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资本的变化
社会资本一直是当代中国新闻场域的关键资本，那么，在《1860新闻眼》过去的三个月里，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发生了哪些变化？
“江苏这个地方很好玩，它一个特殊情况，前一任组织部长被双规了，在全国没有的。接替他的部长急于想表明他跟前任是不一样的，走的是一条公正、公平、透明的路”。所以，当《1860新闻眼》提出直播的报告时，省组织部同意后报中组部，于是就有了后来声名鹊起的“9·27”直播。这就是《1860新闻眼》得以向“公共新闻”转换的社会资本来源。那么，为什么很快这一社会资本又被政治场域收回了呢？
“公共新闻”的概念核心，在其创立者卡雷认为，它的根本效用在于滋养民主制度，强调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71]这一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森也强调，“公众应当与政治相联系，首先是经由选举，但也经由（普通人）发表意见，参与游戏成为表演者和讨论人”。[72]而在为美国50多所新闻学院系所采用《在公共事务报道的新策略》教材中[73]，对“公共事务报道”下的定义是：公共事务报道的范围大概包括了政府所属的公共部门及有关的活动，即包含法院、司法机构、政府机关、立法部门和各种政治过程。具体包含（1）政治与选举新闻，（2）政府新闻，（3）立法、司法、警察新闻，（4）种族、宗教、暴乱、犯罪新闻，（5）科学、教育、环境新闻，（6）市政、居住、税收、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新闻，（7）商业、劳工、消费新闻等。
显然，“公共新闻”的政治沟通功能，与当下政治场域的惯习有所抵触，而许多媒体和学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概念背后的推动作用，所以“一呼百应”，甚至在此后《1860新闻眼》的题材鲜有突破时，依然有些“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栏目身上。“9·27”直播这偶然的成功，一时间模糊了许多人对于当下政治场域对新闻场域文化资本控制界限的判断。
正如此前提到的，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的“软着陆”之后，经济形势相对回稳，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启动开始的。在把“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之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再次开始缓慢推进，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在“新权威主义”的框架下适度扩大政治参与[74]：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政治上，政府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在其中的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但对公共领域，具体施行的是“有限的多元化”，就是对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的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比如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是“民生新闻”得以生存的原因，但当“公共新闻”争取更深的试水时，就侵入了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领地，即与国家和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场域，就不会为后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公共新闻”很快不能再提的深层背景。
就这样，在三个月里，《1860新闻眼》的社会资本完成了两次变化。
二、《1860新闻眼》子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及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1.《1860新闻眼》的资本交换机制
像《1860新闻眼》这样借用一些如“公共新闻”这样概念，来作为自己实践探索的象征资本，在当下的媒体环境里并不鲜见。有研究者称其为“内地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的替换”，即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来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而一般情况下，这些象征资源的替换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75]但不走运的是，《1860新闻眼》在经济压力下的“资源替换”，注定是仓促的，它所寻找的象征资源“公共新闻”，鲜明地贴着外来政治场域文化资本的标签。而《南京零距离》的幸运在于，它所找到的“民生新闻”象征资源标签，贴合本土政治场域给出的“三贴近”话语。所以，虽然两个栏目在新闻内容组成上并没有像标签区别的那样不同，甚至《1860新闻眼》本身对标签的运用也可能仅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经营策略而已，却也注定了后来“公共新闻”子场域昙花一现的命运。
失败之后的《1860新闻眼》，又回到了民生新闻“大众文化”的场域，目前栏目把自己的节目特色定义为“情感”特色。
《1860新闻眼》“革命”失败后的资本交换机制
2.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比较难办：经济资本上没有中央级电视台的垄断资源，所以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社会资本上没有政治场域的授权，因此，就成为了一个“报喜台”。资本的困顿反映在内部一线行动者的惯习上，就是一方面“做了一些越过道德底线的事情”以“吸引眼球”，但“我们是在为自己赢得基本生存权，低端竞争并非我们本意”。[76]另一方面，尽管认为“如果不关注中国的政治，不关注中国的大政方针，不关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和经济改革进程，社会发展进程，作为卫视新闻都不敢于去触及，那么这个媒体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却最终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停下来，“专家学者经常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对，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在新闻改革第一线，我告诉你，它只能这样做”。
这样，《1860新闻眼》的内部一线行动者，就像飞机进入了一个无法改出的螺旋：想往上走，走出“民生新闻”的提升之路，可又无法摆脱现有的场域构型，只好再次回到了“其他五个频道干的是什么事呢？吵架、杀人放火、跳楼、凶杀、基本上都靠这种东西来换收视率”的竞争环境下，和大家螺旋下降。而这一下降通道之所以能够畅通，又根源于内部中上层行动者另一面惯习：这样的选择，对政治场域不会有彻底失去政治资本的风险，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年终上缴更多的财政收入而获得嘉奖；对下，下属们也会因为获得的实际收入而更加拥护自己，这一点对许多施行“双向选择”用人制度改革的电视台中层领导、制片人更加重要，因为在“（有限）理性”之下，“收入”往往是决定多数选票方向的关键因素。
维护新闻子场域自主选择的力量，在目前场域结构下是如此之小，以至把新闻的编辑权交给“经营者”角色占据上位的“把关人”，新闻的社会责任很容易被经济效益冲散。所以，《1860新闻眼》前期对道德的越界之旅，是被总局监管部门终结，而不是被江苏卫视频道或者是江苏广电总局出面制止，尽管他们作为“内部人”更容易发现那些“越过道德底线”的部分。这说明，内部行动者在经济资本面前的自律能力也颇值得担忧。在电视台收入都来自收视率的“大数法则”下，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地方电视台，在实在的经济收益面前，其内部行动者无暇顾及那些有些遥远的“社会效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结
最终，想要飞得更高，却越来越下坠，想要推动社会进程，却屡屡为“五斗米折腰”，《1860新闻眼》短暂的“革命”，内部行动者矛盾重重的惯习，成为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游移背景下，裹挟在经济资本完全来自市场的体制里，一些新闻改革探索者无奈摇摆的平常反映。
本章小结
有资深媒体人比喻当下中国媒体：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国徽，一面是币值。[77]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压力，一直是中国媒体受力的“主旋律”。据此，如果想象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一条数轴，两端分别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就会发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五个栏目基本上是按照顺序排列。政治场域紧握的社会资本和“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资本，成为作用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各类子场域变化的关键资本，在这一规则下，只有接近数轴两端关键资本的子场域，能够在佑护之下掌握着对大众主要的传播通道，而中间位置的子场域不得不左右为难。这样的环境下，新闻场域的自主逻辑和独特文化资本，始终无法得到适当的伸展，同时滋生了新闻场域内部行动者种种缺乏同样价值体系统帅的惯习系统。
[1]〔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贾果等：《论技术域、技术理解与技术进化》，《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第4期。
[3]黄升民、杨雪睿：《碎片化：品牌传播与大众传媒新趋势》，根据历年IMC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数据整理，《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4]在2007年5月17日举行的2007年“世界电信与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发布了这一最新数据，http：//tech.sina.com.cn/i/2007-05-17/17511513291.shtml。
[5]郁林：《互联网正加紧颠覆电视》，《南风窗》2005年5月上期。
[6]黄升民：《2003：生死存亡数字化——分析广电媒介变局的五个观点》，《现代传播》2003年第5期。
[7]该数据无法统计，只能以20世纪末全国登记注册的无线、有线、教育台合计3280多座，平均每家电视台占有三四个频道作出数量级上的判断。（数据来自北京广播学院“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课题组，黄升民、丁俊杰、周艳：《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8]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不像人们假定各个系统那样，以构成社会运转的一个个机器零件似的目的性地存在。参见布尔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