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资本的差异
“被繁茂芜杂的社会现象所掩盖着的社会本质，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行为，而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行为，都不过是人们经济利益行为的折射”。[12]场域理论也高度重视经济资本对行动者的重要影响，并认为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的占有量，最终都会影响到经济资本的获得。这一规律，尤其表现在电视新闻人中的编外人员身上。
虽然网络媒体还没有对传统电视媒体产生颠覆性影响，但随着无线网络和带宽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改变只是时间问题。作为量变向质变的一个表现，就是电视观众的高端群体已经大步向网络媒体迁移。作为应对，电视媒体集体触网，但和融资手段多样、激励机制灵活、CEO们无需过多虑及个人“政治前途”的商业网站相比，原有政策庇护带来的市场垄断必然在资本意志面前难以为继。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变化，已经引起电视媒体决策层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如何降低经营成本，成为电视新闻人经济资本差异的场域环境。
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近20年广告收入的持续增长，却没有让一线新闻人的薪酬有所增加，反而明显下降。“中央台除了正式职工和台聘两三千人外，其他七八千人几乎都算临时工，此次减薪的就只涉及临时工”。[13]在最近几年，中央电视台进行的降薪改革，使许多新闻人的薪酬下降近一半。而与之相反的是，电视新闻工作本身却因为信息竞争的激烈正在变得越来越艰苦。现代新闻工作本来就位列工作压力职业排名的前列，而电视新闻作为“现场”的提供者，其媒介竞争特质是以从业者的奔波和危险作为代价换来的。大量时间耗费在奔赴各处现场路上，返回后又要立即进入为抢时效的作息毫无规律的剪辑、合成。长此以往，正常的生活状态很难保证，长期处于身体和情感亚健康状态的苦恼，使非亲历者很能体味一线电视新闻人光鲜外表下内心苦楚的边缘人状态。
而薪酬降低只不过是“科学管理”带来的变化之一。为了更多地压缩成本，大部分省级以上电视台新近成立的战略研究部门，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加强员工的绩效管理上。“KPI关键指标”“360度环评”“末位淘汰”等原本应用于工业企业的管理方法都被引入电视领域。而遗憾的是，作为管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成果，“人本管理”的思想却没有被吸收进当下的的管理体系设计中，而泰罗在一百多年前设计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和梅奥、霍桑在半个多世纪前倡议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这些管理学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结果，却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电视新闻领域大行其道，这些工业文明的催生者，把电视新闻的生产越来越逼进了流水线式的工业产品行列。
更为不利的是，整个新闻行业正在越来越呈现出人力资源的供大于求趋势，这无疑隐含着对现有新闻从业者新的冲击。2004年底，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传出的消息是：目前全国开设新闻、传播、公关、广告类学院、系、专业达到470余家，比上年增加了110家，其中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为146个。在校生超过10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2.5万人。平均三天多就增加一个点，学生总数是1999年的7倍多，这个数字在全球也是排在前列。而政策壁垒决定了新闻不可能像其他行业那样放开门槛，在资金许可时增加连锁店的个数。目前，我国新闻媒体数量大体上控制在：报纸约2902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台。而在近3～5年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依照“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电视媒体将维持现有规模，数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这势必会进一步摊薄现有从业队伍的工作薪酬，加大现有员工的工作压力。事实上，近年来一些电视台敢于调低员工的工资标准，其中纵然可能不乏其他原因，但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也是决策者敢于调资的后盾之一，许多好不容易得到实习机会的新闻专业学生，成为一支不需要付任何工资、不断轮换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无价劳动力”。
所以，90年代后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一线从业者，除了极少数的精英进入管理层，或者进入更以积累见长的平面媒体，大多不是频繁“跳槽”就是彻底改行。这使得许多栏目的人员流动过于频繁，调研表明，即使是有的名牌栏目，一年的人员流动也可能达到总人数的1/3，一线新闻队伍的流动，呈现出相当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14]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高流动性恰恰是一些管理者愿意看到的场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引入新鲜的血液，维持媒体机器的高速运转。而在那些身份不稳定的编外人员看来，这种机制使“这里就是一个大榨汁机，来的时候汁液饱满，等被榨干了，就把你甩出去”。[15]类似这样的比喻，有不同的记者向笔者表达过。正是看到电视新闻“青春饭”的惨淡前景，许多电视新闻人往往在入行两三年内就耗掉了职业热情。
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许多电视新闻人对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工作乐趣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一方面，一线电视新闻和平面媒体不同，具有半脑力、半体力和作息不规律的职业特性，年龄大了体力、精力顶不上，而增加的阅历和深度，在电视这个已经变得日益虚浮的传播平台上，有时反而竞争不过对形式和技术领悟更快的年轻者；另一方面，新闻工作管理职位本身就相当有限，并且相当部分已经为先来者占据。所以，新闻人的职业上升通道比较有限。因此，在从业者年龄渐大、早先积聚的病患开始显现之后，一线的电视新闻工作就变得不堪重负。
笔者访谈的一个被淘汰的电视新闻人个案，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25岁至35岁献给了新闻工作。但最后，“实话实说，我就是被淘汰下来的。工作强度太大，生活没有规律，考核任务太重，我一连56天没有达标，而规定是三个月不达标就被辞退，我一看不如自己先走，还好看些。身体现在是在不能再熬夜了，一过晚上12点就支撑不住，胃病也很严重。电视新闻是个体力活，另外自己文字表达也和新人相比处于下风”。
长期在压力下工作，伤害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工作热情。“在心理上也有抵触情绪，就是不想干。工作第一年觉得兴奋加紧张，但两至三年后就进入职业疲劳期，工作新鲜感没有了，没有新花样，体力也进入一个临界点。人员流动量非常大，一个岗位有十来个人盯着，许多到了三十六七岁的人，就逐渐被分流到社会，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坚持下来”。[16]
于是，在经济上，得不到在对未来维持体面生活的现实保障；在精神上，得不到辛苦付出后平等对待的基本需求。种种逼仄的现实，使大部分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的职业忠诚度无可避免地下降了，工作中对经济资本的态度，和其中许多人入行时“铁肩担道义”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现实与理想的角色分裂在他们身上成为必然，利用报道机会进行“寻租”的行为非常普遍。有接受访谈者坦言，尽管他入行时满怀理想，但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赶快多挣些钱，然后离开这个行当。而他挣钱的办法之一，就是利用报道机会让受益方报销车旅费，而类似这种变相的“有偿新闻”行为并非个案，“你看看台里停的那些好车，靠工资根本买不起”。
这类现象表明，至少存在这样的事实：即使内部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偏向于维护新闻场域的自有逻辑，但在经济资本的过载压力下，仍然会败退。而这类情形尤其容易发生在刚出校门的“社会新鲜人”身上，当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的文化资本在现实中得不到呼应，而又面对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时，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愤怒不甘到无奈地接受，直至最终麻木地利用记者身份、媒体形象所提供的象征资本去牟取不当经济资本，而这种循环在当下经济资本供给机制下有可能周而复始，不断地向后来者提供“示范效应”，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处。
如果说“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处境悲惨、饥肠辘辘、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结果是，记者活得越来越痛苦，新闻报道的质量越来越低劣，而媒体老板过得越来越安逸。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17]那么，电视新闻场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四、资本差异的结果——惯习分裂
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行动者的资本差异，除了上述资本之外，象征资本的差异也当然存在。比如表现在布迪厄所说的场域的“同构性”，即一个场域的内部，与它所发生资本交换的场域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具体到电视新闻领域，就会发现，与政治场域关系密切的《新闻联播》类记者，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媒体管理者言中，所得到的礼遇要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尤其是“民生类”栏目。这和社会中政治场域的强势地位存在同构关系。所以，依据服务的场域不同，电视新闻人也被以另一重标准所区隔。
各种资本的差异，使得电视新闻人的惯习系统在通体上表现为不同资本偏好下的分裂，一个完整、统一的电视新闻场域，不仅在外形上不存在，在内部也不存在。对这样的状况，场域理论认为，每一个场域内部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因此，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一个相对独立、公正的场域内部，这种争夺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场域整体的力量和效率，但它能够促进场域内部良性的占位更替，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场域的健康发展。但对于像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存在的并不独立、起点亦不公平的竞争，决定了竞争活动不仅会伤害整个场域的发展，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内部行动者的“逆向淘汰”特征，一批有见地、有追求的电视新闻人，最终带着种种遗憾离开了电视新闻场域。
而与内部“部落型”分裂更为不幸的是，是一些坚守自己独立文化资本者个体的自我分裂。网络天涯论坛“传媒江湖”板块上，一篇深圳电视台新闻记者在采访归来间隙写的帖子——《新闻理想：一个远去的背影》[18]，引来了许多新闻人的跟帖，并被转到了西祠胡同等论坛和记者的个人博客中。这名新闻记者在回顾自己工作中见到金钱对同事报道新闻过程中的种种侵蚀之后，在结语中写道，“新闻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更不是一种钻营和牟利的手段，它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媒体担当。而面对现实我感觉很悲哀，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而我的孤独执著却如同只手拳击那大海之水面，孤身行走于四周一望漆黑的茫茫黑夜，根本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抗击力量存在。我忠诚于我的新闻理想，但新闻理想却背叛了我。微斯人，吾谁与归？”有跟帖随后写道，“本人亦是广东一电视媒体记者，曾经的新闻理想也在逐渐的消磨，从开始的认为收了红包后影响自己制作节目的质量，从而内心有愧，到现在渴望收到红包来改善生活”。“我们是同行，只是我是四川广电的。很赞同楼主的意见和新闻理想，但是要在中国这个舆论环境下混，要做一个电视工作者（特别注明：不是电视记者，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你认为还有真正的记者吗？），你得在这个圈子里边生存下来那你就得接受这个圈子的一些潜规则。记者就是新闻民工，你想民工能做什么，生存是第一位的。”
“民工心态”，使新闻人原本在于告诉公众一个客观、真实、完整事实的神圣职责，变调为缺乏职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把精力放在拉广告、拉赞助、搞创收的社会掮客。许多记者在采访中，往往把眼光放在能够吸引眼球甚至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的报道上面，而面对那些揭露、反映社会真实问题的新闻素材，因为怕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承担巨大的风险却得不到相应的物质回报，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放弃新闻理想的人在内心并不快乐，因为一个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无法统一的工作不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同样，坚守新闻理想的人更不快乐，一方面，经济的压力始终存在，“沉重的肉身”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更显沉重；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电视传播平台上的尴尬始终存在，“人民和你想得和你不一样”[19]，好不容易经过政治、经济场域审查后的节目却收视低迷。“一个极有责任感的人做媒体肯定是要抑郁的，多年前我坚信这一点，现在也是”。[20]有网民这样评价崔永元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21]而以笔者的观察，无论是在“行政吸纳”[22]之后的“跪着请愿”；还是如胡适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有话要说，不快乐的新闻人不在少数，“理想主义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并非妄语。
与惯习分裂结果对应的是，新闻职业理想和记者整体形象的没落。虽然无奈之下记者还会成为弱者寻求问题解决的最后选择，但社会对记者的负面评价近20年来一直呈急速上升趋势。这也使得记者们费尽心力制作的新闻报道，传播效果的公信力和感染力都打了折扣，“与强势集团共谋”的问责之声不绝于网络，“要想超越命运，就要改变自己”的实用心态被广为接受，有关在利益驱动下新闻失实的个案，则更举不胜举，而在节目中借人质危机进行死亡有奖竞猜，表明了传媒道德底线在经济资本驱动之下有时不堪一击。最终，“分裂”成为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惯习的整体图景：群体间惯习的分裂，个体自身理念与行为的分裂。而在这样图景下的一个后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界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本该倍加珍惜的话语空间，正在被滥用，正如媒体的话语优势正在被滥用一样。这些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危险倾向，却如阿拉丁瓶子里的魔鬼，一旦被放将出来，就开始成为一种难以操控的力量，正在或者说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刚刚起步上路的中国现代传媒业”。[23]
小结
有人把中国转型期发生的故事称为“骑自行车”：只能行，不能停，否则车子会倒下，一切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才能解决。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场景里，有“分裂”“混乱”，但也有很多让人温暖、振奋乃至可歌可泣的事件。但对本文而言，这些不是叙述的重点，并且，这里所反映的图景，也许是中国电视新闻人在获得较此前宽松一些环境后多种选择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