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塞百家坪，斯诺见到了周恩来。周用英语同斯诺打招呼，这使斯诺大感惊奇：红军中竟然有人懂英语！周温和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周的话，使斯诺喜出望外，同时又有点怀疑：这可能吗？
他试探着说：他想访问毛泽东。周告诉他，毛在保安，距安塞还有三天的路程。周为他写了一份需时92天的访问计划，并答应向保安发一份电报，告知毛泽东：斯诺来了。
事实上，中共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是十分重视的，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交的一份问题清单，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的问题，毛泽东同张闻天、秦邦宪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中央档案保存下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保安，四面环山，当时仅仅是一个人口不足400，房屋不过百间的小县城。但却因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府而闻名中外。
7月13日抵达这里的斯诺和马海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他们。欢迎的群众还打出了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外宾”。虽然早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有外交人民委员会，但那时的工作，只是对外发宣言和研究国际动态。在斯诺他们来苏区之前，苏区只有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一个外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使苏区的外侨增加了200%。外交部安排他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实际是几间平房一个小院）里。
晚饭后，毛泽东来了。他用力地同斯诺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他告诉斯诺：可以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毛泽东走远了，斯诺这才回到现实中。“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他穿的什么衣服、长得什么样呀？”“真可惜，刚才发什么愣，居然没记住。”
斯诺一直在努力回忆毛泽东是什么样子，可是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在街上，斯诺见到一个高个子，一边走，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和两个农民谈话。待他们过去后，别人告诉斯诺，那就是毛泽东。斯诺望着毛的背影，大感惊奇，难道这就是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要他命的毛泽东吗？他怎么能这样毫不介意地行动呢？
7月14日，第一次接待西方记者的苏区领导们特意召开欢迎会，毛泽东亲自出席。这使斯诺有机会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
斯诺访问苏区的那段时间（1936年7月-10月），正值陕北苏区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暂息状态。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进入陕北后，接连挫败了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西北军的几次进攻。这时，红军又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同张、杨所部建立了统一战线，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坚持“剿共”的蒋介石，此时正在忙于平息由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挑起的“两广事变”，无力西顾。所以明知张、杨与中共在搞联合，他也不敢向张、杨施加压力，害怕进一步激起事变，无法收拾，只好听之任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得以汇集保安，一面讨论新政策，一面等待着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斯诺“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会见的人交谈”。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
事后，斯诺这样描绘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们的这次谈话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为主题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当前最大的问题便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英美法苏等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所以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决的问题。因此，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希望联合所有国家、民族，各党各派以及民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而且富于雄辩，一下子抓住了斯诺。他不由得向前倾了倾身子，拿起笔飞快地记起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过去，南京政府曾受到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援助。可惜，这些资金和援助都被国民党政府用来进行压迫红军、摧残中国民众的内战了。“这种‘援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真正地援助了中国人民。”现在，“在主要的列强中有些国家已表示决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也有些国家已经表示，决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全中国。这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此外，还有一些一直在侵略者蹂躏下的弱小民族、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如暹罗、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差不多全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友军，我们希望与他们合作，至于苏联，她一向是主张和平的，她是反对征服和剥削任何民族的，这当然是我们的良友。所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其他一切国家（反战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蒂的世界同盟”。
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激起了斯诺的极大兴趣。他一个又一个地提出问题，毛泽东则毫无保留地予以回答。有时毛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斯诺提问。
谈话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入。他还谈到不平等条约问题，外国在华企业和资产问题，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问题，英国的工党、美国的总统选举和两党制、甘地的“和平进军”、英属自治领地的自治权……
毛泽东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他们从吃过晚饭谈起，一直谈到了深夜。斯诺已经感到有点儿疲倦了，而毛泽东则兴致正高，毫无倦意。
要知道，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一次有机会向外国记者阐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宪法大纲》上那几条简单的外交政策，并且是在1936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形势下，阐发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意义重大。加之，随后而来的国共合作，陕甘宁苏区成了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毛不再适宜以国家的名义直接发布对外政策，因而毛泽东对斯诺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毛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就外交问题进行的一次最重要的论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与斯诺之间的这次对话，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斯诺以至整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与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谈话仍在进行。这时秘书送来了拟在第二天刊出的《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的清样请毛审阅，于是斯诺起身告辞。送走斯诺，毛泽东转身回屋，又伏案工作了。
7月16日晚，斯诺又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起草一份急电，他请斯诺先坐下，毛的夫人贺子珍拿出用野桃子自制的蜜饯招待他。斯诺环顾四周，这是两间极其普通的窑洞，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个人的外表，“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泽东办完公务，便开始和斯诺谈话。他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斯诺后来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写道：“他详尽地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领导的抗日‘持久战’，……他对我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他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只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他沉着和充满信心，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毛泽东英明地预见了行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胜的，要经过三个战略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我的战略相持；我之战略进攻，敌之退守防御）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最终将导致中国人民彻底挣脱帝国主义枷锁，获得自由解放。
这些思想被以后历史发展所验证，是惊人的准确。它不但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人民武装以及敌后根据地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连一直与毛泽东敌对的蒋介石也深为折服。他命令国民党军队的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还破天荒地允许毛泽东后来进一步阐述这些思想的著作《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他曾邀八路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他的部队讲述这一思想（如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曾在蒋介石主持召集的南岳游击训练班上讲过）。甚至蒋介石本人在训话中，也仿照毛泽东的说法提出“要以空间，换时间”。
当然，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还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蒋介石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等待国际援助”上。而毛泽东则认为，争取抗战胜利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尽管当毛向斯诺阐述他的这些观点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一切预示抗战前途的征兆还不明显，但是毛泽东严谨的推理和分析却使斯诺感到他的结论毋庸置疑。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为自己能那么早、那么准确地揭示抗战的前途而感到自豪。当1938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一年之际，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抗战将是持久战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两年前提出的观点。他不无自豪地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紧接着毛泽东大段引录了发表在《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上的他同斯诺谈话的原文，据以为证。
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同斯诺的谈话，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他懂得，这绝不只是他个人与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像斯诺后来所写道：“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俩人住得很近，斯诺只须走几分钟的路程，即可到毛住的窑洞。那时，毛的门前仅有一个哨兵警戒。
毛泽东也经常邀斯诺去他那里吃饭。毛的饮食非常简单，常常是一盘儿辣椒，一盘儿青菜，偶尔有少许肉，主食是小米饭或馒头。即使斯诺这样的客人去，也不过是额外加一份儿贺子珍用野果子自制的甜食。有时前方或张学良方面有人来，会给毛泽东送来一些香烟、火腿、罐头等食品，毛泽东除了把香烟留下外，总是把其他食品分送给其他同志，或送给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