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百年到约公元六百年，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北方的族群都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骨牌效应使得后面的族群推动前面的族群，一波一波地往南推。到了气候温暖地区，人口众多，新来的北方族群侵入了南方，也可能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样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持续三四百年之久，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族群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三国时期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大多数也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前秦①可以算一个，它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不过，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②，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③，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①前秦 十六国之一。352年苻健称帝，定都长安。盛时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东南以淮、汉与东晋为界。394年为后秦所灭。
②大单于 本为匈奴最高首领的尊号，但在西晋末年、南北朝时期，又被一些少数民族官员采用为一种虚衔，一般有大单于封号就有权力号令少数民族。
③征服王朝 美国汉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提出的历史学名词，意指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国本土建立的朝代。
“五胡乱华”后期，北方的局面逐渐澄清，鲜卑人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涵化①，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地带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央派到那里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②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起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小区，国家其实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在几百年里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①涵化 指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而引起的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
②六镇 北魏初为防御柔然，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北，阴山以南，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
文化的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原也是在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逐渐改变、丰富汉人的文化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①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占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
唐代的胡汉双轨制与文武分途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被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唐代的府兵制②并不是全面征兵，而是将北魏军人集团按家户分散在各地，他们拥有土地，也有农奴，是由民间维持的军人世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胡人集团的后代。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可以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找到其存在的证据，但在广义的南方，我们至今还没找到同样的痕迹。
①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337年） 即君士坦丁大帝，古罗马皇帝，306年—337年在位。313年曾与李锡尼共颁《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②府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
③天可汗 “天可汗”是唐代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太宗的尊称，太宗皇帝成为当时天下的共主。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③。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有很多是外邦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①里也有很多回鹘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是回鹘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一直到东北这一带，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的，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南方的道教传统也是占了上风—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的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出文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