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在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己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成长价值的完善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挣开环境的束缚
在探讨学习与满足时，只是把需要满足与性格品质的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搞清楚。这种理论不过是挫折与心理病理之间早已公认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的对立物。
如果要把挫折的对立物（即满足）视为敌意的对立物（即友善）的一个优先决定因素，同样也有一定道理。精神分析的发现同样强烈地包含这两种情况。而且，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却以它对于心甘情愿的保证、支持、允许、赞同、许可的强调，即对于患者的安全、爱、保护、自尊、价值等需要的绝对满足的强调承认了我们的假设。对于儿童的爱、独立、安全等的匮乏常常立即给予直接的替代治疗或满足治疗，即给予爱、独立或安全的满足，其效果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治疗也有限度。
虽然实验资料的缺乏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已有的资料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列维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般方式是取一组刚出生的动物，例如幼犬，使它们的某种需要，例如吸吮需要得到满足，或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