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夏，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其密谋活动过程中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进行鼓吹，并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当时复辟称帝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个大合唱中，黄远生也被其党羽威逼利诱，写了一篇违心的文章发表在8月14日《亚细亚报》上，宣称：“国体上基础问题”吾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于迫在目前关系国胍之根本所在，举所其自然之迁就所屈，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是文一出，立刻遭到舆论之批评。章士钊当时在日本东京，写了一篇《帝政驳议》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对他进行了驳斥。至于黄远生，他看到各方面批评后，也有所后悔，故写了一篇《忏悔录》发表在11月份的《东方杂志》上，自己检讨说：“吾曹既因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无一事可为，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日无欲则刚是也。”对这件事，黄后悔莫及，但在袁之党羽看来，认为他态度不鲜明，意欲使其非有进一步之表示不可。在此情况下，黄感觉到北京已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托故到上海，继而取道日本转往美国避难。但没想到当他抵达旧金山出席一个欢迎会时，竟被两个华人误以为他是袁党之小人，便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上述消息传到北京，梁漱溟听到后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悔黄在世时，没来得及把佛家的道理讲给他听，心中着实地不安，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来纪念他。在这篇文章里，梁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缘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颂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呼！稀有！稀有！”接着是谈人生苦乐问题。他认为：人间苦乐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因此，他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在梁看来，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在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永无止境。因此，人生永远陷入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解决方法，只有依靠佛法，破除迷执，没有欲望，做到无我，“自信圆满，无所不足”。
这篇文章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析入佛家一路，而专心研究佛学的结果。此文在《东方杂志》1916年6月至7月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次年，即1917年初，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范源濂介绍，梁以此文为贽，慕名去拜访了蔡元培。蔡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称已经看过他的文章，认为很好，拟请他到北大来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梁一闻此言，受宠若惊，连忙申辩说，他只不过初步涉及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不敢应承。蔡却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呢？”梁答不上来。蔡又劝勉他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大家一起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不要当它是老师来教人，而只当是来合作研究，大家学习好了。”经过蔡元培一番善意的劝勉，梁不便多辞，答应下来了，但因当时他在司法部任秘书职，不能分身，故暂推一位朋友许丹（季上）为他代课。
1917年7月，安徽省督军张勋在北京搞了一场复辟清王朝的丑剧，为时12天便以失败收场。之后，北洋政府内部改组，梁便辞去司法部的工作，南游经苏杭二州而去湖南。原来打算到衡山去出家的，但一路上只见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呼天号地而无人去救。睹此情景，使他深深感觉到战祸之惨烈，良心上实不忍舍去众生，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各界人士。胡适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惊讶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革命的。”
北大任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17年10月，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据他在《唯识述义》序言里说：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那时，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初期，北京大学校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礼教，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梁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这显然是把自己置于这个运动的对立面了。但他的努力还是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起初，他在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书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时指出：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分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编。立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由此可见，在中国学坛上，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作为一门哲学课来教学与研究，梁在这方面是起了开路先锋作用的，是有贡献的。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新文化运动正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前发展，到“五四”前后，梁所讲的印度哲学已远远脱离时代潮流，每周两小时的课程，选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而这时“新潮派”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形势逼人，梁漱溟经过一番慎重而严肃的考虑，或者说是思想斗争后，放弃了佛家学术，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捍卫孔子学说与新潮派展开了斗争。他说：“现在并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文化存亡的问题，现在的世界东方文化不是已经临到绝地了么？形势如此，是不用讳言的。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哪一块不是西方文化的领土？”又说：“东方文化的唯一根据地的中国数十年来为这种大潮流所冲动，一天比一天紧迫，到现在已经撞进门来……直向咽喉处着刀，逼问到东方文化的应存应废……我们真是无处闪避，要赶快谋应付之方。”在上述东西方文化交战的形势下，梁于1919年夏天开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导言里说：“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是问在这西方文化的世界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呢？如果说不能废绝，那么能不能复兴，像西方文化一样发展到世界上去？”梁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部书里，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三种文化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文化（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接着是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并将西方、中国及印度三方面的哲学进行比较。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以上便是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其实质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拥护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又说：“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接着又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踪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之际，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宣扬儒家哲学与新潮派抗衡，从而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在纠正“全盘西化”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此书在1921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时蒋百里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梁启超说：“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但新潮派领袖人物之一胡适的评价，不以为然，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批判梁的文化哲学是主观唯心论。他说：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路”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接着以梁的文化翻身论为例，说梁的出发点是犯了笼统判断错误。梁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若能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翻身为世界文化。根据这个前提，梁推算出：“现在是西洋化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这种逻辑是十分惊奇的，没有什么根据，而只是梁先生“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格的表现。胡文发表后，1923年梁漱溟在北大作公开讲演，对胡进行反驳。他说：“我真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书没有？你说他没有看，他却又能东一段西一段征引我的书文。……胡先生，这糊涂人做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有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马马虎虎胡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踪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前后，革新与保守两派在文化思想学术界的争论是激烈的。
后来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所以到1923年文化界又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这次争论，梁本人没有参加，但与他的书之影响分不开。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里，对梁书评论时指出：梁先生的这部书，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很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并称：“在当时全盘西化，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的问题，确是时代的迫切问题，他的答案当然很足以增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由此可见，梁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从事乡村教育“以青年为友”
时至1924年，梁漱溟到北大教书也有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他深切体会到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是办不好的。原因何在？在他看来，当时学校存在着“官样职务”的关系，上下等级森严；其次是教师在课堂上只讲些枯燥无味的知识，而不管学生的思想与生活。这样的学校是培养不出实用的人才来的。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改革教育制度一条路可走，于是他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的文章，全面地讲述了他的教育主张。他说，他的办学方针是“以青年为友”。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注意到他的全生活。梁认为当时的一般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因此，有必要改变这样的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至于说到“自己求友”，那是彼此帮忙，共同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根据这一见解，他在该文里写道：“照我的意见，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学似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最后他又说：“这样办去，究竟办好办不好不敢知，不过我们决意要试着做，想从这里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