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勒的营销理念不仅延伸到社会观念的营销,他还把营销观念运用到国家运作上,政府可以通过营销自己的国家而达到积累国家财富的目的。国家营销是大营销概念,它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国家营销的目标
科特勒把市场营销扩展到各个领域,其中“国家营销”概念的提出更为他“营销无处不在”的观点增加了一大亮点。
对积聚国家财富的问题采取战略规划的方法。科特勒认为,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应如公司使用战略规划理论和工具为公司的未来进行导航一样,应将战略规划和工具用于指导国家的未来发展。
“国家营销”研究的第二个内容是为政府及企业界领袖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管理指南。科特勒认为有些流行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反映地区及全球市场的现实。
因此,政府官员应当在深入了解生产者、分销商以及消费者在市场上的实际行为的基础上再制订其经济政策上。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都研究经济的增长,但他们却不常在一起工作。“国家营销”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广泛的经济发展理论,而不仅仅是过度依赖某些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读者将会更全面地看到经济增长的潜在刺激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种类经济发展道路的利弊关系。
最后,国家营销的理论这项研究是针对所有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单单是针对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下,所有国家的现有产业部门有被取代的危险,如此一来,工人将失去工作,国家将失去财富。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内部,仍不完全出现大片的贫困地区。国家营销的这些研究内容都要仅仅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即国家营销的目标,科特勒指出,积聚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的终极目标,如何才能在评估一个国家的财富呢?这要从四个方面看,土地、水、矿产、木材及其他自然资源等自然资本;机器设备、建筑物、公共设施的价值等有形资本;人的生产价值即人力资本;最后是,社会资本,就是家庭、社团及其他将整个社会黏合在一起的组织机构的价值。
一个国家如果忽视或未能充分地提升或投资于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都将面临长期经济健康减弱、或只图一时短期的经济利益的风险。
面临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复杂的潜在动因,各国必须分清哪些是它们可以在现实中希望实现的目标。一个国家财富的积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是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凭借这种精神状态,整个社会就会拥有动力和方法去追寻更美好的生活。为了国家积累财富的最终目标,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应努力创造健康的经济、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
1健康的经济
经济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刺激经济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从而减少贫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广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注重提高“目标内”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这些贫困人群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除了追求经济增长,要发展好的经济,各国还应努力寻求提高各自的国际竞争能力。对贫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加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增加资金流动和扩大技术转让。
另外,自己的国家要尽量做到高就业和稳定物价,同时还要使全国各阶层的人都享受到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上述这些已构成国家发展的“必要”目标,要实现健康的经济体系,就必须把上述目标一一实现。
2良好的社会秩序
国民收入总值是国家的财富和福利的标准之一。除此之外,人民的生活质量还与寿命、安全、环境、健康,是否远离犯罪、毒品、暴力及家庭离异密切相关。
要实现好的社会,就要先实现两个目标:
①对个人来说,要提高生活水平,包括提供良好的卫生、教育、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对文化和人文价值给予更多的关注;
②对全社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社会团结、公正、环境优美、安全、和平。
3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
好的政府意味着普通百姓可以对政府的行为和运作施加影响。他们可以选举某些人进入权力岗位,同样也可以将他们赶下台。民主是形成一个好政府的巨大力量。
除此之外,要建立好的经济体制还要努力扩大个人在经济和社会范围内的选择权。财富可以使一个人获取更大的对自然及物质环境的控制。它也给予人更大的选择享乐的自由,如购买更多的商品或服务。只要他或她愿意,甚至可以选择更少的享乐。
然而,民主与经济业绩的关系并非是一清二楚、黑白分明的。科特勒认为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虽然限制公民诸如自由出版权和及时审判权等民主自由,但其经济发展迅速,至少目前为止是如此。
新加坡的例子毕竟是少数,联合国发展署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人类自由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那些在自由指数上居于高点的国家在发展规模上亦名列前茅。潜在的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创造能力,产生高水平的收入和进步。
尽管好的经济、好的社会和好的政体都是我们所希冀的,但要取得这些并非易事。但科特勒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互牵制、交替变换的。其中一些主要关系为:
①更大的自由度意味着较少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安全。
②一个健康的环境可能需要较慢的收入增长。
③技术转让意味着对国际关系的高度依赖。
④高收入增长与收入的平均分配很难调和一致;人类资本增长的目标与节约和资本形成的目标相冲突。
⑤高估汇率意味着保持进口价格低廉使消费者获利,但最终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⑥某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往往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的,致使他们实施报复。
⑦高就业率与稳定的物价并不总能齐头并进。
4将营销目标分清层次
①一个国家的目标的实现也需要有先后次序
对欠发达国家来说,经济目标是首要的。然后才是社会性与参与性目标的实现,这也要以国家的具体情况来排列。相反,在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这三项目标对策略制定者来说,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②策略制定者对目标要予以量化
“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目标就不如“增加5%的国民生产总值”更令人满意。更好的说法是“在2000年以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至20,000美元”。策略制定者用目标(goal)这个词,从范围和时间上具体描述目标。将国家的目标转化为可衡量的具体目标,将有助于策略制定者进行规划、实施和控制。
③国家应制定务实的目标
目标的水平应基于对周边环境——竞争环境、内在环境、外部环境的分析上,而不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愿望。
④国家的目标要前后一致
例如,尽可能提高“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是不可能的,同样“保持高就业和稳定的物价水平”也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相互矛盾,两者之一必须让步,至少目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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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指出,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面临的8个主要问题是:
1增长与收入分配导向的矛盾;
2部门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
3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的矛盾;
4高就业与高通胀的矛盾;
5国家拥有与私人拥有之间的矛盾;
6大型私有企业与小型企业的矛盾;
7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
8内向投资促进与靠自己力量启动之间的矛盾。在分析各个国家所处的战略群体后,国家必须制定出本国的竞争与合作战略。
国家竞争类别
科特勒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制定出本国与外国的竞争合作战略,国家必须决定哪些国家是最强的竞争对手,一般国家的竞争者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强对弱的竞争
多数国家会选择较弱的竞争者进行攻击。这在获取每一份世界市场的份额时只需花费较少的资源和时间。但在与弱国竞争的过程中,这个国家自身的能力提高不大,一个国家必须与强劲的竞争对手较量才能磨炼其竞争本领。而且,即使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这些弱点也许正是值得竞争的地方。
2取相似舍不同的竞争
多数国家会选择与自己国家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如新加坡与香港,而不是与韩国竞争。
这两种不同层面的竞争,即以强对弱和取近似舍不同的竞争,可以结合起来形成国家竞争态势。
如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两个领域与泰国竞争:吸引外国投资和出口。由于相似的资源天赋,东盟许多成员国在吸引外资和出口方面与泰国形成直接竞争。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它们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对泰国以工厂为驱动力的出口行业形成直接竞争。东欧国家市场经济的出现,也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国别合作。国家可以集中选择下列几类联盟之一进行合作。
1舍强取弱的联盟
许多国家喜欢与较弱的联盟者合作。其原因为:加强自己在整个战略群体中的讨价还价地位,为群体内弱国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获得较弱国合作伙伴的自然资源等。但一国也可以因下列原因与强国进行合作:获得强国的援助、资本、技术和市场。
2取相近舍不同的联盟
多数国家喜欢与自己国家最相像的竞争对手合作:他们可能享有同种语言、文化以及做买卖的惯例。
两种不同层面的合作,即舍强取弱和取相似舍不同的联盟方式,两者结合起来亦可形成一国的合作态势。
如,日本、美国、欧盟和东盟是泰国出口产业的密切的和强有力的伙伴。与东盟的贸易是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但它已形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对东盟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为计算机、计算机部件、集成电路和电器,主要出口国为新加坡)。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国为泰国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密切的和强有力的伙伴。还有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相对较强的合作伙伴,但不够亲密。而老挝、柬埔寨、越南,则是泰国经济的密切伙伴,但实力较弱。这些国家构成泰国未来出口和外向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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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根据国家的财富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把各个国家划分成了八个战略群体,即:
1工业巨人国:代表国家有美国、德国、法国、英国
2冉冉新星国和地区:代表国家和地区有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
3拉美国家。
4前社会主义国家。
5泱泱人口大国:代表国家有中国和印度。
6工业小国:代表国家有比利时、荷兰、瑞士、挪威。
7商品小国:代表国家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
8维持生计国:代表国家是位于非洲和南亚的不发达国家。
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国家营销和市场营销有异同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相同点,就是要先分析国家自身的优势与劣势。
而影响一个国家内在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如文化、态度、价值观和社会的融合性;经济因素,如要素禀赋、产业组织机构;政治因素,如领导方式。
2这些因素的素质可以是继承的,如某些生产要素的禀赋(自然资源),也可以是创建的,如国家的工业机构。
3这些因素可以是静止的(一国的文化、态度与价值观),也可以是充满活力的(政府领导、工业机构)。
4有些因素是结构性的(要素的禀赋),有些因素是行为方式性的(政府的领导方式),有些是两者的结合(一国的工业结构)。
所以,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对国家内在的能力表示充分的关心,不仅对它的范围和强度有所了解,还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之间的替代和协同作用。本章将对每一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
科特勒在《国家营销》一书中以韩国为例讲述了如何分析一个国家的优势与劣势。
韩国致力于通过工业化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目标,并取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它实现了从基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科特勒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它的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的态度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