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城乡分配失衡
城乡分配制度不合理，明显是产生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和重要因素。由于农产品定价偏低，而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又定价偏高，长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无疑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国家在对城市实行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政策的同时，对农业的补贴相对太低，如1979—2000年国家财政累计用于农业支出9512亿元，占总人口2/3的农民从政府所得到的补贴仅相当于政府对城市居民补贴15149亿元的63%。长期的10%的农业税和费用负担，使城乡税负不公平，取消农业税后，各种合理不合理的费用负担仍然成为增产难增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公共事业上，相对于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的较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严重短缺，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在公共事业水平上进而在城乡发展上的反差十分显著。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是政府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造成的（吴光炳，2004）。
1.2.2.3劳动力市场扭曲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即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对扩大城乡差距的影响不容忽视。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人们会自主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资源条件差的地区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迁移。这样，在长时期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就会相等。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区划和户籍制度，却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城乡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两种不同的工资率、两种不同的福利性收入、两种不同的就业政策，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众多的分析都认为，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性障碍，造成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大中城市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或从事较好行业、工种的工作，并且这些障碍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破除。这样，劳动力市场的严重扭曲，也就导致了农民转移的困难和收入增加的困难，使得农民始终难以赶上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1.2.2.4资本市场扭曲
从资本角度来考察，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比较经济效益长期低下，农民收入除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外难于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也就难于获取资本收益。而在商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收益是远大于劳动收入的，如果农民获有资本收益，包括这资本收益在内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就会大大缩小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且，由于分配制度和政策取向的关系，造成的资本市场的扭曲对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更严重。这种扭曲，就是长时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都集中和流向了城市。如国家财政支出用于农业的比重1978年是13.4%，以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仅为7.7%。农村信贷，其规模虽有所增加，但投资非农化趋势严重，对农业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其中农户所获贷款总数大体只占本身存款的1/4，其余的都主要流向了城市和非农产业。资本市场将农业剩余和农村资金引向城市，一方面农村资金净外流必然抑制农村经济发展，削弱农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对城市的投资集中必然又会加快城市产业扩张和技术进步，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
1.2.2.5城乡科技发展失衡
相对于城市，农村科技投入和科技发展严重不足。城乡产业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差距极大，城乡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割的差距与对立显著，加上农村劳动力大量被滞留在农村，致使农业长期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据统计，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2%～13%、非农产业的16%～26%。而研究表明，农业科技进步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恰好相反，即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差距扩大。所以，城乡科技发展失衡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1.2.2.6城乡改革不平衡
改革的不平衡，也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拉大了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众多研究都指出，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曾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但80年代中期改革的中心就完全转移到了城市，农村改革从1984年起就明显不再有强力推进，并逐渐滞后于城市改革。随着国家政策对城市改革的倾斜和集中，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农村发展相形见绌，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限制了农民手中土地的资本化和资本收益获取。如城市建设用地加速扩张而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就业、社会保障的不尽合理与完善，就使得农民成为了城市改革的廉价成本承担者和利益受损者，造成了不仅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甚而至于是部分农民的生存危机。
1.2.2.7对外开放不平衡
由于总体上农村产业发展迟缓和基础设施条件差，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农村相对城市进行招商引资明显处于劣势，难于吸引、利用外资。而对外开放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产业一般又都集中在城市，FDI的流入也主要在城镇地区。这样，城市发展随着对外开放而借助国际资本获得长足进步，农村裹足不前从而城乡之间也就由此不断被拉开差距。
1.2.3城乡差距的根源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重工轻农”发展战略和“重城轻乡”社会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城乡资本、劳动、科技、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配置失衡，延续和强化了我国落后的农业与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村与发达的城市长期对立并存的结构状态。按照荷兰学者博克和美国学者刘易斯的提法，这种结构就是通常所称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距及其种种表现，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也是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它既反映了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即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不仅并存而且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也反映了城乡关系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运动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和城乡分离及其对立运动。到了现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经济基础主要在于传统、落后的农业，随着分工和城市的发展，城乡分离和差距的存在也自然是一种符合规律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水平层次差异的客观反映。
但是，对问题的认识还不仅仅在于城乡之间的对立运动和差距是一种历史必然，更重要的认识是，城乡之间在对立中协调、在协调中又产生新的对立；在差距中缩小差距、在缩小差距中又产生新的差距；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城乡一体化，这也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渡形态，既是必然的而又是必须和可以解决的发展问题。这个解决方式，就是要在对立中寻求协调，通过协调发展去推进城乡关系在新的运动中的互动进步，并不断走向更高级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