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这样解释华为2002年的末位淘汰，以回应外界人士的误解以及一部分内部员工的担忧。他表示：
事实上华为公司也存在泡沫化，如果当年不去跟随泡沫，当时就会死掉，跟随了泡沫，未来可能也会死掉。华为消灭泡沫化的措施就是提高人均效益。
他比喻说，队伍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生锈，就像不能打仗时才去建设队伍一样。不能因为现在合同少了，大家就坐在那里等合同，要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来加快发展。军队的方式是一日生活制度、一日养成教育，就是要通过平时的训练养成打仗的时候服从命令的习惯和纪律。如何在市场低潮期间培育出一支强劲的队伍来，这是市场系统一个很大的命题。要强化绩效考核管理，实行末位淘汰，裁掉后进员工，激活整个队伍。
他强调华为贯彻末位淘汰制，只裁掉落后的人，裁掉那些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或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华为没有大的结构性裁员的计划，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没到这一步。和竞争对手比起来，华为的现金流还比较好，可以支持企业在“冬天”的竞争。
他还用西点军校的例子做鼓励。他说，实行末位淘汰，辞掉一些落后的员工，也是有利于保护优秀的员工，华为要激活整个组织。大家都说美国的将军很年轻，其实了解了西点的军官培训体系和军衔的晋升制度就会知道，通往将军之路，就是艰难困苦之路，西点军校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末位淘汰的制度。
关于末位淘汰制实行的时限，他借用GE的一句话解释说，末位淘汰是永不停止的，只有淘汰不优秀的员工，才能把整个组织激活。GE活了一百多年的长寿秘诀就是“活力曲线”，活力曲线其实就是一条淘汰曲线。韦尔奇说，活力曲线能够使一个大公司时刻保持着小公司的活力。GE活到今天得益于这个方法，华为在这个方面也不是一个三五年的短期行为。但华为也不会不负责任、草率地对人评价，这个事要耐着性子做。
事实上，华为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员工并不完全是被解雇，有一部分可以进入再培训，或选择“内部创业”。《华为基本法》这样规定：利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淘汰机制，建立例行的员工解聘和辞退程序。除此之外，《华为基本法》还规定：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启用自动降薪制度，避免过度裁员与人才流失，确保公司渡过难关。
对于被排在末位的员工，对于不能吃苦受累的员工，任正非就只有一个态度：走人。他举例子说，在上海办事处时，上海的用户服务主任跟他说，他们的员工多为独生子女，挺娇气的。任正非告诉员工说，只要有人怕苦怕累，就裁掉，就走人。
由此可见，华为虽然一直在执行末位淘汰制，但并非简单地将处于末位的员工淘汰了事，也不仅仅就是为了裁员，华为是本着对企业、对职工负责的态度，对列入末位的职工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如果考核的标准不切合实际，或者把职工放到不合适的岗位，使一些不应淘汰的人才排在末尾，这就会为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埋下隐患。华为的企业管理本身就要求把合适的人放到适当的岗位，创造出最佳的效益，因此，华为只是对那些真正由于主观原因不能适应工作的员工才实行必要的淘汰。
任正非在华为研委会会议、市场三季度例会上说：
一定要加强普遍的客户沟通，要把普遍沟通的制度建立起来，沟通不够就降职、降薪。沟通做不了的员工要慢慢淘汰掉。有些人是性格问题不能沟通，就转到别的岗位上去。
在发言的题目中，任正非道出了末位淘汰制的目的：不断提高人均效益，就是要打造一支善于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艰苦奋斗是华为的魂——企业文化
任正非在他的《天道酬勤》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文化的主旋律，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外界的误解或质疑动摇华为的奋斗文化，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而丢掉华为的根本——艰苦奋斗。
在华为创办近20年后，任正非重新强调“奋斗文化”这一主题，显然是有缘由的，这要从2006年的“胡新宇事件”说起。
胡新宇，2005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后进入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2006年4月底住进医院之前，他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熬上一宿。他被送入医院后，连续几天的抢救依然没能挽回这位劳累过度的工程师年轻的生命。
任正非刚创业的时候，由于管理体系不完善，加上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员工经常需要工作到深夜，累了就铺一张垫子休息，因此在华为有“床垫文化”之说。胡新宇病故后，国内许多大媒体对这一事件纷纷报道，并将胡新宇的病故归因于“过劳死”，当时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为“床垫文化”气势汹涌的批判浪潮，认为这种只顾进攻而不顾人性的文化已经不合时宜。其实，任正非从2000年开始就不大提“狼性文化”了，而“床垫文化”属于华为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的最重要的推力，是华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不懈地保持的重要文化。
因此任正非的这篇《天道酬勤》可谓是对当时人们批评和怀疑的一种回应，是顺时而作。他这样写道：
当代企业管理比较复杂困难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是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它技术更替、产业变化迅速，同时，没有太多可以制约它的自然因素，例如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钢铁、石油资源及道路建设的制约，而用于电子工业的生产原料是取之不尽的河沙、软件代码、数学逻辑。正是这一规律，使得信息产业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更激烈，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要在这个产业中生存，只有不断创新和艰苦奋斗。而创新也需要奋斗，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了信息产业，我们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一次次更替，被逼上了不归路。创业者和继承者都在销蚀着自己，为企业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丝毫不敢懈怠，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
任正非分析说，华为之所以能在2000至2003年的IT泡沫破灭的艰难时期活下来，是因为华为当时在技术和管理上太落后，而这种落后让公司没能力盲目地追赶技术驱动的潮流。但是，如今西方公司已经调整过来，不再盲目地追求技术创新，而是转变为基于客户需求的创新，华为再落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信息产业正逐步转变为低毛利率、规模化的传统产业。2005年10月，爱立信收购马可尼；2006年3月，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2006年6月，诺基亚与西门子合并。这些兼并和整合为的就是应对这种挑战。华为相对还很弱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面临更艰难的困境，只能用在别人看来很“傻”的办法，就是艰苦奋斗。
华为不战则亡，没有退路，只有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任正非指出，华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很了不起、很成功了。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床垫文化”、奋斗文化已经过时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很危险的。
任正非说，十几年来，华为高层管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有许多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发生的问题。现在，更因为全球化后的时差问题，总是夜里开会。华为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地对待客户，否则就拿不到订单。
他继续鼓励说，为了能团结广大员工一起奋斗，华为创业者和高层领导干部不断地主动稀释自己的股票，以激励更多的人才加入从来没有前人做过和先辈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事业中来，大家一起追寻着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背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一起艰苦跋涉。公司高层领导的这种奉献精神，正是用自己生命的微光，在茫茫黑暗中，带领并激励着大家艰难地前行，不论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和痛苦，有多少坎坷和艰辛。
华为开发国内市场已经充满艰辛，可是在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时，才发现那里的竞争更为激烈，生存更加艰难，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华为的国际化步伐将寸步难行。如今获得的国际化成就，就是源自无数华为人舍身忘己的奉献精神。
任正非在演讲时充满激情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因此，世界巨头都云集中国。华为创立之初，就在自己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企业不得不在市场的狭缝中求生存；当华为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望去，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对手动作稍慢，投入稍小，华为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优秀华为儿女离别故土，远离亲人，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是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为人奋斗的身影。
他继续说，华为有员工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八天，为服务客户无怨无悔；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又投入工作；有员工在飞机失事中幸存，惊魂未定便开始救助他人，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华为还有三名年轻的非洲籍优秀员工在出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十几年的历程，十余年的国际化，伴随着汗水、泪水、艰辛、坎坷与牺牲，华为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了，面对漫漫长征路，华为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2006年7月21日，任正非的《天道酬勤》刊发在华为公司内部刊物《华为人》报（第178期）头版头条，他在不断强调危机意识之时，再次重申华为艰苦奋斗的企业文化。随着这篇文章在公司内部和社会上的流传，华为的“艰苦奋斗”精神很快赢得了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而原先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指责之声也日渐平息，人们最终归于理智与宽容。
任正非提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平息了一场公关危机，显示了他处理企业危机的果敢与坚决，而且重新帮助华为员工找到了前进的动力、奋斗的源泉。
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经营策略
在如今的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高科技行业，显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只有依靠创新力量，才能迅速改变整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累积方式；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力量，才能快速改变整个民族、国家的地位。一个依赖和模仿他人技术的国家，永远不会获得世界领先的地位。
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企业的发展更是毋庸置疑。任正非一直把创新看做是华为发展的灵魂，把创新作为企业产生核心竞争力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他不惜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大笔资金，甚至将“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写进了1998年出台的《华为基本法》，为的是在一定利润水平上追求企业成长最大化。其内容是：
华为必须达到和保持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长速度和行业中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速度，以增强公司的活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实现公司各种经营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电子信息产业中，要么成为领先者，要么被淘汰，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人才是一个企业赖以发展的智力支持，也是创新的主体。所以，在任正非看来，创新与企业成长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早在1998年，任正非就提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的观点，他说：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靠正确地做事，现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过去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价值创造要素中占有支配地位，而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雇佣资本。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的价值和支配力超过了资本，资本只有依附于知识，才能保值和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