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台湾作家三毛，在她的名篇《撒哈拉的故事》有一段提到粉丝，她可爱的丈夫荷西问她，粉丝是什么。她回答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这个天真的荷西也就真的相信了。这美好的说法，也令我心动不已。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台湾那些流行的作家还是颇为不屑的，但这段文字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描写。可见食欲影响了我的文学审美。当然后来有人考证，三毛笔下那个率性天真的荷西也许是不存在的，他只活在三毛的想象当中，但谁计较这些呢。我也只记得那片下在鸡汤里的“春雨”，就已经感受到了文字给生活带来的安慰。据说，日本人将“粉丝”就叫做春雨。
粉丝这个东西，似乎是家庭饭菜永远的后备力量，几乎总是以下在各种剩汤里的形式出现。过去的家庭，鸡汤、红烧肉之类的算是大菜，每次上桌，就要计划着分成几顿吃的，等到实质的内容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只剩下那碗意犹未尽的鲜汤。最完满的方式，就是在鲜汤里再加一把粉丝进去，这样又成了滋味十足的一个菜。
粉丝的好处是荤素不忌，红汤白汤总适宜。比如是鸡汤，下完粉丝烧好再撒点青蒜花上桌，另备一个酱油碗，用我们这里特产的白酱油，洒点胡椒粉，拍一两个大蒜头进去，用筷子挑起老长的粉丝放在酱油碗里蘸下，再拖进嘴里，并不停深吸，才将长长的一筷子粉丝吃进嘴里。虽然略为狼狈，但这个过程还是无比快意。假如是红烧肉的汤，粉丝则别有风味，将粉丝全拖到饭上，肉汤的汁渗透到饭里，粉丝吃完，再扒一口饭，味道好极了。假如还能在这碗红烧粉丝中发现上顿打扫不干净遗漏下来的块把肉，也许是小小的一块肉丝，那状态，用悲喜交加形容也不为过。悲的是，一顿大肉的一餐已成往事，此顿只能以肉味佐饭，喜的是肉味之余，还有如浮光掠影一片肉，多么不易。往昔的生活，于物资匮乏中，有不断的惊喜，以一碗剩汤下点粉丝，就觉得有荤菜在继续，而今，只怕这碗剩汤早给倒进下水道了。
我爷爷最喜欢吃粉丝汤，早晨起来，将水煮开，放入粉丝，再打一个荷包蛋。另准备一只大碗，挑一筷子荤油，倒点白酱油，洒上胡椒粉和葱花，最后将下好的粉丝、荷包蛋连汤带水倒在这个大碗里就成了。其实也就和下阳春面差不多，但粉丝别有滋味，又不如面条那么实在。早晨吃上一碗，也不足以影响中午的胃口。后来，报纸上说，粉丝这东西，含铅量高，老年人不宜多吃，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云云。我三妈是做护士的，极力反对爷爷再吃粉丝。但爷爷到73岁的时候去世，逝前，思维清晰，并不见这辈子吃粉丝给他带来过什么影响。
爷爷一辈子过得不太顺遂。比如，他明明是1949年前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为表示与新中国同生，就将工作时间写在1949年，结果最后只能算是退休而不是离休，工资比同工龄的人少了一大截；比如，晚年以后，只是做个前列腺的小手术，就因为医疗事故给做了两次，生生将一个好身体折腾到行动不便。本来以他的资格住好房子不成问题，但他却发扬风格一辈子让过无数的房子，最后还是为房子的问题生了许多闲气。他生病的那段时间，家里开始翻修房子，特地为他修了个卫生间（以前老房子都是公共厕所）。忍受了几个月灰土嘈杂的爷爷，竣工那天还是很开心的，和工人们吃竣工饭，还喝了一杯白酒，而后由家人扶着，去院子里看新建的卫生间，高兴得直点头，大家看着也高兴，觉得这些日子没白辛苦。没想到第二天，爷爷就旧疾突发，溘然长逝了。
过去在厂里上班，我的那个厂还是上市公司，规模很大，所以厂门口的小饭店多如牛毛，生意都很好，竞争也激烈。厂里的职工在小饭店里吃的是便饭，所以每家菜固定是那么几样，但做法上各有手段，都有特色。我第一次吃蚂蚁上树，就是那时候。一盆肉末粉丝上来的时候，几个同事都以为是家常的剩汤烧粉丝，只有我算略有点见识，说这个叫做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本是川菜，在我们这里几经改良，口味已经变得十分本地化了。到现在，也几乎不叫蚂蚁上树这个名字。本来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噱头了，不如干脆叫肉末粉丝实在。在做法上，除了口味上由咸辣改为甜鲜以外，制作上也改干炒为炖煮了。说到底，就和我们小时候一直吃的剩汤粉丝是一个味道了。
厂里的工作非常辛苦，在流水线上每个人像机器一样重复那些简单的动作，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略有交流。厂里还有许多从学校刚出来的实习生，有许多就是我的校友。年轻人毕竟是有精力，往往一个夜班下来，还有精力坐在一起喝酒。一餐也吃不了几个钱，吃来吃去反正是那几个菜。但酒一下去，就无来由地快活起来。若干年后，生活渐算体面，但无论什么大餐，也记不住吃过的不菲的东西，倒是有时候会无比怀念一道在小店里吃过的普通家常菜，会怀念那段年轻的时光。
到了夜晚，我会下个粉丝汤做夜宵。荤油家里现在是不备了，可以现炸点葱油。口里渐已麻木，所以必须要用虾米提鲜。粉丝已经不是当年的绿豆粉了，就用耐煮的山芋粉，鸡蛋打上一个，洒上胡椒粉，端到电脑前。
你知道，人有时候会走神的。在吃之前，我总会放纵自己在精神上的片刻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