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家搬走之后，又搬来一户新婚夫妻。男的是河北人，长得四方大脸虎背熊腰，绰号“三棒”，说话老呔味儿，在机务段小火车上当司炉。新媳妇是绥化的农村姑娘，身板长得结实长相一般。这三棒特别能干，能往家扛柴火，能“整”公家东西。下班回到家没有闲着时候，会木匠活能种地，一天总是嘻嘻哈哈没什么脾气。休班时有同事从门前路过和他开玩笑，问他昨晚几棒？他也嘻嘻哈哈付之一笑。我那时候是小孩子，觉得不是什么好话，不知道几棒啥意思。新媳妇刚搬来那会儿好像特幸福，一天总是眉开眼笑，到各家去串门。有时候在大门口，新媳妇和几个邻居妇女凑在一起，小声嘀嘀咕咕唠嗑儿，一会儿脸色绯红哈哈大笑。把我们这些小孩子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发现这媳妇有毛病，上谁家串门，趁人不注意拿东西，夏秋两季出去偷青。她家不缺柴火，可也趁人看不着时掰别人家杖子烧火等等，很讨人嫌。大伙知道后，就不愿意搭理她，她也就很少串门了。几年后她家对门搬走之后，没有愿意和她住对面屋的，她家把对门堵死，自己用一个外屋地，过起来独门独院日子。这媳妇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生孩子，按孩子年龄算一算，几乎没有空怀的时候，不过七八年的工夫，连男带女生了五个。她娘家在绥化农村，每年都有来串门的，来了就得划拉点东西，加上孩子多，虽然三棒能干，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他家老大是男孩，叫大利，老二比老大小一岁也是男孩子，可能为了好养活吧，他爸管他叫二犊子。还是在这俩孩儿上学之前我和他们在一起玩过。因为后来不来往，后面的几个孩子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直到后来我有机会和二犊子近距离接触一次。我一直不好意思像他爸那么叫他，只管他叫二犊，这样听着没什么毛病。他给我讲了他的一段故事让我十分惊诧。那是1991年冬天我患病在区职工医院住院，同病房有二犊，他也在住院，这时候他已经20多岁长得仪表堂堂。现在子承父业，在森铁机务段当司炉了，和他爸爸当年一样。这个病房有8张床，8个病人我都认识。我随身带一本《聊斋》闲得无聊我就给他们讲一段鬼故事。一天二犊缠着我让我再讲一段，我说你拿去自己看吧，二犊说：“大哥我不认得字呀。”我很惊讶，问：“你怎么会不认得字呢？”他说：“嗨，别提了。大哥你知道，我家孩子多，穷呀。上学时每年一到六一，学校开运动会，就要求穿白布衫蓝裤子。每个班都有几个没有的，老师把同学年各班没有的组织到一个方队，跟在学年方队的最后，同学们叫我们‘打狼队’。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是打狼队的。到四年级的时候，又到六一儿童节，老师又要求穿白布衫蓝裤子。我回家央求妈，出乎意料，我妈答应了，大声说：‘好，今年咱也穿白布衫蓝裤子。’我乐坏了。到六一那天，我妈给我穿戴好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呀。乐颠颠地上学去了。开始感觉挺好，过一会儿集合，我发现大伙都看我，我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开始留心别人的衣服。这一看我发现我的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别人的是的确良做的，我的是用白布做的。我顿时无地自容，抬腿就跑，从那以后天天逃学，直到17岁进青年点之前，再没进过学校大门。”我听了之后唏嘘不已，连连惋惜这孩子让他妈给耽误了。
2006年我回家过春节，向家人打听起这户人家，父亲长长地唉了一声不无惋惜地说：“二犊子他爸得脑血栓了，现在走路都费劲了；二犊子和老婆感情不和离婚了；最惨的是大利，他出去上班，老婆在家与人通奸。大利回来堵个正着，一怒之下把奸夫杀了。好在法院认定他是激愤杀人，从轻判处死缓，保住性命了。那没有20年也回不来呀。唉……”
我听了之后不知说什么是好。易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按说他家不能算是“不善之家”，怎会摊上这事儿？
三、再说住在东房山头的人家
东头也是先后住过两家，均以两口子打仗厉害、有个性而闻名，那房子因而成为“邪”宅。
第一个户主也是湖南人，抗美援朝时是部队的卫生员，转业后在森铁处的医务所当医师，姓张，大伙尊称张大夫。给人外表的印象很斯文，平常总是穿料子制服，皮鞋锃亮，很少和邻居讲话，城府很深的感觉。他业余爱好钓鱼，夏季里他在家门前堆一个粪堆，用草袋子盖着，用来养蚯蚓，准备去钓鱼时打开一翻，鱼饵就够了。他钓鱼回来听大人说只是自己吃，绝对不给老婆孩子吃。两口子时常打架，打一次就要轰动整个山上家属区。他打老婆的特点是每次打仗时先把门插上，在屋里闷头打，无论老婆怎么呼救，邻居怎么叫门，他不打够不罢休。等他打够了，在屋里把自己的仪表修饰好，开门。那老婆不依不饶，大骂着一个箭步蹿出门外。你看到的张大夫是满脸笑容，跟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大气不喘，心平气和地礼让邻居屋里就座。他家有一个平顶的小仓房，老婆冲出去之后三下五除二爬到小仓房顶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点着屋里，跳着脚用湖南话一字一板地拖着长腔，一声接一声地破口大骂：按、日、你、娘、的、狗、找（听着是这么个音，到现在也不知道确切意思）。这时候前后邻居都来看热闹，总要有四五十人围观。这老婆转过身来对着大伙，像列宁演讲似的身体后仰、前探、挥手，不管大伙能不能听懂，历数张大夫的“滔天罪行”。张大夫在屋里和来劝架的人唠嗑儿。绝对不说打架的起因和辩解什么。只是东扯西拉地闲聊。过一会，闲嗑儿唠得差不多了，该骂的老婆也骂够本了。张大夫从屋里出来，用几句湖南话把老婆劝下来，连哄带推弄回屋里。这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早晨起来和昨天什么事没发生一样，照常过日子。再过个把月的，两口子再次打仗，节目形式和前次一样。
有时听邻居妇女唠嗑儿说：“有的老爷们越来拉架的越逞疯，你看人家张大夫看拉架的来了就住手，从来不和拉架的急扯白脸，人家这才叫奸。”张大夫钓鱼不给孩子吃是邻居都知道的，到1963年那会儿，家家粮食不够吃他也是只顾自己。我记得他家有个孩子比我小一点，叫贵礼。到现在我都记得挨饿那年，贵礼的脸刷白没有一点血色，在他家门口坐着，拿起玉米粒大小的土块往嘴里吃，那是饿急了。听大人唠嗑儿也有说看到贵礼吃土块的。不管怎么的，张大夫的做派始终那么内敛斯文。
这户人家也是1965年转回湖南老家，举家南迁了。从那以后再无消息。
张大夫搬走之后，也是搬来一对新婚夫妻。男的是从沟里下来的本地人，在森铁工厂当修理工，人长得丑还不算，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说话口吃加类似女生高八度的嘶哑嗓音。于是工人们给他起个绰号“磕巴”，开玩笑时管他叫“男生女高音”。媳妇是安徽姑娘，怎么娶到手的没人知道。磕巴是孤儿，只有哥俩，弟弟和他一起过。山上这片吃水困难，附近的大井有60米深，很多时候一次只能打上来半桶水。出去挑水以机务段的水最好，一桶水能看到底，极清澈没有水垢。但是距离远，有1公里左右，要经过小火车站，过六趟小火车道。站内有原条车时还要绕行七八十米远，并且回来是步步上坡，这样吃水就成大事儿。别看磕巴人长得不咋地，毛病特多，他一般不挑水，全让弟弟挑，而且水缸要每天清刷一次，次日担回水来要把水缸里前一天剩水倒掉。那时候他弟弟也就十五岁左右，挑一担水得出多少力气就可想而知了。
磕巴的本领和张大夫一样，能打老婆，但是打法不同各有高招。他老婆是安徽姑娘，叫秋菊，谈不上漂亮但是挺受端详的。身材矮，长得结实能干活，嗓门大说话快，嘀里嘟噜得理不饶人，每次发生纠纷磕巴自然吵不过媳妇。于是磕巴发挥他的强项——打。前几次刚一开打，媳妇身材小巧几步跑到街上，与他对骂，全是安徽话听不出个数。磕巴哪里是她的对手，急得腮帮子呼扇呼扇鼓挺老高，嘴里直喷吐沫星子说不出话来。几次之后，磕巴有经验了，再发生纠纷先插门，把媳妇关在屋里打。这安徽媳妇也真是有张逞，第一阶段是与老爷们对打，撕巴，嘴里连喊带骂不闲着，一百个不服；第二阶段是已经被老爷们打倒在地，仍然不服，反抗叫骂，这时候窗户外已经挤满了人，招呼别打了！开门！屋里照样打，只见磕巴骑在媳妇身上，先用巴掌撇子把媳妇制服，然后抄起个鞋底子在媳妇背后“啪啪”地可劲挨排捋，直到拍得媳妇一动不动了，磕巴住手，开门，大伙进屋一看媳妇口吐白沫抽了——休克；这时第三阶段开始，磕巴向来拉架的邻居痛说“革命家史”，用那“男生女高音”时断时续诉说老婆的不是，他自己如何有理，这工夫通过呼唤，掐人中，媳妇长长地嘘出一口气醒过来了；进入第四阶段，最后陈辞：磕巴转向媳妇，呼唤着她的名字，用手指点着开言道：秋－菊－呀，秋－噢就菊，你－你拍着良、良心好好想－啊一想，啊－啊我哪样对——就对－就对不起你，当初我也不是用麻袋把你背－阿就背来的，是你乐意。媳妇这时候缓过来了，仍然不服，把衣服脱下来向人们展示被打的程度。有几次我亲眼看到，她后背上从肩膀到腿肚子全部被打淤血，没有一块白的地方。这时候磕巴看了之后自知理亏，穿戴好了出门溜达去了，打仗到此结束。谁也不知道每次磕巴半夜啥时候回来的，明天早晨起来和昨天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媳妇也不上医院，在家养几天，照常过日子。消停一段时间，两口子再次打仗，节目顺序和前次一样。别看两口子不停地打仗，却没耽误生孩子，那媳妇也真够意思，挨摆给磕巴生了三个男孩，取名：明、升、亮。与他家姓氏组合，这名起得简直是太有才了。我家和他家住了十年邻居，眼见着三个男孩长起来，个个漂亮，这可能是远距离人群杂交优势的缘故吧。磕巴两口子战争始终不断，每次都是这样，后来离婚了，三个孩子随母亲生活。
这房子连着住两家，老爷们都犯同样的打老婆毛病，老娘们都是滚刀肉。于是人们传说是那房子犯病。“邪”宅。人们感叹“一物降一物”，要是错一个人家，这俩老娘们哪个都能上天。
这中间我和磕巴直接打过一次仗，那是毕业后的第一年。一天下午我从青年点回家，快到家门口了，正碰上他追打我弟弟，弟弟那年10岁，很淘气，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了。弟弟在前面跑，磕巴在后面伸着手，像老鹞子抓小鸡儿似的在后面追。我当时想，他追打我弟弟，被我看到了，他一定会不好意思，不能让他尴尬，本想躲着，但已经躲不开了。于是我故意笑着迎上去，和他说：“叔，啥事呀，你生这么大的气？”没想到他开口就说：“你－他妈就－啊就会挑好听的说。”我一听他不知好歹，也来气了。我那年18岁正是浑身有使不完劲的时候，便与他理论。他舞舞咋咋地冲我扑上来，我伸出左手去迎他，他不知这是虚迎，一下子实实在在地抓住我的左手，我乘隙使出浑身的力气抡起右拳打在他左侧太阳穴上。这是在青年点刚学的一招。这一下子把他打懵了直转磨磨，等他缓过神来之后，跑回到家院里拿出一把大斧，叫喊着要劈我，被邻居拉开。他依然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我想这下坏了，等我爸回来准得骂我。他正骂得来劲儿，我爸回来了。那年我爸44岁，戴着前进帽，水晶石眼睛，白线手套，手里还拿点东西。离家挺老远看到家门口围一帮人，我爸没着急，仍然一步一步，面无表情地往家走。到磕巴眼前了，站住。静静地听，看磕巴表演，看不出我爸心理是什么反应。可能是这种强大的定力让磕巴心里没底，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一下子换了一副嘴脸，迎上去冲我爸大声说：“大－哥呀大－啊哥，全－全是我不对呀，我不该和孩子一样的呀。”于是，纠纷就这样自行化解了。又过一年我家从那搬走了。
他离婚之后在森铁处住宿舍吃食堂，我以后转到食堂当炊事员，每天都能看到他。我发现他有长处，他虽然识字不多但乐意看书、看报。有不认识的字他问过我几回。他发现我识字比较多，于是常和我说话。打仗的事儿他没记仇，以后再没提起过。
以后磕巴转到南岔水解厂去了，再没见过他。前几年听说水解厂黄了几次想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