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由于日本国内右倾民族主义抬头，不断有人包括政府官员一再否认战争罪行；审定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日美同盟再定义牵制中国的意图；中日发生东海油气田资源争端和日本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特别是小泉执政期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中日双方龃龉不断，中国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走向颇为关注。两国关系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在经贸方面，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还是仅次于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1984年中日贸易额仅过百亿美元，2002年中日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2003年中日贸易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日本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双方经济的互补性日益增强，互有需求。虽然摩擦不会消失，但双方经济合作的趋势不会改变。
2000年6月，钱其琛副总理为参加小渊惠三首相的葬礼访日，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时曾到卢沟桥参观。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之机举行了会谈，胡锦涛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建议：第一，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第三，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上述承诺。第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第五，要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交往，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曾有过一段不正常的时期。2006年安倍晋三接替小泉执政后，日中双方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高层交往的恢复，标志着持续多年的中日政治僵局被打破，中日关系重新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中日之间关系的恢复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领导人互访过程。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再到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直至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2008年5月6日至10日，应日本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后再次访日。通过这次为期五天的“暖春之旅”，全面推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09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于4月29日至4月30日间访华时称：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确保中日关系正常发展，中日首脑将实现每年互访，进而不断完善解决多方问题。如何利用这样的契机，进一步构架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成为中日双方领导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签署过《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三个政治文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领导人亲笔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这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微妙的调整期，从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共同利益出发，为造福于两国人民，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中日两国应当和平相处，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和平、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
三、中俄关系
（一）中苏关系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
苏联在新中国诞生第二天就致电周恩来，表示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10日，罗申大使抵达北京，10月16日，罗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10月31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并于11月3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国书。从此，中苏之间建立了大使级的正式外交关系。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中苏结盟在当时无论是对中国的安全形势还是经济恢复与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政府承诺援助中国建设和改造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煤炭、石油及化学工业，电站，机器制造业，国防工业及其他工业，这些都属于中国“一五计划”中的主要项目。为此，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上述建设项目，并且向中国派遣了大批专家提供技术援助。可以说，中国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以及基础工业设施和体系的建立，苏联的援助功不可没。
但是中苏两党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分歧。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全面抨击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后，国际共运发生了混乱，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观点。赫鲁晓夫为了推行“和平共处总路线”，无视中国的立场和看法，强求中国配合苏联外交的需要。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遭毛泽东坚决拒绝。在1959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赫鲁晓夫袒护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后来又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约，撤走专家，撤销援助，逼中国还债，给中国建设造成被动与困难。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推翻民主柬埔寨政权，并亲自出兵占领阿富汗，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周边安全。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中苏两国于5月18日在北京发表《中苏联合公报》。《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苏两国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二）中俄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双方的努力下，原来的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新的中俄关系。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并确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6年4月，中俄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共同呼吁世界各国就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问题开展积极对话，并愿意共同讨论就此提出的所有建设性建议。2000年7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建立的战略协作关系，协调中俄两国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2001年7月16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2年2月28日中俄双方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新中俄条约将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是21世纪指导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俄边界全长约4370公里，两国间曾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双方以有关两国边界的历史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多年谈判，分别于1991年5月16日和1994年9月3日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9年12月9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和《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2004年两国外长签署《中俄关于两国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至此，两国边界问题全部解决。
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国和三个中亚邻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哈、吉、塔还创立了“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在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的同时，2001年“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
四、中欧关系
（一）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历史上，西欧部分国家同中国曾有过十分不平等的关系。荷兰曾侵占过中国台湾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让香港；葡萄牙强行租借和霸占中国的澳门；法国和德国也曾积极参与侵略中国；八国联军劫掠中国首都北京，其中西欧国家就占了5个。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西欧发达国家相继表示承认新中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瑞典、丹麦、瑞士、挪威、芬兰与中国建交。1954年英国、荷兰与中国建立了半外交关系——代办级关系。但是，大多数西欧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曾长期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
因此，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总的来说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敌对的。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美国的欧洲盟国在中美关系解冻后，解除了顾虑，纷纷开始同中国谈判并建交。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又陷入了一个低谷。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指责并进行制裁。90年代后期开始，西欧发达国家陆续与中国恢复了正常的交往。进入21世纪，中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在越来越平等的基础上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