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法家——极权主义的拥护者 (2)
从国家到团队，再从团队到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世事怎样变化，多少沧海变为桑田，规矩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变，但是生活已经将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人们都需要屹立在天地间的一道准则。我们并非被这个准则牵着鼻子走，而是需要用它来要求自己，才不至于在人生无法避免的岔路上偏离得太远。
文化拾遗
喝洗手水的公爵：一次，温莎公爵主持晚宴，招待印度当地居民的首领。宴会气氛融洽。在宴会快要结束时，侍者为每位客人端来了洗手盘，印度客人们看到那精巧的银制器皿里盛着亮晶晶的水，以为是喝的水，就端起来一饮而尽。作陪的英国贵族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温莎公爵则神色自若，一边与众人谈笑风生，一边也端起自己面前的洗手水，像客人那样"自然而得体"地一饮而尽。接着，大家也纷纷效仿，本来要造成的难堪与尴尬顷刻释放，宴会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君有二柄：赏罚分明
“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是荀子《劝学》中的一段话，能到达千里之外的，并非是因为脚力好，而是懂得驾马而行；能度过江河湖海的，并非因为他擅长游泳，而是懂得乘坐船只。同样，君主以一人之力能够收天下于股掌之中，也在于他“善假于物”，他所凭借的，就是赏罚二柄。君主不出门，能治天下事。他日理万机，但要坐在朝堂之上，一纸令下，无论天涯海角，他的命令都能够传达到。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按照法家的说法，之理国家并不是必须选贤任能，君王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
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谁都不愿意火中取栗，以身犯险；但是谁都希望能够锦上添花，得他人之所想得。
治理国家，就是一边划定鸿沟，告诉人们越过这条线即是悬崖，这样临到这条线时，那人就会在心中斟酌是否应该止步；在另一边布满奇珍异宝，告诉人们来这边的，可以获得何种好处，如果不需要太大的代价，人们何乐而不舍悬崖而向珍宝呢？
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是晋文公的救命恩人。因此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
大臣赵衰向文公请求说：“他们俩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
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会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再也不敢违令了。
魏平和颠颉曾有功于晋国，晋文公已经为他们的功劳做出了奖赏；现在，既然违反了命令，同样也应该受到惩处。否则的话，谁还因畏惧悬崖而心有忌惮？
商鞅变法之初就唯恐命令不行，因此在国都南门放了一根木头，宣布说，谁能把木头搬运到北门就能够得十金之赏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终于有一人出来搬了木头，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后来太子犯法，商鞅虽然没有把太子如何，但是把他的两位老师做了惩处。
商鞅此举就是为了取信于民，向人民再次证实：悬崖和珍宝都是千真万确地放在那里的，看你如何取舍。如此，“赏罚分明”这一信念才能深入人心，君主才能真正借着二柄来运转国家。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人就是这般忙忙碌碌地奔走在尘世间，追名逐利，而韩非子无非就是抓住了人心，才为君主创造出了这一通行千年的治国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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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敞画眉：汉朝时期，京兆尹张敞为官没有官架子，经常在散朝后步行回家。他们夫妻十分恩爱，每天都为他的妻子画眉毛，而且技艺十分娴熟，画出的眉毛十分漂亮，当时的汉宣帝得知后为此召见他们，将他们树立夫妻恩爱的典范。唐人朱庆徐有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循名核实，死板还是严格
中世纪的西方诞生了一本引起后世无数争论的政治著作，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在书中写道：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比他还要早好几百年的东方，也诞生了一位以强硬、推崇霸道而为人瞩目的政治家，他就是韩非子。
韩非子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这就是说君主要通过自己的威严和法律来统治人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以一人之力何以治理天下？君主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术是正名的一方面，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就是“循名而责实”。名和实在名家中有解释，而在法家中又有具体的含义：名是政府职务的名称；实是在政府任职的官吏个人。“循名而责实”也就是说要各司其职，做好做好自己岗位上的事。这样君主的任务就简单很多：他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完成受赏，完不成受罚。
各司其职有两个含义：一是要各司其职，不得尸位素餐。
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官员死了之后去见阎王，自称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收一分钱，自认无愧于心。不料，阎王却大声训斥道：“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员辩解：“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王又言：“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现在，也能看到很多官员因行政不作为而受罚。这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人，与木偶又有什么分别呢？
二是谨守本分，不要越俎代庖。
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了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
几个时辰过去了，韩昭侯醒来后发现了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
侍从回答说：“是典冠。”
韩昭侯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
典冠说：“是的。”
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
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
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
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
若论常理，典衣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失职之罪，是该受罚，但是典冠只是多做了一些事，有益无害，怎么也要受罚？这种行为不仅是唐突，而且还会带来朝堂的风波。试想如果在国家权力运行中，某位重臣不辞辛劳去触及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甚至想要代君主日理万机，那又该如何是好？事虽大小各异，道理却是相同。
可见，唯有不偏不倚，才是真正合乎法家精神的。法律是标的，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会动摇它的权威性。唯有严谨才能称之为法，否则如果总是能够由人随意定义，法律的威信何在？法律的严谨也能够和日常生活中的以人情办事的灵活起到调节的作用，二者中和，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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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浪漫喜剧剧作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君主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