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由道形人由道行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首,宋代儒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易传》中所说的“道”指天的变化规则,即天道。天按照这个规则推移变化,产生出了万物和人,万物和人又以天的这一规则为楷模,从而和谐顺应地生存变化。他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日:“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这里的“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界的本然状态,表示自然界实实在在、原原本本,未有任何伪造和修饰;二是指人的精神修养境界,表示人的精神处在本然状态,没有任何主观情欲和矫揉造作。
这里的“乾元”是《易传》的专用概念,指自然界的“天”。
周敦颐认为,圣人之诚来源于自然之诚,自然之诚来源于天。天按照自身的法则不断变化,产生了万物,因而才有了实实在在的自然界,也才有了圣人的无情无欲的精神境界,所以说“乾元”是“诚之源也”。
在周敦颐看来,天的变化是遵循一阴一阳错综交替的法则进行的,没有这一法则起作用,天便不会产生万物,自然界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
周敦颐将天的运变法则,即一阴一阳的错综交替视为道,所以在说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之后,转引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天道变化的补充说明。
周敦颐还说: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盛德修而万物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其意是说,天以一阴一阳推移变化生成了万物。生万物表现了“仁”,成万物表现了“义”。圣人效法天道,以仁义哺育万物,教化万民;天行人效,天下人物便得以和顺驯化。
由此可见,在周敦颐看来,人的仁义是从天那里来的,圣人的作为也是从天那里来的。
当然,“天”在周敦颐的学说中,不是最后的本根,不过,用天道来解说人道,这种从老子那里传下来的思维方式还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和张载。
邵雍创立了一种“先天之学”。
“先天之学”是什么?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推崇天地之前那种存在之物的学说。
在邵雍看来,天地之前存在着一种阴阳未分的东西,他借用《易传》的概念,称其为“太极”,同时又接受了老子的思想,称其为“道”。
在邵雍的学说中,这是道的一种含义,指天地万物之本始。
除此之外,他又遵照《易传》的思想,认为太极按照一分为二的变易法则,分为阴阳,然后阴阳相交以滋生万物。而阴阳相交是天生万物的缘由,亦是万物衍生的缘由,所以也称为“道”。i这是道的另一种含义,指天的运变法则。
他认为,《易传》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第二种含义的道,即天之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说:
道无形无声,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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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
在这两段中,前一段的“道”是指天之道,即天的运变法则,而后一段的“道”则指先天之道,即产生天地的那个东西。
这两段的共同之点在于说明,说到根本上,天地人物都是道的子孙,都遵从大道而行。
以先天之物、人类之祖来说明人类,儒家祖师孔子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在孔子那里,最多也只是说到“天”,而他说的“天”,在涉及与人的关系时,一般说来,并不是指自然界中的天,而是指一种无形的意志。在他的头脑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意志在支配着人的行为,他将这种无形的意志称为天。比如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意思是,既然上天赋予了我安定天下的职责,桓魃想要害我又能将我怎么样呢?又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如果我做的不对,老天也会惩罚我的。如果要问“天”究竟是什么,则孔子便不回答了。不是他有意不回答,而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没有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至于说天的母体是什么,对孔子来说,那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作为一代硕儒的邵雍,在看待人世、观察人生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法却不是儒家的家传,而是从道家那里,从老子那里借用的。
我们再看张载。
就具体观点而言,张载与邵雍有很大的不同。张载不赞成邵雍的“先天之学”,认为天之前再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天是一团气,气是永恒的存在。气凝聚起来就变成了物或人,物化人消就又变成了气。所以,气是宇宙的本原。
因为气是一团虚空,所以张载又称其为“太虚”。“太虚”,即虚空至极之意。
在张载看来,气中原本存在两种相反的性能,这就是阴与阳。阴与阳虽然性能相反,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它们缠绕在一起,你来我往,你上我下,相互摩擦,相互激荡,推动气不断运行,使之时聚时散,造成了物种和人类的生死大循环。在他看来,阴阳的推行、气的往来就是《易传》所说的道。
张载认为,气生出了万物和人类,所以也就将自己的道,将自己阴阳相推的性能遗传给了万物和人类。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皆须循道而行。在这一点上,圣人便是榜样。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说: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悟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参伍之神”,指太虚之气错综变化的潜能。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与天道的变化是一样的,它们都包括在了太虚之气的变化之中。懂得了太虚之气的聚散变化,也就懂得了天道的变化;懂得了天道的变化,也就瞳得了人的本性。
应该指出的是,张载是指名道姓地批评老庄的儒家学者,而在他的学说中,却不自觉地运用着老子以天道观人性的思维方法。由此可见,在张载所在的时代,老子从宇宙论的高度观察人生的思想方法已经深入人心了,深入到了自然用之、不思其源的程度。
2.天有是理圣人循之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是同胞兄弟,人称二程。他们用天道解释人性,用天道解释人世,更是直截了当。
程颢与张载一样,也以天为宇宙之源,不过他所说的天不是气,而是理,即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个抽象的大法,所以又称为“天理”,也称为“道”或“天道”。自此之后,以“理”或“天理”为道,成了二程和朱熹的共同观点。
程颢认为,人性就其本质来说,是天道的体现,因此,只要遵循自身本性,放任行去,也就是道。他说:
盖“上天之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
其意是说:所谓“天”,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可以称其为“易”;“易”也就是变易的意思,《周易》的“易”正出于此。就其变化规则和变化趋势而言,是万物遵循的轨道,所以可以称其为“道”;就其功用而言,是变化莫测的神奇力量,所以可以称其为“神”。就其变化趋势在人身上的表现而言,是人的本性,所以可以称其为“性”;人遵循自己的本性而行,也就是道。
在程颢看来,天的变化趋势和变化规则“道”,是体现在任何事物之中的,在人身上的体现便是性,所以说循己之性行事便是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也就是性,性也就是道。所以他说:
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
程颐比他的兄长程颢说得更明确。在他看来,天理、天道与人事是完全一致的。天理是本,是体,是人事的根由和源泉;人事是末,是用,是天理的功用和表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天理、天道是无形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微者;具体的人事是有形的,可视可见,是显者。不过,既然道理是大法,那么它在天在人也就没有什么差别。程颐将天理与人事相统一的关系概括成了一句话,这就是“事理一致,显微一源”。他说: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显微一源。
有鉴于此,所以他认为,圣人是遵照着天理而行的;圣人遵照着天理行事,那就是道。他说: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3.三纲五常理之流行
南宋时期最著名的儒者有两个,一个是朱熹,一个是陆九渊。他们的具体学问各有不同,但是就思维方法而言,谁都没有离开北宋五子从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路子。
比如朱熹。
朱熹认为人类和万物是由天产生的。天是宇宙的原本,在天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再存在了。而天具有双重属性:一者是有形体的,是构造物类的质料,这就是气;一者是无形体的,是使物类之所以能成为物类的道理,这就是“道”和“理”。
因为道理是天地万物之所以产生和所以存在的终极缘由,所以又称为“太极”,它的具体内容则是事事物物都是成双成对的道理。宇宙之中只有一个太极,但是它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每个事物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就像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它映照万川,每条河流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月亮一样。由此,人以太极为本,按照太极的道理行事;天理在人世上的体现就是人礼,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人性。人世中的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变现。
有鉴于此,所以他说:
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
这“道”,这“理”,这“道理”,这“太极”,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东西,亦即宇宙的根本,天地万物、禽兽人类的根基。不但人性来源于它,而且人世的三纲五常都来源于它。因此,要知晓人,首先要知晓这个道,要知晓这个理。只有以这宇宙的根本道理推及人事,才能对人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就是朱熹的基本思路。
再看陆九渊。
陆九渊在接受“道”、“理”是宇宙根本大法的前提下,更强调人心。他认为人心是“道”、“理”的体现。
在陆九渊看来,道与理本是一个东西,只是在谈不同问题时,说话的角度不同,所说事物的意义不同,所以使用了不同的。
字眼。“道”与“理”二字在含义上虽然不同,“道”是遵其而行之意,“理”是顺序、条理之意,然而二者所指,都是宇宙间普遍的根本的法则。所以他说:
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
在陆九渊看来,道、理为宇宙的根本大法、普遍大法,不仅天地不能逃避,不能违背,人类也不能逃避,不能违背。谁要想逃避道、理,就会遭受灾祸。他说:
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其蒙蔽则为昏愚,道彻则为明知。昏愚者不见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见是理,故能顺以致吉。
正因为道、理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所以,人的本心,人的仁义之心便是道、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道、理就是心,心也就是道、理,知晓了心也知晓了道、理,而要想知晓心,也就要知晓道、理。所以他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日“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日“夫道一而已矣”;又日“道二,仁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日:“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日: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在这段论说中,陆九渊引了许多孔孟有关人心、人性及人间世事的话。这些话,在孔孟那里都有各自的含义,而陆九渊则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人心、人性、人间世事都出于一个本根,这就是宇宙大道,这就是宇宙之理;要知晓它们,说到根本上,也就是要知道、知理。
4.为仁为义则谓之理
下面,我们还需要考察—位大儒,这就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
王船山是宋代以来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理与道区别开来,认为理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道是各类事物的类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