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发生在何种层面，不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还是在国内政治机构的框架内，抑或是在正式机构以外的社会总体行为中，政治程序均显示出自己的性格，它与其他社会行为体系的程序，尤其是与传媒体系的程序大相径庭。为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借助大众传媒对政治的中介必须按照它的方式彰显每一个所报道的个别事件的特殊性。即使各个因素交互作用、占据不同分量，并且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登场，政治程序都表现出其特殊的逻辑。至于如何识别和评估政治逻辑的因素起何种作用，其中哪些因素对何种公众而言可算是已知的或无足轻重的，则必须根据具体的事件才能确定。然而，只要大众传媒自认对民主公众的诉求负有责任，那么，为帮助公民在考虑到将来可能的行动而认识和理解每一单个事件的特点时而提供某种恰如其分的标准，是大众传媒必须正视的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决定性挑战。否则，从民主政治的视角出发，大众传媒的合法性及其对政治共同体更高层面的基本价值所起的作用就必然受到质疑。
不论政治在何处出现，政治逻辑一方面是理解政策不可或缺的分析手段；另一方面，政治逻辑又是包括传媒在内的恰当中介的一根准绳。政治逻辑提供了基本概念和模式，根据它们，具有特殊性的政治行为本身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分析、评估和中介。政治始终表现在政治共同体文化（polity）、政策（policy）和政治程序（politics）这三维中。
政治共同体文化意指在各所处的时空中固定的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纲领及其见诸于文字或非文字的标准和规定。它既包括宪法和政治程序过程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形成政治共同体的社区政治文化。虽然这些先决条件给予了政治以意义和方向，但它们通常并不为人所注意，而且也常常并不走到前台。只是在2000年11月7日的美国总统选举发生计票风波后人们才陡然注意到，见诸于文字的规定及沿袭的政治习惯对于恰当认识这一政治事件具有何等意义。以“赢者通吃”为原则、以选举人为中介的间接选举机制对美国国内外观察家而言几乎都十分陌生，而正是它导致了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那场闹剧。这一美国政治文化成了理解候选人、竞选班子及诸多相关法院对该次尴尬事件所采取的部分已属荒唐的应付方式的钥匙。在该政治文化的这一事件中，原本神圣的两大基本原则竟相互矛盾。这两个基本原则是，“每一票都必须计算”和“败者应不失风度”。最高法官当选的方式、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当中的投票关系和作出相关决定的个别理由最终凸显了这一政治事件的核心。有鉴于此，不能从中看到所有这一切的那些报道毋宁说是提供了围绕该事件的扭曲信息。至于从当时的行动框架条件出发，进行怎样的报道，什么或是多少可以避而不谈，什么又是非报不可，完全是新闻工作上的衡量问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只有当每次均参与其中的所有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为报道者所熟悉时，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恰当的回答。虽然政治文化的框架因素原则上会有变化，从而自身可能成为政治决策过程的有争议目标，但它们在每一个时政程序中都起着作为其规范前提的作用。它们构成了政治行为的最少外露的那一部分。
除边际情况外，首先在仅具象征意义的表演政治的无内容行为中，政治也常常表现于政策这一维中。这里，行为者总是试图借助行动纲领解决政治定义问题。为此，行为者确定并使用似乎显得合适的手段。对于解决问题的合适手段的设想一般以利益和价值为基础。面对通常并存的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行为者总是会选择最受他青睐的那一种。至于借助获得通过的纲领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在政治程序中作为合法根据的目标，这通常是在政治决定做出很久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政治的第三维是实施行动纲领的程序，即政治行为程序。该程序作为一种行动结构的动力而形成。在该结构中，不同的行为者将不同的利益带入游戏。他们援引合法性理由，经由妥协或共识，经由谈判或有不同权力资源参与下的多数形成，在可资利用的权力资源框架内尽可能使自己的解决方案获得通过。属于实现政治目标所需资源的首先是社会和经济力量、知名度、声誉、金钱、威胁潜力、有效的公共合法性理由以及在传媒民主中占优先地位的中心行为者们所拥有的传媒魅力。
政治无例外地发生在这三维以及同时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中。虽然描述这些因素的此类概念属于分析性范畴，即旨在解释政治过程的科学观察结构，它们仍可被视为经验性、可验证、可调节和可反驳的方案，在政治程序中自我出现并起作用的现实因素在这些方案中被归纳并相互发生联系。这三维的总体和它们所描述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特殊形式与经济程序逻辑或文化程序逻辑不同，可以被称为政治的逻辑。它总是构成政治事件的核心结构和动力。在这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中，所描述的那些因素的本性、分量、背景及其特殊作用都属于经验调查问题，而绝非是对某种在各细节上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先定模式的运用问题。
不论是对政治逻辑自身更切实的理解，还是对来自政治世界的真实事件的理解而言，有意思的是，政治逻辑上存在某些边际情况，在那里，其中的一个政治维似乎消失。在两种非常情况下：革命和内战，政治共同体文化维似乎不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从而在政治过程中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同体旧有的政治秩序框架被多数公民所唾弃，试图继续保持这一政治秩序的那部分人则遭到无序暴力的攻击。攻击者的目标是，创立旧有程序规定以外的新秩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在总是有限且常常短暂的革命间歇期，会出现两种相互竞争的集团，它们在原先统一的共同体领域内相互斗争，以便引入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程序、标准和政治决策目标的新基本规则。与此相反，在这一过渡期内，两个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具有约束力的标准和规则。但是，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是否会继续在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内共生，以及相互竞争的规则中有哪一些会对大家都具有约束力，这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能得到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在整体的形式和内容处于纷争状态、对所有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四分五裂的情形下，政治文化的行动范围对各集团而言仍然继续有效。与此同时，政治文化转变成政策，即转向需要加以解决的引起争议的具体问题。因此，对政治过程的组成而言，政治文化在一个短暂时段内起着双重作用。
在某些政治共同体内似乎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政治过程。所有那些具有强烈的政治迂回战略色彩的制度都属于这类政治共同体。至少在这些制度按其自身标准正常运作的阶段，那唯一的、对替代性办法的公共讨论、对许多行动者的参与以及对批评性的意志形成过程而言遥不可及的权力及决策中心将确定，到底存在并需要解决哪些政治问题，以及在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中哪一个最恰当。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政治迂回战略，适用于具有类似结构的传统主义——种族的、技术官僚的以及极端主义的各种形式。在20世纪，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迂回战略被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共产主义制度以结构上相类似的形式所实践。在斯大林主义高峰时期，那位专权者一人决定，哪些具体项目可以被列入议事日程，以此解决他所掌控的社会的政治问题；可以选择哪些实施战略；应考虑哪些利益，以及可以考虑或抹杀哪些公众的意见和价值。有明显的决策选择、各行为者在政治舞台上提出不同的解决战略以及各种行动战略和社会权力资源公开得到动员的这样一种正规的政治过程，完全难以从外部观察到。在那个巨大政治体系中心内发生的政治过程最多也是以萎缩的形式出现。不过，虽然公共观察者基本上无法看到，但从原始文献出发一再显示当时过程的重构，在此类制度中依然存在着正规的政治过程。对根本意义上的政治过程的公开否认正好证明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政治实施战略。
在当代传媒民主中，政治学上被称为无事件政策的情况日益频繁。无事件政策描述了那种实际上并无公开的政治维的政治表演。如果一位政府领导人在有大量媒体参与的情况下在首都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某一政策未来将由他亲自过问，那他就是导演了一桩政治事件，并且其中起初的确缺乏政策维，即有内涵和可验证的解决问题所要求的行动纲领。同样，对有大量媒介参与其中而其失业率仍将大幅上升的某地区某工厂的剪彩表演事件也可作如是观。画面和仪式让人似乎目睹了一个从因果关系上看将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的政治行为，但实际上，参与表演的那位政治名人，既没有对建设该工厂发挥过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也毫无能力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实施有效减少失业人数政策的要求。这种象征性的安慰剂政治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根据传媒作用法则精心导演出来的行动纲领得到了实现，而这一假象在“实际的”机构性行动层面上则难以制造出来。政策层面在此类事件中转变成政治行为层面，即公共合法性追求、权力确保或许诺解决现存问题的过程。此时，政策已然消失。实际的政治内容局限于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层面，当然，它指的是追求政治合法性和许诺解决问题的更为广泛的目标，而不是指那种导演出来的政策维。虽然，在个别情况下不易确定，政策维是全部还是在决定性的部分变得毫无意义，但它至少在此类政治行动中不起建设性作用。同时，十分典型的是，这一导演出来的东西自有其位置，并与此相应地在观察者的感受中扮演了“通常情况下”它该有的那种角色。这一边际状态至少表明，在公众对合法政治的理解中，“政策维”不可或缺。因为，最终而言，它总是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合法性部分。这一边际状态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现在已成为一般政治观察家通常难以看透的政治组成部分。
在实际政治领域里真实的作用因素符合政治各维内那些基本概念。它们被基本概念所指认并被部分地描述出来，也就是说，被建构在理论中。它们有可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语言描述，并以不同的尺度被互相区别。所以，在各作者的文章里，它们不一定会是完全一样的方式和完全一样的尺度。然而，在其内涵中，它们代表了政治学家对政治实施过程中始终扮演角色的真实因素的一致看法。它们无法避免的交互作用正是政治的典型逻辑。只要传媒结构因此提出要求，对政治起中介的作用，而非仅仅作为内容空泛的传媒自我导演的由头和借题发挥的材料，政治逻辑的各个重要部分在传媒结构中就必须是可见的。不论传媒表演何种活动，从其主题中必将会制造出什么东西来，这是它们获得实质合适性的必要前提。尚能使政治的本有逻辑显得合适的表演主题与政治在其中只是传媒娱乐表演由头的空洞表演之间的区别证明，这一区别是对传媒政治中介作民主政治评判的决定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