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问题是：压力没了，爱情本该简单了，实际上，它有时反而复杂了。以宝玉黛玉的情爱为例，因为外部压力巨大，所以贾宝玉一心爱林妹妹，妹妹耍小性儿也要爱她，妹妹孤芳自赏也要爱她。因为这压力增加一百倍，那爱情的强力便放大一百倍。但压力的魔咒一旦解除，贾宝玉还会不会爱林妹妹，却又可能另当别论。他或许要爱上史湘云，或许会爱上麝月，也有可能就爱上了花袭人，就是真爱上薛宝钗也说不定，反正也没人说“那些混账话”了，既然志同道合已经不成为问题。那么，性格一类的内在性因素就会取得婚姻选择的优先位次，乃至于干脆成为一位独身主义者也未可知。
随着内在张力的消退，那些悲剧主人公的伟大追求与无限激情都会因之大打折扣。试想，在那婚姻专制的文化时代，有谁敢说一句“我的婚姻我做主”，即有可能就此成为公众的祭品。要知道，宝玉、黛玉，固然爱到铭心刻骨，却终其一生，没有向对方吐露过一个“爱”字，爱这个字，连它的形带它的音，在那样的时代，都是禁忌的。然而，一旦张力消解，不但昔日的禁忌化为“乌有”，而且连带那悲剧中的主人公也在不知不觉中便从九霄之上滑翔下来，从此巨人不再，英雄不再，典范不在，光辉不在。那情那景，用一句西谚表达：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现代人不能同意这比喻。他们会说，跳蚤怎么了？你龙种很好，我跳蚤就不好吗？跳蚤就不是一个生命吗？跳蚤就不可以尽情地吟唱尽情地舞蹈吗？跳蚤就没有自己的生存权与男欢女爱生儿育女的需要吗？乐观地说，只要我喜欢，你龙种如何我不管，我们有自由有权利去做一只欢乐的跳蚤，街舞的跳蚤，摇滚的跳蚤；悲观地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就跳蚤化了。照一些文学巨匠的描写，甚至还未必比得上那些幸福的跳蚤，干脆就成了卡夫卡先生笔下的那只无辜且无奈无力又无言的痛苦的甲虫了。而那结局，自然不再也不可能具有所谓爆炸性与毁灭性的品征了。它的特征，就仿佛一大堆受了潮的黑色炸药，虽有爆炸的功能，已不具爆炸的现实，更不具爆炸性结果。你想来一个无比剧烈与震撼的大毁灭，对不起，没那希望了，剧烈已成破碎，震撼已近无聊。
如此种种，使得悲剧与崇高之间，不再发生必然性衔接。纵然悲剧依然存在，却不一定崇高了，甚至肯定不再崇高，而是无奈了，偶然了，稀释了，支离了，甚而至于迷失了，郁闷了，呕吐了。用夏尔·波德莱尔的诗句表达，应该是这样子：
迷人的黄昏啊，这罪孽的友朋；
它像一个同谋，来得脚步轻轻；
天空像间大卧房慢慢地关上，
烦躁不安的人变得野兽一样。
诗的译评者郭宏安先生就此评价说：“这是写黄昏的来临，然而并非实写，只是某种感觉和气氛，尤其是首句，起得既轻盈，又突兀，对比强烈，暗中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同上书。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基调，可以成为悲剧与崇高吗？然而，与后来的“垮掉的一代”诗人比起来，也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请听几句金斯堡的《嚎叫》：
一群迷途的柏拉图式的清谈家，
跳下太平梯，窗门，
帝国大厦，月亮，
说呵，说呵，嘶喊，呕吐，喃喃低语着：
事实，往事，轶事，眼珠被踢，
电刺激疗法，监狱，战争。
七天七夜，全身心浸入回忆，双目炯炯，吐出这一切，
就像把犹太教圣坛上的祭肉扔在马路边。
他们消失在新泽西的禅宗里，留下印有
大西洋市政府大厦的一堆暧昧的明信片。
在纽渥克荒凉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吸毒，
忍受着东方的大汗淋漓，坦泽尔魔骨头的苦痛和中国的偏头疼。
这情调，这心态，这风格，这诗句，是哈姆雷特可以明白的吗？是安娜·卡列尼娜可以接受的吗？是贾宝玉、林黛玉可以想象的吗？
不仅如此，连西方悲剧最不可或缺的死亡大结局都有了新的风格作替代。相信凡读过《福尔赛世家》的读者，一定会对那书结尾处的死亡的描写留下难忘的记忆。那死亡与死亡的环境，是何等的诗情画意，曼妙如仙界呀！还有在我们中国广受关注的川端康成的《雪国》。那故事，其实也应该算一个悲剧的，但写到女主人公之一的叶子的意外死亡时，却又仿佛是一首散文诗了。而男主人公的反应也就是全书的结局：
他挺住身子站稳，抬眼向上看，银河像是刷的一声流进岛村的内心去。
于是，这小说，写完了。
到了此时，人们只顾无奈了，忘记悲剧了；
只顾忙乱了，没空悲剧了；
只顾嚎叫了，不想悲剧了。
同理，因为釜底抽薪了，没法崇高了；
因为偶然成“精”了，稀释崇高了；
因为琐碎主流了，气死崇高了。
崇高既已不在，一切皆有可能。
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有如进入荒野一般，疯长出各式各样的花与草，还有虫与兽。
此类作品，实在太多，难以尽数，以本人有限的阅读经历来说，即有如下种种：
米勒的《北回归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塞尔·埃梅的《穿墙记》、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布雷德伯里的《毕加索之夜》、麦金托什的《美国制》、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萨斯的《百年孤独》、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克洛代尔的《缎子鞋》、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塞利纳的《长夜行》、萨特的《恶心》、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福尔斯的《收藏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库切的《耻》和莫里斯的《变性人自述》。
这些小说和剧本，有写荒诞的，也有写幽默的，荒诞自然不合常理，幽默也是黑色幽默。其余写“存在”，写心理，写战争，写生活，写传统，写童话，写痞子青年，写无聊才子，写白痴，写怪异，写科幻，写神话，写历史。种种题材，不一而足。只是作者不再关注大人物，大事件，大冲突，大结局。我们阅读这些作品，诸如伟大、辉煌、高尚、牺牲、格调之类的统统不见了踪影。就是哭，也不再发出那种惊天动地的声音；就是笑，也不再具有那种声震屋宇的气派。在一切传统的褒扬词语中，似乎唯有“爱”还是存在的，然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哟。纯情的爱，太酸了；永恒的爱，太假了；忠贞不渝的爱，太罕见了，那是外星人的做作吧！就是一见钟情的爱都几乎已经寻它不见。倒是那些奇奇怪怪有些畸形、有些另类、有些变态，甚至绑架性的情爱各行其道，备受关心。不但内容变了，观念变了，而且形式也变了。有的小说更像哲学，如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有的小说仿佛迷宫，如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有的小说改变了阅读规则几成阅读游戏，如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有的小说干脆变成扑克牌状，如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隐形人和三个女人》。变成哲学的小说，依然是小说，而且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智趣与乐趣。变成阅读游戏的小说虽然另类，却别有魅力，他让你跳着读，隔行读或者顺着作者的提示，跳跃章节，波浪起伏。
然而，你不能说，这个不可以。事实上，很多读书人原本就有跳着翻书看书的习惯，只不过作者别出心裁，把这固有的习惯，变成了新潮的艺术。至于扑克牌式的小说，更离奇也更有魅力了。它的存在形式完全是活页性质的状如一张一张的扑克牌。全书共计1049页，读者可以任意改变任何一页的顺序，但那故事依然成立，叙事依然成立，情节依然成立，阅读依然成立。我数学低能，不知道这1049页书可以演绎出多少种组合，但我可以判断，那样的组合方式，一定是悲剧——崇高时代不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可以想象的，而它所带来的新颖别致的创作与阅读乐趣，也是先前那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无缘享受的。
那么这种种变化，它的意义安在？其意义在于：它以极端化、多样化、变形化与技术化的手段，不但颠覆了先前的传统，而且更深刻也更丰富了对人的解释，对社会的解释以及对艺术的解释。
所谓极端化书写，原本也与这时代的文化追求与科学发现有关。以人的观念为例，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的理念，是整体性的、标识性的。人就是人类，他所面对的主要是人对宗教的自由与解放，或者是对专制与等级的自由与解放。但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人”的理念细化了、深化了，既肉体化又功能化了。虽然它在外在形式上具有极端色彩，诸如对存在的分析与描写、对性的分析与描写、对身体的分析与描写、对话语的分析与描写、对形式的分析与描写，走的都是极端化的路子。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方法就很极端。极端了难免不全面，不全面似乎就不科学。然而，他正是以这种似乎不全面、不科学的方式，深化并丰富化了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嗣后，文学家们又借此开掘并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所谓多样化书写，即不但题材多样了，风格多样了，手段多样了，视角更是多样了。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总是站在主流一面看世界，站在规律一面看人生，至少是站在优秀者优胜者一面看艺术对象。例如《红楼梦》就必然站在贾宝玉的角度去观看人生；例如《水浒传》，又必然站在梁山好汉一面去观看社会。这在传统文化那一面，不但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不站在贾宝玉的视角观看人生，难道可以站在傻大姐的视角观看人生吗？不站在梁山好汉的视角观看世界，难道可以站在潘金莲或高俅或牛二的视角去观看世界吗？然而，这并不合乎自由与平等的真谛，也不合乎真理与规律的本意。
现代文明的一大标志是承认和保障所有人的话语权，现代艺术自然要给各种视角以表达机会。例如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绝大多数是以男性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别的暂且不说，只说一味用男性的眼光看女性，能看得准吗？能看得透吗？能看得对吗？所以现代书写的分类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女性书写。以女性的自觉眼光看世界，看人生，看男性，也看自己。比如中国当代小说家中的女作家陈染、池莉、林白、春树，这些女性书写者比之传统写作，确实别有其长。
当然还有青春写作，这几年“80后”青春作家闪亮登场。读他们的作品，但觉精神舒展，意绪高张，情发自我，个性飙扬。虽是成团崛起，却又各著风流。可说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韵，独特的叙事，独特的情致乃至独特的传播力与市场力，影响和改变了文坛的旧格局，旧风气，旧习惯。如果说，书是世界的良心，那么，青春就是书的眼睛。
另有畸形化写作。畸形写作主要是对弱势群体的代言。不但书写畸形的情恋，而且书写特别的人生。其高明之处在于，以另类化的艺术形式伸张特殊人群的存在权利，而且强调这权利，证明这权利的无比正当性。让全社会都明白这些弱势群体的非主流性诉求，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万万不可以歧视、不可以蔑视、也不可以忽视的。这其实就是现代文明品质的试金石。一个真的文明时代，不但须关注、关心人，而且要关注关心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脱离主流、脱离常规、脱离习惯和冒犯了大多数人的人。一个真的文明社会，必定持论宽容。
还有技术性特点。传统文明，重在是非，不是你错，就是我错，要么不错，要么全错。现代文明，只有是非标准远远不够了，甚至不对了。所以研究哲学的就不仅研究力学规律，还要研究统计学规律；研究伦理学的就不但研究实践伦理，还要研究叙事伦理；不但研究道德伦理，还要研究基因伦理；研究美学的就不但研究审美，而且研究审丑；研究社会学的，就不但研究制度保障，还要研究技术保障；研究文学的，就不但研究文学的艺术可能，而且研究文学的技术可能。
凡此种种，给今人的启迪是：虽然悲剧——崇高的审美与艺术模式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日去其远，但新的审美与艺术模式却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启迪与可能。
三、存在与热爱：生活的另一种美好追求
从现实生活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层面考察，现代人的文化追求与美学追求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层面。这层面的基本特征是，它愈加关注生活，关注当下，关注自我，而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生活格调的审美化与生活选择的多元性。
首先是关注生活。关注生活不仅仅是关心注意而已，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它们，而是亲爱生活，享受生活，品味生活，愉悦生活，创造生活。
关注生活，其主题意思是关注日常生活。古人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所谓衣、食、住、行，琴、棋、书、画。
这个层面的生活，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却是人生的底基、文明的根脉。有人说，美国的文明是建立在抽水马桶和汽车轮子上面的，而不是建立在航天飞机与原子弹上面的。此言大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