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很多，本处依据世界银行1999年提出的社会风险管理理念（认为风险管理的参与者包括个体、家庭、社区、NGO和市场制度、政府和国际组织，甚至世界性共同体）加以探讨，但限于讨论篇幅，主要选取政府、公民、企业加以论述。本文考虑到不偏离传媒与“治理风险”这一主旨，因此更多是从传媒对以上主体的行动风险进行约束以及增加其他主体参与能力的角度进行探讨。但针对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在论述的时候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同时，尽管社会治理诸主体间可能存在多重关联性和制约性，但出于论述简化的需要以及突出传媒的意义，除非论述的必要，并不特别关注多重关联性和制约性。
第一节传媒与政府
按照现在流行的政治学观点，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但又不是一个毫无分化的事物。政府自身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提供服务者，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特利益。这实际上这是西方学者对政府的批判性理解，联系社会现实来看，这样的批判也有一定的意义。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中，客观上存在一定冲突。在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一定利益纠葛，包括权力大小、资源多寡等。虽然如此，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尽管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适当地用于对政策风险控制的分析，但不能毫无批判地用之。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依赖于政府的有效治理模式、对社会资源的组织和分配，政府因而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性，一方面使得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力与管理控制力，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将不良的风险后果进行单一归因：唯政府过失。因此，消除或减弱政府行为导致的风险，增加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是社会风险语境下社会治理考察的应有之义。由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发生的，因此传媒与政策风险控制就成为社会风险治理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传媒与政策风险的控制这里的政策特指公共政策。
政策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它是国家机关、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政策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加以理解。静态角度强调作为结果的政策，将政策看做是关于政治和社会重大问题“争论和参与的终止”。从动态角度，亦即从过程论的观点来看，政策是国家政权系统以及其他相关参与者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形成、决策实施与反馈的过程。该定义参考了严强等关于政治决策的定义，政策议程有一个形成过程，因此涉及到促进政策议程形成的问题；政策是专业性较强的活动，因此涉及到政策的科学性问题；政策关系资源分配，因此涉及到政策利益性以及相关利益的表达问题；政策也是实施活动，表现为政策一旦实施将会赋予一些实践以正当性，而对另一些实践产生约束控制，因此涉及到正当性贯彻得如何，约束控制是否有效的问题；由于人类知识的相对有限性，加之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因此形成的政策也存在不完备性，存在修正和完善的必要。这样，传媒对政策风险的控制主要围绕上述展开。
政策议程的创建
在当代中国，促成政策议程创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政治领袖、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广泛的民意以及大众传媒。传媒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进行议程设置，从而推动政策议程创立；传媒也可以与政治领袖、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民意之间进行互动，从而促使政策议程的创立。
传媒的直接调查可能引起政治领袖的注意，使得该风险进入政策议程。1995年12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哈尔滨市生猪屠宰市场混乱，个体屠宰点卫生条件差、人民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不久，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致电黑龙江省委书记，指示“要对人民负责，下决心抓好”。第二日，黑龙江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不久，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等禽畜屠宰检疫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之后，各省市区以及各级政府陆续发出相关通知，作出工作部署，出台相应政策。于是，全国生猪屠宰市场管理的混乱局面显著好转。
传媒与危机事件的互动。2003年春节前后从广东开始，后来在全国26个省份都出现非典型肺炎。传媒在中后期不仅对该事件进行充分报道，还以此为契机呼吁政府信息公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得益于该呼吁。该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同时，条例还规定了除政府外的其他信息公开主体，即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传媒与民意的互动。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由于房屋售卖问题、房屋质量问题、物业管理问题层出不穷，契约双方冲突不断。传媒也将该类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加以报道，最终敦促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政策，与此有关的风险也因此大大减少。
政策形成
政策形成指的是国家政权系统以及其他相关参与者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形成决策的过程。政策的形成涉及到政策的民意表达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形成中对民意表达的强调反映了社会治理思路的转换，即从提供者思路转向国民主权思路。简而言之，提供者的逻辑强调的是“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国民主权逻辑强调的是“我要我所要”。就本质上而言，后者主张倾听公众的自身想法、主张公众的参与。这个概念源于日本社会活动家大前研一的观点。他在论述战后日本国家管理的时候就指出，战后日本由于物质匮乏，所有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思路构成的。农林水产省的任务只需要能继续填饱国民的胃，显然，这种批判对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启示作用。中国少部分政府机构缺乏从民众本身角度出发进行更多考虑，导致一些费尽心思的做法有时候不见得受到民众的欢迎，甚至造成劳民伤财。
政策的有效性包括目标合理、途径的优化、操作的可行性、利益协调、渐进性把握等。要进一步达成这样的结果，需要社会广泛地参与和民主科学论证。有研究者通过集中关注参与过程的人们及其行动，获得了政策的两个维度：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垂直维度体现为政策的统治（rule），强调权威性决定自上而下传达，决策者选择那些能够使他们支持的机制得以最大化的行动路线。这个维度强调工具性的行动、理性选择和合法性权威的力量。水平维度是在行动构建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政策，它关注不同组织的政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维度的观点认为，政策操作既在这些界限之内发生，也横跨了组织的界限而发生，存在不同组织参与者之间形成的默契和承诺的结构等问题。政策的两个维度不能互相替代，但却可以互补。一方面，权威性决定的实施要求等级性权威序列之外的其他相关者的合作。另一方面，水平层面上达成的共识性谅解必须通过垂直维度得以施行。
政策的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图（引自《政策》书）
为确保这一过程有效进行，传媒的意义在于提高社会对政策对象的关注度，提供相应背景知识，坚持平等协商原则，披露和重视各种政策设计和观点，真正实现可选择下的政策抉择。通过此举，增进目标合理、途径优化、操作可行、利益协调、渐进性把握等。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其中的一个显著事件是“郎（郎咸平）顾（顾雏军）之争”，以及后来的“郎张（张维迎）之争”并显示了传媒参与下的争论的意义。同时，对这一争论过程的更多描述也显示了政策的有效性何以达成。
郎咸平是长江商学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他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顾雏军是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10月收购科龙电器，但涉嫌违规挪用科龙电器资金。2005年5月，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05年8月1日，顾雏军在北京被拘捕。顾雏军的观点代表了部分企业经营者的观点。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以其为代表的一批新自由主义派主流经济学家们指责郎咸平等人是对企业制度改革的否认。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的演讲，瞬间演变成一场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大讨论，网络广泛传播了这一讨论。8月25日，郎咸平在凤凰卫视《财经今日谈》中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后，8月26日继续就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了探讨。郎咸平指出，产权改革的目的，不是说简单地盘活资产这么简单——那只是一个手段，产权改革目的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要以全国老百姓利益为前提，绝对不允许说改革就是要盘活国家资产。把它交给私人，那样可以做得好，可是做得好的下一步呢？8月27日，凤凰卫视的报道称：“最近，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正组织相关学者要讨论国有资产是不是严重流失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要讨论由郎咸平教授所提的目前产权改革方向存在的错误，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的问题。”8月28日，由中国企业家论坛组委会、香港总商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作为反方代表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在演讲中指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的一种舆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的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9月7日，郎咸平、邵振伟等经济学人在北京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再次呼吁管理部门应立即叫停MBO及其他类似的产权改革，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MBO（management buy out）的含义是指管理层收购。在这次主题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发言中，郎咸平指出，在中国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所谓“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郎咸平认为，这样的改革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