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传媒观念吸纳主要是通过议程设置来实现。传媒的这种选择性将赋予特定议题、人物或事件以显著性关照，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和利益获得保护。议程设置本身不可能对所有的公众意见进行关照，被报道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过程中，交流什么，多大范围交流，实施什么，顺序排列都是一种选择，不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聚合或过滤偏好。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性，在公众意见、传媒吸纳和行政吸纳三者之间是一个逐渐收缩的梯形模型，即行政吸纳的议题范围总是小于传媒吸纳的议题范围，二者又都小于公众意见的议题范围。就三者的关系而言，从左至右具有正向促进的功能，即公众意见促进传媒吸纳，传媒吸纳促进行政吸纳；而从右至左也具有正向激励的功能，即行政吸纳激励传媒吸纳，传媒吸纳激励公众意见（见传媒观念吸纳图）。由于行政吸纳中的决策吸纳以及立法吸纳提供的是一种具体的、强有力的保证，而传媒吸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进公众观点被行政吸纳的程度，因此传媒吸纳机制的作用在未来社会中将持续发挥作用。
显然，传媒吸纳也是促进增权的重要因素，传媒对增权的促进表现为个人、组织和社区通过传媒得以改变不同群体力量过于悬殊的状况，或直接获得更多的关照，达到控制事务的过程。由于不同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存在差异，通常在行政吸纳中，参与者总在努力地——或者是通过内部人身份或者是通过代理人身份——接近权威，以获得这种类型身份。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更多社会人群来说，传媒的意义不言而喻。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传媒把一项事务由边缘向中心传输，改变了既有的权力现状。如在城市化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往往沦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其遭遇到的相应风险所造成的利益损害如何得到补偿或救济成为该群体迫切的需要。这需要传媒将这些诉求纳入传媒议程，并影响社会政策议程，进而给这些人群带来实实在在的风险救济。
在中国现实语境下，传媒吸纳机制还源于传媒具有的权威影响以及在社会权力格局中具有的地位。按照传媒议程设置理论的一般观点，传媒的议程设置对于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主要是通过影响公众议程，进而才影响政府政策议程的。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形成。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具有特殊地位，如“准政府”的提法就是对这一现状的概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有了传媒的吸纳，一项议程才得以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传媒通过影响公众议程进而间接影响政策议程，不如说是公众通过传媒吸纳得到了政策议程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中国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分析也表明，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媒介议程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非对称性。这样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传媒具有主导性“权力”特征。
传媒吸纳的表现2003年4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起初由《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报道，进而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经济半小时》，以及《瞭望》杂志的参与，网络媒体的报道（如中新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等）贯穿事件始终。期间，即2003年5月15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的评论《绝对不能出第二个孙志刚》，议程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孙志刚事件本身，而是如何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中国青年报》当天发表了题为《三位中国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报道，报道援引上书者的话说：“这不仅是针对孙志刚的个案，我们关注的是制度本身。应建立并启动一整套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才能不断地除弊革新”。之后，《中国青年报》先后于5月19日、5月21日、5月28发表《三位中国公民上书意义重大》、《宪法学家呼吁我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全国人大法工委答复三位公民建议书》、《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存在缺陷》、《我们期待来自全国人大的声音——三位法学博士的法律思考》、《总有一天，回归到不需要暂住证的时代》、《与收容遣送有关的四个名字》、《五位法律专家针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等文章。这是典型的以事件为契机的、传媒吸纳社会观点的表现。
另一个例子是山东《生活日报》于2006年6月26日至7月27日推出的系列追踪报道——《保单陷阱》。6月24日，一个老太太的投诉电话称自己把积攒了一辈子的31845元钱当成储蓄交给保险员3年，现在打算取钱时才知道，利息一分没有不说，连本金也要被“吃掉”15884元。围绕此事件进行了系列报道：《退休老太跌进保单“陷阱”》、《包老太的投诉信》的摘要和《1.5万元如何被“吃”》。这组稿件刊出后，在市民中引起了震动，那些同样被误导引诱入保险的市民，纷纷拨打该报热线电话进行投诉和举报。仅半个多月里该报就接到了百余市民的保单陷阱投诉。不久，该组报道也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山东省保监局和省保险业协会为此紧急约见该报记者。省保险业协会将该报的系列报道剪成演示文稿，下发给所有的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针对报纸的监督进行自查和整改。7月9日，山东省保监局下发《关于山东省财产保险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的意见》、《关于山东省人身保险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山东省保险中介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的意见》三个文件，决定在保险公司自查的基础上，2007年8月至10月展开保险市场专项检查。从传媒吸纳到行政吸纳，最终使得这一较为普遍性的事件得到有效解决，相关部门出台的措施也为该类风险建立了防范机制。该例子是传媒吸纳机制推动政策议程的表现。
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时代，传统媒体如何与新媒体合作创造传媒吸纳的新局面成为现代传播面临的任务。一些传统媒体已经走在了前面，并进行了探索。2005年1月，《河南日报》开办的《焦点网谈》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在该年度中国新闻奖评奖中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焦点网谈》的办栏原则是“点击事实、网聚观点、制造思想”，相继开设了《点击事实》、《网聚观点》、《新闻跟帖》、《外地网友看河南》、《嘉宾网谈》、《搜索引擎》、《记者反馈》、《短信民声》等一系列子栏目。具体做法是每周用两个版面，把互联网上讨论的热点问题、手机短信内容进行分析和引导，在报纸上刊发。截至2006年8月，仅《短信民声》栏目就收到短信6万余条，《河南日报》累计刊发了1000多条。在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其中300多个实际问题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多数传统媒介虽已推出了手机报，但目前主要停留在提供信息阶段，但能否适时地利用这一平台推出反馈之声，增加互动从而完成更有效的吸纳呢？新华网的品牌策划之一“我有问题问总理”做了较好的尝试，这也是新华网从2003年开始推出的一个创新举措，以后成为各网站每年两会的规定动作。在2005年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就提及“网民给他提了几百个问题令他感动”。作为对该行动的深化，新华网与中国移动联合在2008年的两会报道中推出“亿万手机读者向总理提问，为总理分忧”活动，结果收到用户留言达到50多万条。2009年2月28日，中国政府网显示，网民在这一天通过网络与温家宝总理的交流提问达到14003页，其计210039个问题。可见，综合利用新媒体将开创传媒吸纳的新局面。
传媒吸纳的不足由于传媒吸纳机制是一种选择性机制，主要是通过议程设置来实现，因此其不足也主要表现为议程设置的不足。表现为关注的视角（当前的还是未来的）、关注的广度（单一还是综合）、关注的时长（持久关注还是短暂关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现实报道中，传媒吸纳的不足主要体现为过分关注当前、关注的广度比较单一、缺乏对一些社会风险进行持久关注。以关注广度比较单一为例，如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下，尽管从1996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都在增加，但二者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由于生产资料成本上升的原因，农民相对有限的增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有研究者通过对《人民日报》“三农”报道的调查分析后指出，1997年至2004年的报道关于“减产”、“减收”、“增产不增收”的报道总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的结果是，报道中较少看到农民的苦恼，较少看到农民面临的重要问题，较少看见城乡越来越大的差距。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因为“偏颇”并没能够给农民带来有效的增权效应，反倒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蒙蔽效应。
传媒吸纳对行政吸纳的促进鉴于传媒吸纳机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推动行政吸纳，因此从更积极的社会风险治理来说，传媒吸纳除了在关注的视角、关注的广度、关注的时长等方面进行适当调整外，传媒的报道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对风险个案津津乐道。比如1998年8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考生陈凤以621分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因家中受灾，很担心自己不能上大学。节目播出后，中央有关领导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一定要解决陈凤的入学问题。随后，多家单位和不少个人伸出援助之手。西安交大发出传真，表示免去陈凤全部学费。于是，陈凤的困难得到有效解决。从这则报道以及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的事情中，很多人都会感到传媒的力量，受到一次美德（包括信赖、爱心）教育。但是，在同样遭受灾害的省份里，不只有一个“陈凤”。如果人们（包括《新闻联播》）只是呼唤美德（信赖、爱心），1998年9月3日，《中华新闻报》登载的、署名为张芬之的《传媒伟力及其他》一文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并不能解决更多的“陈凤”上学问题。因此，还（甚至更主要地）应当采取一些制度性的举措，如无息贷款、学校免费制度（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和协调）、奖学金制度、灾难补助制度、贫困补助制度等。对中央电视台这样具有足够推动行政吸纳能力的国家级电视台来说，在进行传媒吸纳的时候更需要经常如此考虑。其实，在传媒的其他报道领域，政府相关领导也强调制度建设的必要。如2006年3月15日，《楚天都市报》的《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中，在谈到保证公共权力正确行使的时候，温家宝就指出，传媒应特别聚焦于制度建设，以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二、传媒评论
传媒参与社会治理的第二个重要的机制就是评论机制。评论在现代汉语中是批评议论之意。因此，评论的过程既涉及到真假判断，也涉及到是非、价值判断。传媒评论机制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论坛，对社会事务、现象、问题进行真假是非判断。对评论对象所涉及的主体（这里主体可能是个人、群体、组织，以及政府）而言，传媒评论表现为对之形成相应的客观效果：使之获得更多（少）的社会支持，或更高（低）的声誉评价。有时候声誉与事实是分离的，有时候二者又是相关联的。在分离的情况下，事实仅仅涉及真假，不涉及主体声誉。在关联状况下，事实直接成为支持或削弱主体声誉的根据。
媒介寻租的研究从反面证明了传媒评论机制的存在。媒介寻租着力揭示由声誉带来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对整体社会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相关社会利益主体（如政治家、利益集团、广告人、观点制造者等）利用观众对媒体的关注来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其中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声誉），包括传播有利信息和控制不利信息，从而引起媒介租金和寻租的行为。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曾发生媒介寻租行为。有媒体报道称，三鹿集团在出事后，并不是迅速回收问题奶粉，而是让网站协助屏蔽掉负面新闻。
但传媒评论机制发挥作用受制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空间、传媒的覆盖程度、传媒的权威性、报道的累积性以及报道技巧。通常，政治机会空间越大，传媒评论机制作用的自由度也越大；媒体的覆盖面越宽，接触公众的可能性越大；传媒的权威性越高，越容易使得人们相信其提供的信息真实和评价合理，而无需首先质疑其真实性和公正性，并迅速加以认同；如果多种传媒叠加报道，或者同一传媒持续对某一对象进行报道会产生评论的累积效应；传媒通过适当的组织技巧，如在文本中报道框架的组织、侧重点的选择、价值观的依赖、修辞运用等达到对情境的“共同定义”，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话语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