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智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大陆）大众媒介系统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电视新闻作为政治场域在大众传播领域“制造同意”的主要信息工具，这种变化意义重大。本文的目的在于，以场域理论中内部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为分析框架，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做宏观的特征描述，以管窥变局之一斑。
关键词：90年代电视新闻场域资本惯习
中国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B
葛兰西认为，传媒是国家机器，但它和监狱法庭具有强迫性不同，它要通过制造赞同来实施统治。[1]电视作为中国大陆覆盖13亿人口的第一媒体，和各电视台对“新闻立台”战略的普遍同意，使电视新闻被认为是大众传播格局中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此前改革时段有了很大不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孙立平，2003：p.1）[2]。另外，“圈内人士和学者一致共识：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孙玉胜，2003：p.11）。[3]与之相随，电视开始迈入大规模的市场化道路。
因此，如果说自90年代以来围绕电视新闻的生产与播出是一场各种力量渐渐介入的演出，那么这场正在电视屏幕之后发生的故事，是以怎样的线索展开，有怎样矛盾和冲突，剧中人的心理、行为又是怎样，故事的走向会对社会这个更大的舞台产生怎样的影响，凡此等等，成为一系列或细微或宏大，极其复杂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笔者认为，了解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电视新闻人的内心世界与行为取向，是理解这个故事的楔子。因此，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中内部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为分析框架，对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做一宏观描述。本文研究的主要资料源自三个渠道：笔者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在市、省、中央三级电视台新闻部门工作过程中，积累的参与式观察素材；2004年至2007年主笔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研究”中，积累的一百余名全国各地电视新闻人的深度访谈和文献资料[4]；拜科技所赐，网络新闻人的匿名日志，提供了一定置信程度上“弱者反抗时”的“隐藏文本”[5]。
一、场域理论
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场域，因此场域就成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场域、个人都有着自己特定的资本，布迪厄将之主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经济资本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资本类型，比如货币、财物或产权，可以立即并直接地转换成货币形式。文化资本则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有三种具体的存在形式：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比如分别对应个人修养、欣赏绘画的能力和大学文凭。社会资本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的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政治资本。象征资本则是一种被“承认”或“误认”的经济或政治、文化资本，其往往被合法地认可成一种“信誉”，暗含了使物或人神圣化的能力，并从中体现价值与获得利润，比如被拔高的意识形态。以上四种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但经济资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但后者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就不一定能够成功。
惯习是场域理论中继场域、资本之后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惯习是个体在长期遭遇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下，发展成的一套可能是独特的性情系统。这套性情系统可能包含先天遗传因素形成的个人性格特质，也可能包括后天的家庭教育、学习经历带来的影响，它并非一直不变，还有可能会随着进入各种场域对资本的不同偏好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
简而言之，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缺乏明确界限的关系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按照自己的资本偏好，结合自有的资本构成，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择的框架要求和限制。换而言之，对一个人在某一场域日常言行最基本的逻辑解释就是：
【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日常言行】。[6]
二、电视新闻人文化资本的差异
当下电视新闻人的文化资本构成中，职业理念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对职业的理解又和当下电视新闻人存在的三个明显代际特征关系紧密。由于中国电视业的快速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90年代达到“第一媒体”的巅峰，新世纪后遭到网络媒体的强力挑战，这使得中国电视在人员进入上有着较为鲜明的“三大群体”的代际特征：80年代的电视新闻人主要来自从电台、报纸转来的新闻同行以及转业军人，目前多进入50岁的年龄区间，可以把他们当下电视新闻人的第一群体，他们进入新闻业多是组织分配，其时的新闻业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权力色彩，一位老电视新闻人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时，不无留恋地说“每次采访回来时汽车的后备箱都是满的，都是被采访单位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一代人的新闻职业观念基本来自于更老一代从业者的指导和长期以来政治场域的熏陶，并且保持得比较一贯，这一方面由于电视新闻工作整日奔波于新闻现场、时间受制于琐碎的技术性工作，用来文化资本更新的学习时间较少，也与现代新闻观念更多的是传播于高校，而在一线新闻单位政治场域影响力更大有关；
伴随着电视业井喷式的发展，90年代进入电视行业的新闻人，这一群体的人员构成更为复杂，既有90年代前期从各个行业招聘、选拔而来，也有90年代中后期从中文、哲学、新闻等专业涌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目前的年龄段在三十、四十年龄段，构成了电视新闻人的第二群体。灵活的电视用人机制，使这一群体入行与此前的进入者不同，他们更多是主动选择，他们的文化资本构成更为斑驳复杂，并且对新闻传播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职业期待[7]。
新世纪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从业者，以新闻院系的毕业生为主体。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新闻院系专业的泛滥，另一方面和电视台竞争压力增大、降低人力资源薪酬成本有关。这些包括“80后”在内的从业者，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下，构成了电视新闻人的第三群体。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新闻教育尽管观点并非一致[8]，但多元的信息来源，使他们更倾向与接受新鲜观念，文化资本比较统一而且现代。但是，虽然对新闻工作在现实中所受的约束有所了解，然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现实仍然会很快地消耗掉他们大部分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热情，对他们年轻的心理而言，最大的困扰是如何面对学校中培养的惯习在现实工作中的冲突，电视新闻场域的惯习仍然处在形成动摇、游移当中。
这样的代际特征和文化资本差异，发生在短短的二十年多时间里，使得中国的电视新闻场域和其他一些传承有序的行业不同，电视新闻领域内从业者对于职业理念的认知存在代际的割裂和混乱。“割裂”表现在部分年龄较大的领导者和部分年龄较小的从业者对新闻的基本理念存在鸿沟；“混乱”则表现在部分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特性、定位缺乏明确的答案，完全机械地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对于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心存迷茫。
例如，电视新闻人职业理念的分裂，使“工具论”“喉舌论”“公器论”等观念同时并存于各级电视新闻媒体中。在不同理念的指导下，电视新闻人对待同一新闻事件时报道的惯习也不尽相同，虽然“观点的自由市场”鼓励这种交锋，但在政治和经济多重场域的侵入下，以及观众多年来被电视诉诸“感官主义”[9]的收视惯习，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从信息泡沫中脱颖而出。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危险抬头和“大国崛起”的盲目乐观即属此例。
“如果我们知道了驱使行为的动力，我们不但可以理解一个人目前的行为，我们还可以对一个人如何在变化了的境况下行动做出合理的推测”。[10]但在电视新闻场域中，最终决定行动者惯习的，还不仅仅取决于文化资本的特质，因为在一个还远未独立的场域内，文化资本往往是最为脆弱的一种。
三、电视新闻人社会资本的差异
电视新闻场域远未独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还未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尽管有关新闻立法的呼声近三十年来一直未绝，但新闻场域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资本来源依然来自政治场域的授权，这也成为新闻场域经济资本来源的先决条件，并最终成为对内部行动者实行直接影响的主要手段。虽然作为个体，电视新闻人的社会资本多寡不一，但从整体而言，因为政治场域的制度安排，还是被分为两个差异显著的群落，这就是“在编人员”和数量更为庞大的“编外人员”。
中国电视台独特的“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运营”，成为编外人员出现的制度根源。进入90年代后，中国电视进入大发展阶段，工作量剧增，而人员编制原地踏步。政策和制度性缺陷导致的编制不足像一个瓶颈，使我国许多电视台在用人方面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为弥补人力不足，许多电视台向社会敞开大门，来自四面八方、数量难以统计的临时人员，在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情况下，进入电视台最需要的一线岗位。
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电视台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这些临时人员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处于真空状态，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始终游走在暧昧的灰色地带，这对整天劳碌、为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的电视新闻人，有些黑色幽默色彩。“短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你没有认同感，那我为什么要给你要这么拼命，我是在为我自己拼命。当我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自己很多想得到的东西，已经是我靠拼命拼不来的事情，我还继续拼嘛？”[11]“没有归属感，对我太不公平了，弄来弄去发现自己才是弱势群体”。[12]
为摆脱“非法用工”的嫌疑，同时规范员工管理，有电视台在2005年开始启动编外人员的人事制度改革，推动编外人员公司化管理，给予保险等用工保障。但由于“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根本体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即使是在完成了编外人员劳务派遣改革的许多电视台，依然存在台聘、企聘两种并行的用工制度。与台聘职工相比，企聘职工的福利、薪酬都存在不小差距，“台聘人员工资比我们高五千，不受考核约束，即不管干不干，这五千都有”[13]。推行者也承认，“推行劳务派遣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说正式工在地位和话语权上还应该处于强势”[14]。
而根据管理学中最著名的公平理论——亚当斯公平理论的观点，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削弱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及其相应的紧张焦虑水平，个体可能会以采取减少投入以达到其所认为的公平水平。并且，员工的不公平感，还会进一步影响到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内部的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很难形成。这对社会先进文化引领者的媒体而言，更有特殊意义。
此外，企聘员工“临时工”的称谓虽然不再，但缺乏归属感的心态却未消除。事实上，在一些电视台内部，企聘人员与台聘人员之间已经出现“我们”、“他们”这样隐藏内部分离趋向的指代。有企聘人员向笔者讲述他听到的两个企聘员工的一段对话，让他心酸不已：“听说他们（台聘）要给我们（企聘）发和他们一样的进门证”，“怎么可能呢，那他们怎么歧视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