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以四川省汶川县为震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8级地震（之前认为是7.8级，尔后加以了修正）。此次事件与2003年的“非典”事件不同，主流媒体明显地表现出强烈的传媒自主性和对民众信息需求的尊重。这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传媒报道的制度性空间：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处置情况作好后续发布工作。”2007年，全国人大修改《突发事件处置条例》，删除“媒体不得擅自进行有关突发事件的报道”的条款。当日14时46分，新华社发出了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这是国家通讯社发出的第一则地震报道，当时尚未确定震中、震级。
14时55分，成都市交通文艺频率直播“我们在一起”；15时2分，中央电视台的整点新闻播出了第一条关于地震的新闻；这是由播音员耿萨播报的，整点新闻打出了“突发事件”小窄条，并且这是未经请示的举动。这在及时报道而不是及时上报方面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5时4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地震局传真后立即插播地震消息，并滚动播出后续情况、救援报道新闻和抗震小知识。15时2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断正常节目，现场直播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众志成城”。15时50分，新华网先后迅速地发布了政府行动的消息：总参谋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都军区已派出人员前往震中了解情况；15时55分，新华网发出快讯：胡锦涛总书记作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火速赶赴灾区；16时，新华社消息报道民政部从西安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紧急调拨5000顶救灾帐篷支援四川灾区；16时35分，成都4个广播频率并机播出；19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全天24小时的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22时，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开始在综合频道与新闻频道同步并机直播；13日零时，四川卫视中断所有节目，24小时直播汶川地震特别报道；13日7时，东方卫视推出大板块特别节目；同一天，重庆卫视开始播出“大爱中华行，汶川地震震灾报道”；同一天，北京卫视每晚7时30分播出90分钟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也就在这一天，中新社发了400多条原创新闻，中新网发了4000多条消息。
15日起，东方卫视进入全天直播；16日起，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主题转向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从而体现出了明确的阶段意识。传媒的迅速行动不仅及时地传递了丰富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消除社会恐慌，而且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作用。
中国传媒在这次的报道中，也让境外传媒刮目相看。有专业人士指出，中国传媒的“此次报道量之大，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间。大量的现场直播，大量的图片、新闻，且持续时间长，把境外媒体的报道优势压了下去。”虞宝竹：《我们这样报道灾难——郭招金谈中国新闻社抗震救灾报道》，《澳大利亚人报》的题为《大灾难改变了中国的脸》的文章在肯定了中国传媒整个报道的开放性、及时性之后，还评价道，“中国官方媒体曾以正式、古板和极度政治正确性著称。但是，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有个体故事，还有关于和困境搏斗努力生存的、英勇救灾的、悲剧性损失的故事以及极具巧合性的故事”。最后，文章还认为，中国记者和志愿者展现了中国发展为真正公民社会的潜力。
传媒的动员力在这次地震灾难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四川成都交通台在直播中呼吁市民捐助水、食物和药品等紧急物品，市出租车正是在其呼吁下组织了100辆的车队赶赴都江堰救助伤员。中央电视台也在当天报道了灾区伤亡惨重，需要血液和医药。于是在诸多媒体的呼吁和号召下，全国许多中心城市的血库在第二天就被志愿者捐献的血液挤满，许多医药企业也转产灾区急需的药品。央视的抗震救灾晚会一次性就募集到15亿元的善款。从5月15开始，地方电视台也纷纷开展赈灾晚会，截止到5月25日，上海、湖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卫视均有至少一场的赈灾晚会在黄金时段播出。全国各广播台也积极地联合社会部门赈灾，仅全国45家主流广播媒体通过交通广播的捐献总额就达到2.7544亿元。可以说，形成“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社会局面与媒体间的联动和对社会的动员密不可分。在这场报道中，媒体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以电视为例，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于5月21日至25日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2072个样本调查表明，53.23％的民众是通过电视在第一时间得知地震消息的，95.37％的人通过电视了解相关信息，81.95％的人认为电视是了解地震相关信息最重要的媒体。显然，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更多媒体和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参与。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在谈到媒体间的联动的时候就总结：“抗震救灾的报道，一是全国电视台之间的密切合作，二是部队系统的大力支持，三是海外华语媒体的充分协作，四是网络媒体的充分联动。”
二、震灾中的中西传媒行动比较这里之所以采用的是地震中的中国传媒，原因是中国传媒在这次报道中相对而言受到的制度性约束较少，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媒的行动潜力。由于资料的原因，在选择西方传媒报道案例的时候，个别的候选择了非震灾的案例。由于西方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其报道的方式、理念基本是一致的。因此，这样的比较分析仍然有效。
中国媒体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事件中的缺失之后，集体性的反思成为该群体专业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特别是以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东方卫视为代表的电视媒体，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联合体为代表的广播媒体，以及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纸质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传媒在这一年的表现不仅凸现了传媒的核心价值，也被认为是“为尊严而战”的一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里程碑”。诸上评价见胡智峰、方汉奇等在“当电视遭遇灾难——中国电视媒体突发事件应对高层论坛”的发言，2008年7月5日，北京。
限于篇幅，确实如此，中西传媒的比较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展开。如有研究者就对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结果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参见万生云：《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如果真的是如研究者分析的那样的话，尽管这样传播的好处是让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一灾难事实，但无论是激发人们的参与和对灾难的反思来说，都会显得情感的动力不够。接下来中西传媒比较主要从传媒报道的平衡性、传媒报道中的社会情商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些具体的策略，从而为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传媒报道的平衡性
传媒报道的平衡性包括：传媒心态的平衡性、宣传框架内外的平衡性、向灾民传递信息与向非灾民传递信息的平衡性。
传媒的心态可以通过对报道对象的选择直接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如何选择优先报道对象。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晚，《新闻联播》在报道这次事件的导语中提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指示，并在节目开始播放了温家宝总理在飞机上的讲话。如果据此就得出“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非常重”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话，一些研究者就认为这样的报道安排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其实，对任何国家而言，一个全局性的灾难当然要十分关注社会的主体动员者——政府高层决策部门及其意见，因为他们直接决定了施救工作的主要方向、重点。就像2008年年中发生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风险事件中，美国人最关注的是布什以及国会处理这次风险的态度。那么整个报道的编排方式确实存在一些缺憾。该报道编排如下：概括性的地震介绍——政府高层的关注和解决方案——相关部门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各部门积极响应救灾工作——全国各地的支援——连线央视记者描述灾区情况——预防工作。实际上，任何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发生都存在两方：施救者和受灾者。由于在特殊的情境下，施救者往往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而受灾者则备受局限。但这并不能成为在传播意义判定“地位”高低的标准。
与中国做法有些不同的是，CBS当晚对美国国内的龙卷风灾害状况的编排如下：受灾状况——受灾群众的反应——对灾民的影响——采访相关部门。实际上，即使是去救灾，但也多关注受灾者本身以及他们的反应，而不是集中于“去施救的我们”。可以说，具体报道的处理方式侧面地反映了报道者（包括编辑者）的潜在心态。同这样的报道理念相一致，西方传媒对报道对象的优先选择自然同国内媒体存在一定差异。大概与中国媒体同步的时间，《洛杉矶时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主要报道了最关切的学校、医院和学生的命运，以大版面报道了都江堰聚源中学的900余名学生遭掩埋，只救出来50多名学生的新闻。
该报道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美国民众中激发了巨大的同情心。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因为1997年1月18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适时报道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团结抗灾。要突出地报道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和救灾工作的关怀，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奋力抗灾、生产自救和各地区、各部门互相支援的先进事迹。”据此，人们会认为这项规定已经确定了报道的优先对象。但优先不等于一定意义上的缺失（或被替代表达），整体报道的优先也不等于局部报道的优先。有效的处理方式不会削弱这项规定的有效性，还会更“有效地”贯彻这一规定。从而，在中国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西方媒体用“人的价值和生命”来衡量中国各方面行为之间寻找到共性的同时，也可以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传播反效果。
