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党报群众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什么，大家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群众。那么要进一步追问：这个“群众”有没有具体边界？是对所有群众平均用力还是重点服务某一部分群众？服务群众与一些党报定位为高端读物是否矛盾？显然，回答后面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实际情况也是，一些党报整天围绕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做文章，远离群众生产生活，却又高呼“贴近群众”，其结果是服务内容“上不上下不下”———领导干部不满意，普通群众也不满意。因此，应当廓清党报群众工作服务对象认识中的一些误区，使群众这个概念具体化、实在化。
一、质疑报业发展的三种论调
近年来，报业发展中盛行“精英论”、“主流论”、“购买力论”等几种论调，虽然叫法不一样，但实质都差不多，就是争相把读者定位在高端人群，而忽视广大基层群众的信息需求。这种情况在党报发展中也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报群众工作的对象模糊，影响了群众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精英论”的偏激
且说“精英论”，一般而言，精英包括权力精英、知识精英、财富精英等。不少党报也正是把自身读者定位为各级领导、决策者、公务员等权力精英，大学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大学生等知识精英，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等财富精英，似乎抓住了精英人士，就抓住了党报的生存之本。
其实，“精英论”既不符合党报的性质，也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
无论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创办的各级党报，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各级党报，其宗旨都不是以精英读物自居的，在强调作为党的机关报的同时，更强调是人民群众的报纸，而且人民群众才是党和党报的生存根基。
如今报业竞争激烈，无论是专业报还是都市报，都在力争目标读者的最大化，本来群众基础雄厚的党报就不应该弃平民而顾精英。实际上，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党报不主动出击去争取更多的读者，反而偏安于“高端读者”一隅，将大量受众拱手相让，是逃避现实消极对待市场的做法。党报不但不能以精英读物自诩，反而更应该面向广大普通群众。
（二）“主流论”的误读
又看“主流论”，一般认为报纸抓住了主流人群，就抓住了核心读者群。很多报纸常常以主流媒体自居，认为应重点关注有舆论影响力的主流人群，期待这些主流人群去影响其他人。我国学界对主流媒体有几个基本界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认为，主流媒体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和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的媒体，称为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的一些大报大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志择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显然，无论哪种观点，各级党报都理所当然是主流媒体。
不过，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承认党报是主流媒体，而在于对主流人群的界定。西方的“主流报纸”是指以社会主流群体（中产阶级）为目标受众、具有优良的新闻产品质量（严肃、高雅的风格，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媒体经营相当成功（广告收入居于同行前列）的行业领导型报纸。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格局。这一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拥有中等经济收入，主要由从事脑力劳动的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以及职员、教师、文秘等组成。尽管中产阶级的说法近年来在我国很盛行，但我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组于2002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已分化出十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国家与社管理者阶层（即干部），他们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1.2％；经理人员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6％；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为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4.6％；办事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8.1％；个体工商户阶层，所占比例为1.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所占比例为11.2％；产业工人阶层，所占比例为13.5％；农业劳动者阶层（即农民），所占比例为42.9％；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4.8％。实际上，我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三者比例总计为67.6％。显然，西方主流报纸的概念不适合我国国情。党报作为主流媒体，除了关注高端读者之外，更应该为实际的主流人群服务。
（三）“购买力论”的不足
再看“购买力论”。一般认为，报纸读者的商品购买力跟广告商的广告投放量呈正相关性，读者购买力越强，广告商的广告投放量就越大。其实，“购买力论”本身没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一些报纸为了片面追求高购买力目标读者，搞所谓的“有效发行”，即专门针对那些高购买力人群搞定向发行，而对于低购买力人群则限制发行；报纸内容富人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不惜用大量篇幅来报道明星、名人、富豪、白领的家长里短，而对普通市民迫切关注的问题则惜墨如金；报业竞争都市化现象越来越突出，无论是都市报、专业报还是党报，绝大部分发行量都集中在主城区和近郊中心城镇，而很少在农村发行。原因很简单，在报纸发行收入普遍低于印刷成本与发行成本之和的情况下，很多报纸都是负价发行，即发行得越多亏损就越多，而报社收入又主要靠广告来维持，对于那些不能带来广告收入的发行量（通常意义上的“无效发行”）就要控制。
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购买力论”无可厚非，但是从社会效益角度考量，与我国媒体的基本要求不符。我国对媒体两个效益的基本要求是在社会效益优先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不能因为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越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边远山区的群众，他们越需要媒体的信息服务。因此，新闻媒体不能嫌贫爱富，置低购买力人群的信息需求于不顾。
可以说，当前流行的“精英论”、“主流论”、“购买力论”，都是报业发展不健康的表现。如果说从报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细分受众，允许部分专业报纸专门关注社会精英等高购买力人群，那么绝不是让所有报纸都走高端。特别是党报，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更不能偏离重心，尤其是党报群众工作，不仅不能嫌贫爱富，反而更应该关注低端读者。
二、突出服务困难群众这个重点
党报群众工作部门所拥有的人才资源、社会资源、版面资源都是十分有限的，对于不同类型的群众和群众的不同问题不能平均用力，应该有所选择，突出重点。从群众的类型来看，困难群众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点。
（一）困难群众问题关系发展大局
当前我国社会的困难群众包括家庭平均收入处于贫困线下的困难企业的职工、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农村低收入群体；城市里的外来民工群体；生理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老人等。
城镇困难企业部分职工特别是“4050”（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人员下岗后，要再就业非常困难。这些家庭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在子女上学、老人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困难。这些家庭，是城镇困难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表明，这类困难群体全国大约在2000～2500万人左右。
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000～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依次为95万、103.6万、133.7万、187.7万、239.1万、306.8万、377.5万、447.8万、512.0万，下一年较上一年的增长额度为8.6万、30.1万、54万、51.4万、67.7万、70.7万、70.3万、64.2万。
应届毕业生人数在增加，往届毕业生中未就业积累的人数也不少，这样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农民工社会问题。每年1.2亿的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性就业，其社会问题也非常多，除了他们自身工作难找的就业问题外，其他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中遇到的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权益保障问题，随带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入学和家庭教育问题，留守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青壮年劳力进城后农村的土地荒芜问题等等。
社会无业人员所滋生的社会问题多。虽然近年来我国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登记失业人口的总量也不小，2002～2007年的登记失业人口依次为770万、800万、827万、839万、847万、830万。加上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可以说我国社会无业人员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大多数人成天无事可做，滋生了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是社会安全的一大隐患。
困难群众的大量存在，是当前我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能否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不仅关系着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着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的巩固，因此，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二）关心困难群众是群众工作的重心
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其群众工作的重心应跟党的群众工作重心一致，在党的群众工作中一致强调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数人民群众都处境困难，党和党报的群众工作突出服务困难群众这个重点自不待言，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依然要重视对困难群众的群众工作。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就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考虑，重点解决，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在2003年“三个代表”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党报群众工作要着力为困难群众服务，为党和政府分忧。
（三）党报群众工作如何服务困难群众
党报群众工作要突出服务困难群众这个重点，首先，要求党报从事群众工作的编辑记者摒弃嫌贫爱富的错误观念，主动深入困难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大多数困难群众的媒介购买能力都十分有限，他们一般不可能自费订阅或购买党报，也较少有机会通过其他渠道阅读党报，对党报群众工作知之甚少，遇到困难时较少主动向党报群工部门反映情况。如果一味地“等客上门”的话，就达不到服务困难群众的积极效果。因此，党报群众工作服务困难群众必须主动出击，到困难群众身边去关心和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