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要
本节对利用内容分析的手法研究期刊中的政治元素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回顾。在叙述该领域研究的简史之后，利用拉斯韦尔传播模式（Lasswell's communication model）的改进版对目前的文献进行了分类。讨论了焦点问题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法。
（二）引言
克里潘多夫（Krippendorff）在强调作为一种工具的内容分析的重要性时阐述：它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分析期刊政治内容的一种常用方法。该综述的目的在于广泛描述该领域相关研究并找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三）历史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对部分早期著名的期刊政治内容分析进行了研究。他调查了二战期间出于法律的目的而在美国出版物上发表的以纳粹为主题的文章。《读者文摘》和《星期六晚间邮报》被用来与那些因宣传纳粹而被认为有罪的刊物作比较。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正式的或常规的内容分析才得以发展。该方法强调定量的科学手段以便逐渐获得实证的参照物，从而使描述和理论的构建目的具有普遍意义。Hofstetter，“Content Analysis.”期刊分析并不多见，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的通俗期刊上可见为数不多的有关美国和前苏联的主题或有关价值观念的政治内容的分析研究，在新闻期刊上可见政治人物的传记梗概。《时代》（Time）期刊上刊登了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带有偏见的描述。另外一项研究分析了《时代》、《新闻周刊》（Newsweek）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对1960年总统候选人的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早期内容研究被复制，使科研人员的观念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期刊编辑管理和所有权的变化及时更新并以此改进内容分析的技术手段。
近年来，严格的定量描述已经不如从前那么重要。相反，以下研究手段和内容更能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使用期刊内容来支持有关修辞研究的论点、展示在新闻媒体领域意识形态的处理方式，或者支持关于媒体描述个人的论点，如，期刊如何描述政治家的夫人，或者媒体内容和形式为何不可分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内容分析应该采取定量还是定性研究方法？
应该对内容做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的研究吗？这个问题被错误地认为两种方法互不兼容。认为内容分析应该是定性而不是定量研究的观点通常成为内容研究遭到批评的原因，但是，这种批评或许表明该研究没有做到系统化。斯坦普（Stempel）与韦斯特雷（Westley）认为进行定性的内容分析的倡导者忽视了定量研究给研究本身增添的意义元素。他们认为“《新闻周刊》在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对吉米·卡特和杰拉德·福特二人皆有参考价值，意义并不大。”引证的数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研究者还认为有关引文受欢迎的程度、他们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或是否触及受关注的焦点问题等话题非常重要。研究方法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都不重要；研究人员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对某个文本的成分进行分析。
（四）相关研究
有几种方法可以划分过去20年当中有关期刊政治内容分析的研究：列举系统、目的或引文内容。霍弗斯泰特（Hofstetter）阐述道：政治信息的内容分析可以围绕几个方法学和独立的方面来归类：抽样单位、记录单位或内容单位。
期刊分析者可能会发现最相关的研究是从引证中获取不太容易得到的个人、群体和机构的参考信息。政府官员、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历史人物和其他逝者一直是内容研究的对象。
另外一种分类方案可以围绕内容分析试图尝试的关于媒体的描述性引文为主。这当中的许多研究都对某些从政者、焦点问题、事件、制度或程序的描述方法方面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含有定性的考评成分。媒体对竞选活动的影响、公众的普遍观点以及学界刚刚开始对媒体信息的关注也成为这些研究的部分内容。主题分析是这类分析研究的主流。为了在内容与其对公众感知的影响之间搭建更强有力的联系，科研人员还将内容分析与效果研究相结合。著名的拉斯韦尔传播规则模式将被用来划分期刊政治内容分析研究类型，因为作为分类的一种方法，这个模式与内容分析具有相关性而且使用简单、方便。
1.信息的传递者
内容研究者研究“谁”发出信息时，他们希望找到证据以便对信息传递者做出推断。这些研究虽然经常使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但是也使用面谈和其他需要接近政治新闻制造者和记者的方法。这些研究调查新闻媒体与新闻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操纵”是在这些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话题，主要是权势拥有者对新闻媒体的操纵。另外一些研究则关注媒体对公众观点的操作、媒体对那些为成名而尝试各种手段的政客的操纵以及对总统如何、为何、何时充当演讲者的操纵。期刊在这些研究中总是被当做媒体形式之一而得到研究。
就内容研究的“谁”而言，其自身仍处于被分析期刊的编辑特性研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谁”作为编辑策略、编辑人员或期刊所有权的反映或许成为期刊风格的展示。当研究人员思考由谁写的什么或者由谁决定刊登什么时，“什么”或许就成为研究的核心。这类研究的目的可能是依据研究人员发现的信息自身的模式对信息的发出者或掌控者做出推断。此观点使我们进入下个话题：传播的内容。
2.传播的内容
分析传播的内容可能是内容分析最常见的应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是被传递信息的特点。或许最常用的研究概念就是“偏见”。对参政者和他们身边所发生事件的报道成为若干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社会的焦点问题一直是内容分析的目标。期刊内容研究在这些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
竞选时期的偏向是研究的主要问题。从1960年的提名方式到1972年的竞选活动以及1984年和1988年的竞选活动的照片都被分析过，且这些内容均来自期刊。在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研究人员考察了期刊对第三方候选人的有偏见性的覆盖面。1976年竞选期间，一项综合内容研究包括了作为媒体手段之一而被分析的期刊。另有一些研究者跨过竞选活动来考量对总统的有偏见性的覆盖面。
政治偏见研究遭到猛烈的批评。原因之一是“偏见”一词是最琢磨不定和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事例，“事实”或“真实发生的事情”才有讨论余地。另外，该类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一个事件的任何报道都极有可能与这个事件本身存在差异。这未必就使得这个报道有“偏颇”；这只能说“与众不同”。比较严厉的批评之一认为媒体偏见的证据不足，越复杂的研究就更容易被过分地操纵，更拙劣。而其他研究因涉及的都是个案的具体情况而不具有普遍意义。总之，内容研究没能在大众传媒的报道方面发现有规律存在的政治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