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不解的是，多数人都会有两到三个属于自己的“小迷信”。一般来说，这些“迷信”的出现的情景通常能唤醒短暂、愉悦的兴奋感。人们很难去解析这种情感的出现。我们是将这一现象视为灾难即将降临的原因，抑或只是我们无力避免的不幸所发出的预警信号呢？一些迷信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若是不小心将盐洒①到地上，那么就要站得笔直，抬起右手，在高于左肩膀的位置，洒下一些与此相克的东西。每当遇到这种情形，我总是这样做的！我猜想，人们可能觉得善良的天使与邪恶的天使不时会出现的——善良的天使在右手，而邪恶的天使在左手。将盐洒在地上，瞬时激活了邪恶的力量，而将右手越过左肩膀，就可在邪恶的眼皮底下将其赶走。一般而言，大多数的迷信都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在的解决之道。在打破一面镜子，或是看到初升的月光照在玻璃杯上的时候，很多人都只能“坐以待毙”，内心颤抖，生怕恐怖的灾难会在某刻突然降临。还有一些迷信的心理，比如在梯子下行走是不吉利的。但是，我却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我想，这种迷信心理产生的根源只是“以防万一”的心理作怪罢了。难道是因为害怕被掉下的瓷砖砸到吗？可以肯定的是，由来已久的恐惧存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那个荒蛮的时代，那时人类认为这个世界充斥着无形的邪恶精神，会对任何犯错的人都给予狠狠的报复。但让人不解
①在西方文化里，盐洒在地上被视为一种不祥的征兆。的是，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那么琐碎与无害！要是某人故意犯下罪恶，“迷信”给此人相应的惩，这似乎更为明智一些。但是，招致不可思议的恶意力量进行攻击的现象，几乎都完全是偶然的，而且报复的概率是极为随机的，让人难以琢磨。
深陷迷信中的人绝非一概是心灵脆弱或愚钝的。在很多精力旺盛与具有理智之人身上，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迷信习惯。我的一个亲戚身体素质极好且神智正常，但却是一个迷信的“痴迷者”。某个冬夜，他跑到我的房间。当时房间里点着三根蜡烛，我正在伏案写作。他跑到案台边，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根掐灭，我对此表示不解。“要是你点上四根蜡烛的话，我不介意，”他说。“但是三根的话，这是最不吉利的。”
更加怪异的是，迷信之人从来都不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究。倘若他们违反了一个迷信的原则，他们就记录下来所发生的结果，无论是否会出现所谓的后果。那么，他们就可确认或是摒弃这一迷信的理论。但是，他们就是不这样做。我曾对一位认为就餐时人数为“13”就很吉利的人说，这个数字其实只是一个百分比而已。要是“13”是吉利的话，那么“14”、“15”这样的数字也一样吉利啊。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智慧的女人，她回答说：“哦！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都有理智这个让人‘讨厌’的习惯呢！‘14’是不对的，我每次与教堂牧师聚餐的时候，都要求人数一定要刚好达到‘13’，结果什么不祥的事情都没发生。这已经被证实了很多次了。”
在历史上，关于迷信最为有趣的两个例子，莫过于莫德大主教与约翰逊博士了。大家都记得莫德所做过的梦，其中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梦中，他的牙齿全掉了，只剩下一颗，而他“用双手费力地固定着这颗牙齿”，祈祷这一切都不是灾难的前兆。显然，这是一个将事情原因与表现方式混淆的典型例子。即便这个梦境会触发一些灾难，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坐等所谓的后果。否则的话，这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善意与及时的告诫而已。但是，祈祷着这一切不要是灾难的预兆，这彰显了心智混沌时有趣的一面。莫德总是从圣诗与教义中搜索一些劝寓或是预示的内容，虽然他精力充沛、为人果断，我行我素，对他人的情感也不怎么体谅，但他的这方面举止还是显示出他紧张的神经，内心的焦虑。约翰逊博士则没有那么古怪。在他睿智的幽默与敏锐的思维背后，他其实患有不为人知的忧郁症。谁能忘记他的“迷信”举止：走出大门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先迈出右脚，接触到支柱后，嘴里呢喃着祷词，或是毫无征兆地大喊一声的情景呢？
在所有古老的迷信故事里，我想西塞罗讲述的一个故事应该是最为有趣的。因为，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这种习惯心态的本质，而且还让人对拉丁字母的发音增添几分好奇心理。当时，西塞罗在布鲁迪辛乌姆，即将乘船前往希腊。一个卖主来到码头，叫卖着“柯尼安无花果”①。（“Cauneas！Cauneas！”）西塞罗说，那时他决定不能马上动身，接着改变了相应的行程。事实上，“Cauneas”这个拉丁词语是正常的发音，与“Cave ne eas”（不若归去）一词发音相近。叫人疑惑的是，西塞罗并没有想要劝告与他同行的人不要登船，他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破解这个征兆，这也是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所持的一般态度。我们认为，所谓的天意并不只是负责分配好运或是霉运，让人无法扭转灾难降临的命运，但是，冥定的天意会以某种渺茫的方式让少数为命运所青睐的人得知祸福将至的前兆。正是这种心态让整件事充满着某种堕落的味道，因为这暗示背后暗藏着变化莫测的恶意精神，这种精神以让人感到失望或是恼怒为乐，会与人们开一些难堪、尴尬的玩笑，就像天卫十七星上那个野蛮而残忍的奴隶卡里本②。
①原文为“Caunean figs”，据古罗马前三巨头克苏拉 （Marcus Kicinius Crassus Dives，（前115~53））在乘船去叙利亚作战时，听到有人叫卖柯尼安无花果，但执意出发，最后战死。因此，“柯尼安无花果”被视为凶兆。
②卡里本，即Kaliban，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一个野蛮而残忍的奴隶。他时常梦游到天卫十七星上去沉思，因为他相信残忍的上帝在那里。
“休要爱，休要恨，只要选择即可。”
我以为，教育的普及会将这些迷信扫荡干净。但是，这些古老的情感会在偏远的地方或是乡村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残存更久，这是必须要默认的。多塞特郡塞恩·阿巴斯有一尊长达200英尺的人物塑像，雕像竖立在白垩的草皮地上，塑像名称是塞恩的男人。这尊塑像代表着一位巨人，手中紧握着破旧的球棒。塑像成型的日期不详，但可以肯定是在罗马帝国征服英国前就已经雕好了。从恺撒生平的记录可知，有些俘虏被柳条紧紧地缚着，最终在可怕的仪式中被活活烧死。僧侣试图将此改名为圣·奥古斯丁，宣称雕塑手中所握的棍棒代表着鱼类，说明他曾越过海洋，以此增添浓厚庄严的宗教意味。在这片盛产海鲂的海域，这尊雕塑的寓意让人费解。毋庸置疑的是，这尊雕塑曾招引了很多丑陋与邪恶的迷信。直到近代，这里才停止了一些最为野蛮的宗教仪式。在偏远乡村的角落里，之前存在着很多这种古老黑暗的仪式，我想现在想必应该都绝迹了吧。坊间流传着一个很逼真的故事，说一个插满别针的蜡像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被发现了，这只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情。人们该如何彻底摒弃这些阴沉的传统呢？毕竟，这些传统是很难完全被连根拔起的。笃信世代遗传下的这些习俗的本能信念，是任何理智的争辩都无法彻底根除的。
在饱受教育的群体里，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些人大多抱着真诚的心态去面对迷信的行为与思想，他们也模糊地意识到，这些思想与行为的背后或许真的具有一些内涵，所以最好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觉得，若是厄运的征兆无法避免（倘若征兆出现后真的降临灾难），这对于心灵脆弱之人是很坏的消息。饱受教育之人相信，一件事征兆的灵验要比一百件都不灵验的事情都更为可信。通过转变思想，人们就可以心照不宣地远离“迷信虚荣的魔爪”。
智慧要一点点增长，高山要一步步攀登，不必一蹴而就。很多善意明智之人在清楚事实真相之后，在告知他人这个真相的过程中，若他人顽固地不予接受，就会变得烦躁起来。这是直觉与理智源远流长的斗争，胜利的进程是缓慢的。正如曾经代表专制反动的庞大势力的建筑，现在都早已轰然倒塌，成为一片充满诗意的废墟。每当夏季来临，这些废墟都会吸引很多游人前来游玩。所以，这些古老的力量似乎只是转变成一些美好的习俗而已。这些习俗很有趣，毫无负面意义，但人们却经常被它们所左右，这真的很难去解释。这个世界上，总有神秘与可怕的事情让人疑惑不解。但是，任由臆想的恐惧增添肩上的负重，折磨自己的思想，然后妄想以一些古怪或是毫无意义的仪式来获得解脱，这些都是毫无必要的。
艺术就是人生？
我的一位老朋友与我一样都是作家，但我们的创作观点大相径庭。我们时常会讨论写作的苦与乐。之所以说苦与乐，要看你是否顺着他的意。我们没怎么讨论写作的工具或是习惯，无论是铅笔或是钢笔，坐在桌子前或是趴在长椅上，这其实都关系不大。我们讨论的是写作的技巧，或者说是写作的艺术。他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只是一位“工匠”式作家，而他则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又或者，我只是一位“业余者”，而他则是“专业人士”。对于他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认同。当然，他会告诉我一些貌似让人震惊的事实。比如，在他写作之前，脑海中已有了极为详尽的计划，他清楚每一页应该写什么内容，甚至细化到了每一行的字数上。当然，我在写作时也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但在下笔之前，我不敢确定某一部分大约会占据多少篇幅。当我说出这样的想法时，他露出不屑的笑容。他语气坚决地说，这样的说法就好比一位雕刻家在雕琢塑像时，说自己不知道塑像手脚的比例该多大，是否一条腿应比另一条长一倍。对此，我的回答与林肯总统的回答是相类似的——当军队参谋在讨论着一位最优秀士兵的身材比例时，其中一人问：“那他的脚应该多长呢？”林肯总统回答说：“我想，脚的长度至少应该够他们站立在地面上！”
朋友听我说完之后，笑了。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关于写作艺术的讨论，准确地估量素材的价值，然后加以利用的问题。语言必须随作者而动，而不是让作者受语言摆布。对此，我反驳说无论最终长出什么花朵，都会自有其形状与结构的。朋友说我不尊重文学形式。
事实上，我是很尊重文学形式的。我以为，世间万物的好坏曲直，其实取决于我们所选取的眼光。在作品的意义与写作风格上，作者是希望这些永恒存在，还是如流星划过呢？我想，真正能留下来的，也只是个人的写作风格了。以迷糊的语言或是混淆的思路表达深沉或是伟大的思想，是不会招引读者的注意。这也根本不能与用华丽的语言、扣人心弦的表达方式包装下的轻浮或琐碎的思想相提并论。比如，诗人的思想一般而言都不是充满新意，也不一定是细腻的，而是我们平时也会说出口的东西。只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思想用对称的诗句齐整地表达出来，就会感叹说：“就是这样了。我在脑海中已经这些话语思想了不下数百次，但就是难以将其形状勾画出来。”作家之所以显得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认可他们的思想。之前，作者很多的言语显得那么朴素与寻常，但以诗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后，瞬间就能让读者感受到这种思想的美感。我们看到一张被人赞美的脸蛋或是创新的形式之后，多数人都能感受美感的存在。但是，诗人却能透过生活的劳累与日常的蒜皮琐事，找寻最为简朴的美感。
我想，相比于表达思想时的侧重以及平衡感，也许我更看重语言自身的美感。诚然，作品合理的结构与呈现的形式，也是我所愿意看到的。若是写作的形式过于明显，在我看来就好像一株修剪整齐的紫杉树。我更愿见一棵树顺其自然地生长，而不是被修剪成孔雀或是花瓶的模样。
我们的“邻居”法国要比英国人对文学形式有着更为执著的精神。虽然，他们所写的故事与小说里不乏对形式的妙用，但我更多感到的，是压抑而不是兴奋。我觉得，他们的文学缺乏生命应有的自由与自然。他们创作的艺术形象的厚度，与人生及人性的品格都不大相符。若是某位作者想在一本书里真实地描绘生活以及人的性格，那么，我觉得他就该遵循生活与个人性情的自然发展规律。若是一本书充满作者“操纵”的痕迹，我会觉得这本书只是一出木偶剧，导演在背后用手牵引着木偶的一举一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精彩的演出，让人觉得有趣，但这并非我所要找寻的乐趣。我所欣赏的，是生命的神秘、断续，甚至插曲，而不是作者流畅但不真实的文字。因此，我偏爱内容结构松散、描述生动的书，就如托尔斯泰①的小说没有给我纠缠于形式的感觉，而更像生活本身所应展现的画面。我不想看到世上每样东西都需要一个解释，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事情都排列的整齐有序。我期望更为宏大、不羁与杂乱的东西，一如生活本身所呈现的内涵，这至少让我感觉到某种宏大与杂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