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适应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口味从而保持影响的压力，导致娱乐化的剂量的不断增加，并首先在电视和通俗印刷媒介那里造成传媒和交流供应的平庸化。满足这种需求的演员政治家表明这一游戏中存在着何种可能性。20世纪末在若干重要国家获得政治家声誉的那些出人头地的大众演员可以作为产生于相关程序的平庸化的典型。这些大众演员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的娱乐角色带入政治领域，并使自己的观众成为选民。政党首先是官僚机器，其中官员的利益成为不受社会控制的自在之物的观点，在传媒人士那里形成这样的看法：政党民主通往传媒民主的过渡最终意味着民主的重大进展，即使是演员政治家在即兴表演时也比政党里那些专业政治家中的政治业余演员们离民主更近。
相关的论点有各种形式，但均来自于少一点政党，等于多一点民主这样一种基本等式。该等式的出发点是，由传媒介绍的大众主义是当代最直接的民主道路。为生动证明这一论点，记者迪尔克·库尔布尤维特于2000年撰写了有关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杰西·文图拉和菲律宾的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这两名演员政治家的小传。他在总结中对自己提出的“演员是更好的政治家吗”这一问题作了有一定限制的肯定答复。这两名从前的秀星因其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成为“无需政党机器的帮助而广受欢迎的唯一的政治家”。当传媒社会的几乎所有别的政治家最终只是在传媒舞台上为本人及其所赞成的事物笨拙地试验其表演艺术时，这两位演员政治家——尽管以纯粹表演性质及其似乎无规则的政治实践方法出场——以典范的方式展示了可以替代职业政治家们的传媒表演艺术的事实上更为民主的手段。
这一判断具有广泛的意义，因为，它显示了传媒民主内某种政治新闻观的职业自我反省态度。
与来自政党的职业政治家不同，这两位演员以亲民形象出现。因为，据称他们有着五光十色的生涯，熟悉这个真实社会的角角落落。他们对自己的出场效果非常自信，无需在新的政治角色中加入表演的成分，也无需有任何顾忌和对效果的计算，似乎自己就是人民中的真实一员。还在他们决定使自己的表演能力成为政治发迹的基础之前，他们的表演天分和传媒能力本来就已经能够使他们成为成功的职业秀星。但是，正如那位记者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体现了与传统类型政治家的“文件夹－政治行为”相对的“人体－政治”原则。传统类型政治家把时间全放在对行政规定、文件、谈判方案和文本的研究上，“经典政治的拖沓和索然无味、那整个的官僚主义气息、非感官性和非人性便产生于兹”。相反，人体－政治家则运用他具有强烈传媒效果的身体所带来的直接性，避免无聊的论据或信息，而观众则被其纯粹的娱乐性所深深吸引。这两个甚至在夜游状态下也能万无一失地演出的政治家无需作假而展示其“真实面目”，因而有理由获得民众的好感。
演员政治家并非一定先要有政治组织的同意，然后才能试验并证实其公开表演的天赋。相反，他将已在严酷的演艺界得到证明的单纯的表演魅力带入政治活动，在那里，除了自己的表演天赋外，他无需依靠其他任何人和东西。只要他的公众身份的传媒光彩还在熠熠生辉，他就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联合会、政党和集团。根据这位记者的结论，传媒社会里的政治显然总只能是国家戏剧，同时，又因为纯粹是习得政治演员性质而只能总是低劣的、受到组织制约的东西。因而，本真演员的民主游戏无论如何更为优异，也是更好的政治。
这两位英雄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自在、自由生活在人民中间的“另类政治家”。不仅如此，这两位“替代型政治家”甚至还有相当规范的政纲。这一政纲虽然没有稳定的“文件夹－政治”所具有的精细、明确、行动指南和论据，但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信息。文图拉在《花花公子》杂志上说，“他在金融政策上保守，在社会政策上自由，他要在明尼苏达建立全球最佳的教育体系。而宗教只对感情脆弱者有意义”。这位观察者对此的解释是，所幸两人从未从内部看过一个政党，因为，如果早早地就进入了政治这台磨床，人们只会被磨削得棱角全无。不受任何报告责任与合作权羁绊的演员－政治家，即使面对最艰巨的任务也毫无畏惧。文图拉“要取消参议院，为汽车大众建造高速公路，实现教育体系的飞跃”。按照这位观察者的评判，指责这个演员－政治家蔑视机构、指责那位不在议会露面的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女教授的外表，就像是传媒社会一位令人遗憾的继母：“头发短，眼镜厚”，她的指责不过是吃亏者的嫉妒表现罢了。
这位传媒观察者对传媒社会的概念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他指出，如果说民主的合法性来自交流，那么，最为专业的交流艺术家便是最好的民主人士。如果“人体－政治行为”的真实游戏是娱乐交流的最有效形式，那么，“文件夹－政治行为”、机构型程序和冗长的论理最好通通让位。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限制，那就是：经济繁荣是“人体－政治行为”的前提。如果经济繁荣，没有战争威胁，公民便更青睐对政务虽不太精通，但十分有趣的那类政治家。不过，核弹一类东西最好不要托付给人体－政治家。即使局势严峻，也不宜让他们进入危机处理班子。“在危机阶段，对传统的‘文件夹－政治’的信任感要大一些。但在合众国的州或联邦州层面，更多的是关涉应酬和气氛，则我会更看好文图拉及其顾问们，而不是像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那位好脾气的络腮胡州长库尔特·贝克及其顾问一类人。”
传媒娱乐政治对自己在政治领域合法性的兴趣不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游戏。它也不仅仅是来源于专业传媒表演高手对政治家们过多笨拙的自我导演的不满。这些政治家虽然非常愿意介入传媒游戏，但基本上玩不像样。它实际上是一种尝试，在人们活跃的娱乐需求与传媒明星的娱乐天赋之间发现一种公民民主成分，而这一成分作为民主政治优于任何一种民主中介和机构化形式，也更优于政党程序。撇开对政治政策、利益平衡冗长过程、机构监控、责任多头分担、通过论辩达致理解以及中介组织的延续性等众多批评不论，对娱乐的这一呼吁首先是对政治交流中的政治成分的一种极端误解。因为，不论在传媒时代交流如何需要娱乐成分，以期抵达尽可能多的人，但只要它还想在娱乐性中发挥民主合法性的政治功能，它就必须含有理性、可靠的信息和论点，可核查性和理解能力构成的核心。而一旦这一核心消失殆尽，则即使大众对那些娱乐艺术家的欢呼程度要大于政治在该领域通常所能提供的东西，甚至常常达到比民主程序在社会上所能达到的更普及的程度，那么在民主合法性和监督的意义上，它们已不再与政治有关。
纯粹的娱乐民主不再是民主。因为，民主绝不仅仅是公众活动者和大众之间的某种和谐交流，而且也总是关涉理解的形式，关涉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关涉监督。对埃斯特拉达弹劾程序的分析证明有经验的政治观察家的相关看法是正确的。这些政治观察家从一开始就对那种庸俗的作秀政治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是将作秀业务延长到了政治舞台。它比专业政治家的政治在原则上造成更严重的现实脱离和监督脱离，原因是，在表演者舞台的后面不存在任何政治的东西。舞台上出现的东西并非来自政治。于是，政治成就全凭偶然，腐败却成为体系。自我非理性光辉的误导抹杀了法律、道德和秩序的所有区别。大众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的东西成为绝对的合法理由。任何东西都似乎是可能的，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表演出来，并出售给通俗领域的传媒受众。犹如在幼童那里一样，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流动，而通俗化成为这一界限流动的法则。
电视处于遥控器的统治之下。每一次演出的每一个新镜头都服务于这么一个目的：阻止此刻离开这一节目。仅此一项约束便足以导致供应的通俗化。就像儿童节目那样，由于保持整个节目的高度吸引力并非易事，因此，每一个镜头都必须有说服力。在节目的每一刻都应尽可能吸引最大数量观众的要求加强了节目强烈效果不间断的倾向。因为，哪怕只是观众瞬间的关机都会带来直接的赢利损失。必须服务于大众口味的强制要求以及借助增加试验剂量扩大通俗和耸人听闻领域的基础，或至少在激烈竞争中保持这一基础的要求引起的后果是，文化和政治的需求水平不断被压低。必须获得公共合法性的理由以及传媒业的雄心，使得这一强制要求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被过滤，但就其效果而言，也依然影响了公营性电台电视台。平庸成了电视和所有受其影响的其他传媒的大部分供应的经济学绝对命令。
大众口味的政治统领地位，产生了在其所扮演的文化及日常生活角色以外的问题。毫无疑问，每一个人在权利、法律和道德框架内都可以按照自己所喜欢的那样安排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机会。但是，如果考虑到政治生活不仅与当代所有人而且也与后代的生活准则和机会有关，则是否还能以相同的方式接受这一统领地位为生活事实便成为疑问。阿莱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可以被认为是产生出文化及政治传媒民主的社会规律，即文化与政治平庸的社会统治地位的发现者。按其出身，他属于贵族阶层；但就其政治观点而言，他却是大众民主的早期民主诊断人。19世纪初，当他到年轻的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大众民主制国家旅行时，他注意到一个现象：难以抗拒的公共生活的平庸化倾向，大众最缺乏素养的平均口味成了衡量公众生活的标准。争取大众青睐的竞赛将特殊的、出色的或高品位的东西视为不能承受的风险因素，并锉平其棱角，原因就在于，它们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喜欢。只要与文化有涉，民主制下似乎就只有能获得多数的东西才具备合法性。
最终成为民主制本身危险因素的并非民主制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是那种要求平等的压力。它压在公共生活身上，先是无视、然后是抹去在教育、知识、分量、经验以及品位上的区别。其实，一种文明化的社会生活、一种自信和判断力的执拗的氛围本来就只能产生于这些区别。这一压力不仅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它使“每一个人都忘掉了自己的先人，而且，它让他不为自己的后代所知，并与自己的同时代人相分离；它使他茕茕孑立，最终闭锁于自己的那颗孤独的心”。导致抹杀丰富、形成表面统一的并非所有个人权利的平等，更不是个人在社会政治联盟中政治参与的平等，而是分离的平等，是它最终让所有人都接受观点、知识、尺度以及评判的最平庸标准。大众在分离状态方面的平等和由此产生的公共压力提供了个人在分离情境下难以找到的方向感和定位。
当公民在平民社会联盟中以共同的积极活动增强了抗击平庸口味君临一切地位的抵抗力时，分离平等却强使这一口味统治了公民的思维、文化和生活。因此，与其所使用语言的表面不同，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不是具有致力于公共理解本质的民主，而是分离平等和多数强迫这两者的结合才导致了平庸对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思维的统治地位。
根据这一观察，存在两种交互作用的社会机制，平庸之于文化和政治的统治地位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机制之上。其一是个人的分离，它使个人难以抵抗被视为权威的生活方向的平均意见和平均口味的压力，并且最后使大家都成为产生这一压力的一个原因。其二是，将政治的民主决策原则侈移于文化和生活的社会领域。政治中，民主决策原则在基本权利的界限内始终有着自己的位置，而在文化和生活的社会领域，这一原则虽然有益于先决条件和框架条件的调整，但对内容的产生毫无意义可言。随着来自政治决策规定的多数合法性平等原则成为统治所有社会领域的文化生产标准，平庸化的压力便处处皆是，而绝大多数平庸化的东西都会受到欢迎，并且随时随地都得到大众的首肯。这一平等原则不仅使政治决策就范，而且也使此前的公共讨论就范。最后，由此产生的平庸性将使民主之所以成为民主的所有那些东西，尤其是公共质量，无一例外地均成为自己的俘虏。
不过，是由个人自己决定，在与所在社会的文化和交流水平下限持何种距离的情况下维护和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这一水平作为文化和政治中传播最广因而成为最容易被接受的交流供应的准绳，在本质上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前者首先涉及的只是他个人，而后者则同时涉及所有其他人。假如个人在他本应是负责任的国家公民的场合也仅仅以消费者个人的身份出现，则在他自己和向他提供服务的那些人之间的两种角色的区别便荡然无存。
对文化工业的左翼批评著作已属汗牛充栋，并且可以一直溯源至两次大战之间。它们的许多早期诊断要在数十年之后才获得证实。当时的一大失望是，尽管民主扩展、社会生活逐步脱离贫困、强迫和约束，以及大众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却未能导致大众向社会已具备的时代最高标准看齐。相反，从社会中间派和尚能抵达的社会边缘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的必然要求却导致出现以下现象：成员数量最多的那些社会和文化圈子确立标准。而谁要想获得大众的好感和青睐并由此保障他们成为主顾和选民，这一标准便从此不能被超越。——顺便指出，这一区别在大众交流的影响下已逐渐失去其意义。所有时代的文化工业规划者的一个共同座右铭是：钩子上的蚯蚓是要让鱼而不是钓鱼人感觉好吃。这一法则绝非产生于某种疏忽大意的口味混乱，而是传媒经济学的专制。
在联邦德国，曾长期存在一种希望，那就是，相对独立于收视收听率专制要求之外的公营性电台电视台可以在政治和娱乐方面，在传媒世界的许多岛屿上提供质量较高的产品，并为整个传媒体系确定能够阻止滑向平庸的质量标准。然而，随着私营电台电视台的上市，很快便显示出，通过交流管道的政治联盟，公营性电台电视台几乎完全加入收视收听率专制系统。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有两种机制。其一是公营性电台电视台节目策划人自己的雄心，要在受众的青睐和广泛的影响方面与私营电台电视台并驾齐驱，由此与对手一争高下，而竞争的规则和标准自然是来自私营传媒的商业强制。第二种机制由政治体系中的某些部分构成。尤其是保守的或技术官僚型政治家一再对公营性传媒的收听收视费提出异议。他们的理由是，不应该强迫公民为那些显然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节目交费。不论是何种法人形式，私营电视台与公营电视台之间收视率的比较在整个电视台系统产生收视率最大化的同样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在公营电视台那里，最多只有夜间播出时间或第四套、第五套节目才有可能成为那些不是直接依据收视率获得合法存在理由的高质量产品的避难所。大众传媒的逻辑便以这种方式在混合系统里打破了不同法律形式及对大众传媒不同使用结构的固有规范。有效的大众交流规则成为电台电视台获取成功的基本法则。与它的传播范围相比，质量报纸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而且，这一影响主要只限于若干社群，它们通过利用各种传媒，以及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圈内进行频繁交流，与电台电视台保持着一种基本独立的关系。显然，质量传媒不能对电视台的供应发挥“文明”影响，相反，只要有可能，它们便从电视那里学习如何在市场上确保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一意义上，尼尔·波兹曼的论点是对的，即：电视已成为当代文化隐喻，成为一个说明如何才是成功的交流的具有魔力的范例。
考虑到政治交流，通过传媒规则的吸引，首先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了加强朝向传媒民主倾向的影响。在传媒层面上，政治的介绍越来越笼统、媚俗、个人化，越来越服从于娱乐导演规则。只要涉及对政治生活作何种以及如何进行报道，那么，追求最大关注便几乎总成为指导原则。引诱鱼的蚯蚓的味道最终不会符合垂钓人的口味。不过，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第二个层面上的作用链，即政治进程的作用链。政治进程本身能为多数公众所见的部分也迎合传媒体系不断增加的导演压力，因为，政治自己——一半出于强迫，一半出于自愿和热情，也服从于追求最大关注的导演规则，并由此也成为传媒民主的组成部分。于是，标志着政治进程、尤其是民主制中的政治的那些特点便逐渐从政治的公众图像中消失殆尽。这些特点是：对选项的理性讨论；对纲领的制定及其有控实施；利益和要求转变成现实项目的缓慢过程；要求在公共场合经由论点和反论点说明实际利益的启蒙权利。政党的头面人物自己就在并非自找的导演压力下导演各自的政纲，并使自己成为地方舞台上的演员，以期尽可能得到每一个并非一开始就持强烈保留态度的人的好感。政治在并非无辜的情况下落入大众交流庸俗性所源出的同样的强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