升至武将的最高官阶：总兵。当他北上蓟州时，刚息海疆的豪迈和激情一定在胸中涌动。他向朝廷建议，把北方各镇的十万名士兵全部交给他训练三年，保证能将他们训练成帝国的劲旅。由于这一计划过于庞大和骇人听闻，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极力反对，未被采纳。但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这一举措在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明朝仍是罕见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戚继光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隐隐已有成为他个人力量的势头。事实上，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这支军队都被众口一词地称作戚家军，人们忘记了它其实是明政府的正规部队。
张居正的信任和支持都是空前的，他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这一官位在明朝历史上是没有的，在视先人成例为宪法的时代，这种做法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张居正只得无奈作罢。
但是，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太师，对他宠爱有加的戚继光建功立业始终是一棵荫蔽的大树。他找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这两项提议，立即遭到了文官们气势汹汹的纠弹，这时，张居正的巨大能量显示出来：皇帝下旨恩准了谭纶的建议。
此后，凡是那些有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迁调他处。
1578年，张居正回故乡江陵守父丧。他好像怕这短期的离任会引起戚继光的不安，特地写信给戚，告诉他接任蓟辽总督，也就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梁梦龙。他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已。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张居正居丧期间，戚继光每遇疑难之事，总是令传骑飞马直报江陵张居正府中。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将成为日后他们的反对者痛击他们的证据。
戚继光自然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汗俺答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战事平静下来后，戚继光向朝廷提出在明初所建的长城上增设堡垒，以增强战时的防守能力。这一提议遭到了北方官兵们的强烈反对，但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这一浩大的工程依然如戚继光所愿完成了。
戚继光在蓟州重镇任总兵达十六年之久，是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在这一职务上，他的两位前任“坐失律诛”，而他却“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的成功，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个异数。这一切，除了他本人个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张居正一以贯之的重要支持。可以说，没有张居正也就没有戚继光。
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如此密切，如此非同寻常呢？个人志趣的相投似乎不是主要原因。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如下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据说张居正在不到五十七的壮年而逝，和纵欲过度有关。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献给张居正；而戚继光，这位前线叱咤风云的统帅，则不惜重金购买了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送给首辅大人。此外，据一些笔记所载，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中，更是多次将斩获的珠宝及春药等物秘献与张居正。
这些细节虽然令我们为一代英雄居然有如此作为而感到气丧，但它向我们表明了一个英雄的真实人格，更说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即使是英雄也需要趋附于铁腕人物才有成为英雄的可能。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可以说，英雄的伟业竟然是靠美女和春药来维持的。假设没有那倾城倾国的千金姬，没有那久而不泻的房中术，也没有那如火焚身的春药，我们不知道张居正对戚继光是否还会如此信任和支持？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在一个文官至上的年代里，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军人的荣誉和功业。
贫病中死去的孤独英雄
张居正死后，正如树倒猢狲散的古语所揭示的那样，戚继光立即从壮年的辉煌落入晚年的凄凉。1582年6月，张居正去世，旋即，弹劾张居正者纷纷而起。次年，其实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张居正的学生万历下旨追夺张居正的官爵；1584年，更下旨籍没张居正家。江陵守令先登录张家人口，将张居正的家门封锁达半年之久，以至张家饿死十余人。
张居正在位时，依附者大多得到了好处，比如戚继光更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政治的依附也有危险和风险，好比散户在股市相股，你搞不清楚这一股到底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或多大的亏损。张居正死后，有大臣“好心”地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这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是无法节制的。张居正和戚继光虽然没有谋反的事实，但他们有谋反的能力。
于是，戚继光先是被调任广东总兵。次年，全国都处在大规模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之中，戚继光心灰意冷——也没法不心灰意冷，他向朝廷请求退休，希望以这种体面的离去保持一个老军人的晚誉。但是，皇帝并没有给这位曾为帝国江山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名将一点面子，而是宣布他是张居正党羽，处以革职——不论革职还是退休，其结果都一样，但皇帝显然更愿意以革职来作为处分。
古人说过，世间之难堪事，莫过于英雄末路与美人迟暮。晚年的戚继光除了和三五个好友来往外，便只能在书房中潜心编他的《止止堂文集》。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西元1588年1月17日，这一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新崛起的英国人击败，英国人从此取得海上霸权长达三个世纪之久。而在东方的古老中国，海禁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主题，英雄戚继光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路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死时正值春节将临之际，遥远的北京城里，宫廷内外，一派喜气洋洋，大红大绿的门楼被涂抹得艳俗而夸张。没有人对一个没落的英雄的贫病而死表示出一丁点忧虑或同情，人们忙着过年，忙着花天酒地地迎来送往。至于军备与国防，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这个帝国已经无法承受外来的打击了，因此他们坚决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外来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