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业基础庞大，部门齐全，自给程度高。这种结构遇有战争，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资源和能源通道被切断时，可以利用本国丰富的资源和加工能力支撑战争。在和平时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干扰较小。苏联重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从国防着眼的，许多民用生产部门的建立也考虑到向军事生产转变的可能性。
1941年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苏联将和平经济很快转入战争轨道，为赢得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经过二次大战，苏联经济结构更适于战争情况的需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虽然对农业增加了较大的投资，提高了消费品的生产，但继续保持了这种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为苏联扩军备战，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服务。
3.苏联的传统模式的弊端
第一，否定市场的作用，使苏联经济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特别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苏联经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陷入发展战略上的被动。
第二，国家机构官僚化。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会议成灾，文件成堆，办事效率很低，官僚主义严重。
第三，完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生活。经济上统得过死，地方权力很小，缺少发展经济的活力；企业的权力太小，缺乏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职工的权力更小，缺乏企业主人翁的责任感。结果经济中浪费大，效益差，高速度、低效益，成了苏联经济的顽症。
第四，经济结构畸形化。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使轻工业、农业长期落后，影响了人民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苏联传统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固然有其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太大。在刚刚实现了低水平的工业化和十分不成功的农业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就于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显然是对苏联现实作了主观主义的过高估计。此后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都曾试图进行改革，但都没有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与斯大林一样，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都犯有超前的脱离实际的认识错误。当年，斯大林提出“已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论断，而勃列日涅夫则提出“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三个时期的提法虽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
三、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经济政治体制中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势在必行。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举行的首次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科技、经济发展和实行改革的主张。次年2月，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决定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改革适应客观需要，顺乎民意，苏联人民群众寄予极大期望。然而，最终却事与愿违，决策者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一）改革战略失误
戈尔巴乔夫仓促改变改革的重点和主攻方向，改革不是经济优先，而时匆忙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彻底削弱苏共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导致苏联改革完全失控的关键。
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确定改革方针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直到1987年末，苏联重点探索经济改革，加速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途径。这期间，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界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一直坚持的僵化观点。譬如：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会“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把单一公有制的优越性绝对化，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是多样的，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竞争；破除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长期的偏见，主张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与理论发展相呼应的是苏联颁布了一系列经济立法和规定。头三年经济改革使苏联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稳定，但国内市场供应不见好转，而且每况愈下。面对这种形势，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顺利，是由于存在“阻碍机制”，即“行政命令体制”，因此必须把政治改革“放在优先地位”，“打碎这一体制”。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的转变，从1988年起，苏联改革的重点仓促转向政治体制方面。
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但有界定：“公开性”、“民主化”的“限度是要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不许利用公开性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界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被取消了。“公开性”、“民主化”口号步步升级，直至要求苏共“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结果是听任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势力膨胀，培植了苏共的反对派。
（二）改革改变方向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从1985年3月到1987年秋，其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改进和完善苏联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8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组织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他修改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关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明确提出现阶段的战略任务不是“建设共产主义”，而是“在加速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苏联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一切优越性”。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3月苏共第二十七大上提出“新思维”主张，当时涉及的只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全人类利益”、“全人类价值”优先。1988年2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把“全人类价值”延伸到“普通的民主因素”，即不分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强调“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价值观”，表示要把“全人类价值作为政治基础”。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主张“彻底更新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这是苏联改革目标和任务根本转向的分界线。由此苏联改革改变了方向，走入了歧途。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抨击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自上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政权”、“官僚主义专横制度”，必须“彻底打碎”。两年后的苏共二十八大上，他要求“放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更新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重新认识苏共“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苏共“是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苏共几十年只为专横官僚体制服务”，故必须“根本改造”苏联制度。为打破“阻碍机制”和“根本改造”以苏共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倡议“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让它们“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和职业利益”；改革苏维埃体制，党政职能分开，突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通过修改宪法，正式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1988年夏至1989年，在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兼任改革后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1990年3月12~15日召开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总统职位法。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苏联总统独立于最高苏维埃之外，与最高苏维埃相互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协调。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把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使行政权直接置于总统控制之下。戈尔巴乔夫登上了权力顶峰，但苏共却大权旁落。
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摆脱国内危机，相反加剧了国内危机：民族矛盾骤增，分离势力甚嚣尘上；党派林立；矛盾尖锐，局势混乱，危机四伏。
（三）全盘否定历史
对苏联历史持全盘否定的立场，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外势力同流合污，是导致苏联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联盟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
自赫鲁晓夫时代起，如何看待苏联的历史，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的发展，一直是苏联和世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在看待苏联过去时，主要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停滞”。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在探讨苏联面临的困难和过去所犯错误时，把错误的根源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从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模式”。从1988年起，当苏联改革转向政治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正式揭开了官方全面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成就的序幕。把过去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说得一无是处，说那是“变形的社会主义”。全面否定苏共历史和“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助长了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里应外合的夹击中，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历史被完全否定。
（四）“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夺取了权力。但这次政变行动三天后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复出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四、苏联解体
苏联从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步步走向崩溃瓦解所经历的过程，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历程及其失败相辅相成。特别是从1987年冬以后，在“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旗号下，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抬头，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崛起，民族矛盾和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闹独立、闹分离的浪潮，直至国家联盟解体。
（一）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掀起分离浪潮
1987年，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旗帜下，结成“人民阵线”、“民族阵线”等组织，从事独立分裂活动。1989年8月，三国“人民阵线”借抗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50周年之机，组织上百万人参加“波罗的海之路”示威活动，公开打出“脱离苏联”的旗号。波罗的海三国的举动很快波及全苏。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的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共和国国语，共和国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的声明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到1989年底，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势力首先分裂了当地的共产党，进而在议会换届选举中夺取了共和国的领导权。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三国的举动在全苏引起连锁反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发表独立或主权宣言，更改国名、国旗和国徽，组建本民族的军队、警察，设立边防和海关等；一些共和国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就政治、文化、经济问题相互签约，联合对抗联盟中央。与此同时，苏联内部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冲突和动乱迭起。
面对众多加盟共和国日益严重的分离倾向和苏联濒临解体的威胁，苏共中央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提出革新党的民族政策，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坚决制止分裂苏联的行动等一系列主张，但因内外阻力未能奏效。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同意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主权实体，可以以不同形式与中央当局建立联系；同年9月，在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赞同下，组成专门班子制定了新联盟条约，原定于1991年8月20日起开始签约，但因“8·19”事件的发生而告吹。
（二）“别洛韦日协定”导致苏联解体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完全脱离苏联，各共和国掀起第二次独立浪潮，一些共和国撇开中央政府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地位。为了阻止联盟的彻底瓦解，戈尔巴乔夫提出先建立各主权国家经济联盟，再建立邦联性质的政治和防务联盟的主张，但各共和国对此态度不一，分歧颇大。12月1日，乌克兰就共和国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并选举总统。12月5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废除1922年12月30日乌克兰参加签署的《苏维埃联盟条约》，停止在乌克兰境内实施苏联法律。乌克兰和俄罗斯被人们称为联盟的两大支柱，乌克兰的独立使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构想受到致命的打击。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东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于12月8日在明斯克别洛韦日森林会晤，经过长时间秘密会谈，签署了决定苏联命运的关于解散苏联，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