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意大利1469年-1527年）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个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分开，对政治问题加以独立论述，对法律、军队及君主的治国之术加以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扭转了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
——《简明西方哲学史》
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但是唯独意大利在教廷和外国列强的干预下四分五裂，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意大利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早在14世纪初，但丁就曾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使世俗政权摆脱教会的干涉，建立统一的君主国。而更加完整地、系统地论述这一要求的，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以他的《君主论》一举成名，享誉后世。此书颇具传奇色彩，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一方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方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被世人瞩目，是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和为君之道的最独到、最精辟的“验尸”报告，许多君王也都将它视为宝典，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欧洲的若干学者都相信，千百年来，《君主论》是人类写过的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之一。据说，法王亨利四世被杀时，人们发现他贴身带的，竟然是一部染血的《君主论》；路易十四，这位赫赫有名的法国君主，每晚必温习此书，他说，不读此书不能高枕而眠；拿破仑对《君主论》百读不厌，胜利的联军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从缴获的拿破仑的御车中，发现了一本他写满批注的《君主论》；在希特勒的卧室中，桌上床边总放着《君主论》，他说，他时常研读此书，从中汲取力量；至于马基雅维利的同乡墨索里尼，则更是对此书推崇备至。他说“《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仍有生命力。”他常说，我第一敬佩的就是马基雅维利，并把自己看成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统一意大利的理想人物。在他进军罗马夺取政权之时，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去世400年之后，意大利隆重重印《君主论》，举行盛大仪式，拜献于墨索里尼之手。可以说，现代政治首脑无不是从《君主论》中汲取治世的精髓。即使不当众承认，也在密室中聆听马基雅维利的教诲。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舆论仍把《君主论》列为影响人类历史的10部著作之一，把它和《圣经》、《资本论》摆在一起。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之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维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名字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
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超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但是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在身后几百年里声名不坠的却并不是很多。有些人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名声来自于他摧毁了基督教的道德体制，而用对强权的崇拜来取代对于基督的崇拜。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但是未免失之偏颇。马基雅维利不仅在对于政治道德的认识上超出了他的时代，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如此。
《君主论》能够在后来的西方历史里一直被人重视，其原因也就在此。在这本书里，马基雅维利写下了权力语言的语法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仅在16世纪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历史的长廊里一直回响，直到如今。从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洞见来看，他固然是伟大的，但是还不止于此，他还为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人们——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不管政府的体制如何变化，不管喊出的口号有多么响亮动听——确立了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把握住了马基雅维利的伟大之处。
《君主论》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前面几章为第一部分探讨了君主国的种类、获得方法以及如何保有和进行统治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告诉人们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而它们是依靠武力、幸运或能力获得的。随后作者对各种情况进行了逐一分析。他指出了不同的君主国、通过不同方法获得的君主国自身的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向君主和统治者提供了相应的统治方法：世袭的君主国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受君主统治，基本上没有革新的思想和动力，因此在这种君主国中，君主只要不触犯原有的祖宗之法，遇到意外时随机应变就够了；而混合君主国的情况较复杂，这就要求君主针对不同情况，或者灭绝旧君血统却保持当地原有法律、赋税等，或者亲自驻扎以及在要害之地殖民。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君主国，取得时困难，保有时则容易；相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君主国，取得时容易，保有时就难了。
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关于军队的问题，关于进攻和防守之道。作者阐述了军队的种类，以及雇佣军、援军、混合军和本国军等各种军队的特点，最终得出结论，君主必须建设和依靠本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君主本人也要精通这门专业，“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考离开军事训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谆谆告诫君主雇佣军和援军是不可靠的：因为雇佣军的懒散怯懦无法保护本国或攻击别国，而其首领不论是平庸还是能干的，都有其害处；援军不论胜败，都不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它的危险甚至比雇佣军“多得多”；混合军也会产生依赖性，只有“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本国军队才是最值得信赖的。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君主应该怎么做的，这是作者从历史和生活实践出发得出的最大胆创新的理论。也正是这一部分让马基雅维利及其著作不仅遭到了他所预见的强烈反对，更是受到了他没有预见到的几百年的更多的口诛笔伐。作者讨论了君主应该是残酷还是仁慈；应该被爱戴还是被畏惧；应该如何守信，如何避免受到蔑视和憎恨；应该如何对待下属和遴选良臣等问题。最终马基雅维利得出了理想的君主：他应该是“狐狸”和“狮子”的统一，但要表面上装作具有美德，装成一个伟大的“假好人”，他还应该讨好人民，选拔良臣，听取忠言。而最重要的是，他面对环境具有灵活性。
《君主论》毫无保留地选择了以现实为出发点，马基雅维利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他对于那些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鄙夷和不屑——赤裸裸的现实使它自面世之日起就一直备受争议。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流动着两种血脉：一种要求我们维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行事要合乎规范；另一种则要求我们凡事以利益为先，在现实的各种限制下便宜行事。对于人性这种矛盾的探讨可以一直上诉到阿里斯托芬：他毫不留情地打碎当时人们的梦想，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能力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自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此而分为两类：一类人充满热情地追求理想；一类人苦苦思索，探索现实世界的来龙去脉。正是后一类人的思索为《君主论》打下了基础。并且，只要人们对于政治的思考必须要以现实为基础，《君主论》的深度和风范就永远不会褪色。
镜子里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年代是文艺复兴早期，当时的人们通过种种途径，重新发掘出了众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并且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马基雅维利在赋闲的14年里遍览群书，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政治的洞见。正当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书斋里静心写作时，外面的世界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罗马教廷产生了一位新教皇——乔凡尼·美第奇，也就是利奥十世。这位新任教皇打算在意大利境内分出一块土地来，让他的侄儿洛伦佐来统治。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样一位新出现的君主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他可以赢得洛伦佐的好感，也许他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庄园，重新回到政坛上。在此之前，马基雅维利曾写过一部鸿篇巨制：《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史论》）。但是《史论》的篇幅实在过于庞大，另外，它的内容过于枝蔓，不适合作为进献之用。马基雅维利于是把《史论》中的一些章节和思想拿出来，将它们改写成短篇论文的体裁，最后将这本书命名为《君主论》，这是公元1513年的事情，全书的编写总共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马基雅维利把这本书题献给洛伦佐·美第奇，并且送了一本给他，不过洛伦佐对这本书根本就不屑一顾，并且很快就把它忘了。然而《君主论》很快就被人们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里广为传播，其名声甚至在马基雅维利在世时就已经很响亮了——只不过是不公开的。而在马基雅维利去世以后，这本书则更被认为是彻底改变西方世界的著作之一。
然而贯穿全书的理性精神却绝不是可以用“平凡”二字来概括的。马基雅维利的这本书完成了一场革命：思考政治问题的方法学革命。在他以前的众多人文主义者在讨论君主如何统治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流于学究气就是理想化，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往往不外乎是玄学和神学。然而这些都被马基雅维利抛到了一边。他的全部论述都以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作为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在他同时代的政论中所未曾提及的。
没有在政论中出现，并不表示当时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当时的政治行为和社会风气的标志。我们可以看看取自《君主论》中最著名的第18章“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忠于诺言”的一些片断。他写道，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的老师喀戎是一个半人马，这件事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半人半兽的。”“因此君主必须知道如何以野兽的方式行事。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同时具有狮子和狐狸的长处，因为狮子无法识破陷阱，而狐狸却无力抵御狼群。”“一个君主如果认为守诺对他的利益会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不应该守诺；如果让他必须守诺的约束条件都已经不存在的话，那他也不必守诺。”“因此，一个君主并不是非要具有上述的品质不可。但是，一定要做出他具有这些品质的样子——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当马基雅维利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社会风尚。他其实只是忠实地描述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社会风尚。他以传统的人文主义者惯用的体例写作，但是却以彻底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贯穿始终。尽管当时的人们无一例外，都在按照这种现实主义思想行事，但是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却没有任何人系统地将这种政治思想表达出来。
马基雅维利以极大的勇气，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理想化的成见。他的洞见使他得以将“人应该怎样”和“人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清楚地分开——这也就宣告了存在于理想中的“完美”的制度和受限于种种现状的“现实”的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施瑞德）
小书大作
1513年，马基雅维利从美第奇家族的监狱获释后，回到了他父亲留下的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小块薄产上。在那里，为了深入探究和思考他过去的丰富经历并取得成果，也为了能博得美第奇家族的赏识，重返政坛，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他的“小书”——《君主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